首先，从生产率的角度来考察高低技能互补。我们用2005 年的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考察城市高技能比例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结果见表6。表6 显示，当城市高技能比例增加1 个百分点时，高技能的小时工资会增加6. 11 个百分点，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会增加7. 17 个百分点，增幅略大于对高技能者的影响。另外，如果我们将低技能劳动力细分为具有高中学历和大专学历的中等技能者和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低技能者，同样发现，城市高技能比例对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增幅最大，和其它的文献类似( Glaeser ＆Lu，2014； Moretti，2004) 。因此可以认为，在城市内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
其次，从就业量变化来考察高低技能互补。如果初期高技能劳动力比例的增加，不仅会促进下一期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也同时会促进低技能劳动力比例的增加，则说明高低技能存在互补。我们利用2000 年和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考察具体情况，结果见表7。结果发现， 2000 年高技能比例增加1 个百分点，则在2000 年到2010 年之间，高技能比例显著增加1. 129 个百分点； 中等技能劳动力显著减少1. 479 个百分点； 低技能劳动力则会增加0. 351 个百分点，但不显著，不过系数的t 值已经大于1。因此可以认为，在城市内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类似情况在美国也出现过， 1970 年到2000 年期间，城市的初期高技能劳动力比例导致后续10 年内高技能劳动力比例增加的同时，低技能劳动力比例也在增加( Berry ＆ Glaeser，2005) 。
在企业层面同样可以看到技能互补现象。技能互补会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面对异质性的劳动力，企业在雇佣决策时就必须考虑异质性劳动力之间是否存在互补性。异质性的劳动力之间的交流会产生外部性，同时也会存在沟通成本，只有当正外部性大于沟通成本时，即只有当异质性员工之间存在互补时，企业主才会增加员工的多样性。一般而言，不同教育程度的员工产生的正外部性大于沟通成本，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而年龄、种族等异质性的影响则相反( Garnero ＆ Rycx，2013) 。梁文泉和陆( Liang ＆ Lu，2014) 利用2008 年经济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当企业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内就会出现高低技能互补。
技能互补的存在就可以解释为何高低技能劳动力会共存于城市中。反过来，城市的发展会如何影响技能互补呢? 大城市中，具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具有更强的人力资本外部性，这必然会促进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与此同时，大城市也可能影响高低技能之间的互补性。大城市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但平均技能水平和小城市却相差无几( Bacolod et al． ，2009) ，而且大城市间的技能水平具有更大的方差( Gautier ＆ Teulings，2009) 。埃克霍特( Eeckhout et al．， 2014) 首次从城市经济学角度来考察技能互补，并利用美国数据分析大、小城市的技能分布，发现在大城市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而中等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则更低，这充分说明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
我们利用2005 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对比不同城市间的技能分布情况来考察高低技能互补情况。我们将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定义为高技能，大专和高中学历者定义为中等技能，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者定义为低技能，然后直接看大小城市间这三类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对比，具体情况见表8。我们得以知道，大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 785 年，而小城市的为8. 465，二者之差为1. 32，在1%下显著。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大城市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者，但低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却更低。美国的情况与表7 的情况相反，美国的大城市具有更高比例高技能者的同时，也具有更高比例的低技能者。
如果以实际工资来衡量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并考察城市内劳动力的技能分布，结果见图1。从右图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大城市的技能分布具有“厚尾”性质，这意味着具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而中国大城市的技能分布则是完全右偏移，这意味着大城市拥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和更少的低技能劳动力，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是偏向高技能的，具体情况见第四部分的详细讨论。
可见，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使得大城市中不仅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也可能会有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为什么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 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
一是劳动力分工。当市场容量增加的时候，劳动力的分工会更为细化，劳动力彼此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更容易出现技能互补。
二是人力资本外部性。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会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周围劳动力的生产率。
结合以上两点，可以说明存在劳动力分工时，不同技能的人会从事符合各自比较优势的职业，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会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也会促进低技能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大城市会促进高低技能互补。我们的研究发现，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会出现在大企业内部，但大城市的促进效应并未明显强于中小城市( Liang ＆ Lu，2014) ，但大城市却的确更可能通过促进企业间和行业间的外部性来促进高低技能互补( 梁文泉、陆铭，2014) 。
三是消费外部性。就业工资的上涨会增加从事家务的机会成本。对于高技能劳动力而言，从事家务的高机会成本会促使其将家务活动外包给从事家政、餐饮等消费型服务的低技能劳动力。同时，收入水平的提高还会增加其它诸如医疗、艺术、法律等的服务需求，而它们的从事人员主要是高技能劳动力。大城市会通过外部性、分享和匹配等机制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将更多的家务活动外包，同时增加对消费型服务业的需求，进而会增加消费型服务业的就业量。据估计，城市中每增加1 个高技能岗位，就会增加5 个消费型服务业的岗位，其中2 个是医疗、艺术、法律等高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3个是餐饮、收银员等低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 Moretti，2012) 。
四、户籍制度抑制技能互补
大城市通过共享、匹配和学习等机制提升劳动力收入的同时，也会增加生活成本。通过权衡可得到的收入和相应的生活成本，劳动力选择不同的城市以获得效用最大化。在劳动力自由流动时，同类技能的劳动力在不同城市之间会获得同等的效用水平，进而达到空间均衡。一旦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方面劳动力无法流动到本可以获得更高效用的城市，造成效用损失； 另一方面劳动力可能会为了某些特殊利益而迁移到特定城市，或者会为了享受既得利益而滞留在特定城市，造成扭曲。
从图1 中，我们知道美国的大城市中集聚了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而中国大城市的技能分布整体向右平移了，说明了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却没有更高比例的低技能劳动力。对比美国和中国的情况，我们认为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的户籍制度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提高了低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动和定居的成本。
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缺乏所在城市的户籍，会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面临种种歧视( 陆铭，2011、2013) 。户籍制度是偏向高技能的，它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户籍制度基本上不会阻碍高技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更常见的情况却是高技能劳动力为了享受户籍背后所包含的公共服务，宁愿让渡部分工资以获得大城市的户籍，而不是到其它城市寻找更为匹配的工作，这种人力资本在空间上的错配必然会有损整个国家福利。其二，户籍制度阻碍低技能劳动力自由流动到收入更高和就业机会更好的城市，这不但导致个人福利无法得到改进，而且也会抑制技能互补进而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
首先，户籍制度改变不同城市的技能分布。从图1 中，我们已经发现中国大城市的技能分布是右偏的，大城市相比于小城市并没有吸引更高比例的低技能劳动力，而这多大程度上是由户籍制度带来的，却是需要回答的。我们参考费尔波( Firpo et al． ，2009) 的研究，将影响技能分布的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见表9。表中的落户门槛指数是借用吴开亚和张力( 2010) 的研究，指数越高则说明落户难度越高，户籍限制越紧。结果表明，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比如处于技能分布10 分位点的低技能劳动力中，落户门槛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户籍指数越高，处于10 分位点的技能劳动力来自大城市的比例会降低； 而对于高技能劳动力，比如处于技能分布90 分位点中，落户门槛指数显著为正，意味着户籍指数越高，处于90 分位点的技能劳动力来自大城市的比例会提高。因此，户籍制度确实会导致城市中集聚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和更少的低技能劳动力。③
户籍制度影响了城市的技能分布，进而会抑制高低技能互补。梁文泉和陆铭( Liang＆ Lu， 2014) 考察了企业内的技能互补情况，并分析户籍制度对企业内技能互补的影响。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员工更容易落户，因而在落户更难的大城市中，国有企业就更倾向于用本地的低技能劳动力来替代外地的高技能劳动力，这必然会造成国有企业具有更低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实证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内不容易出现技能互补，并且大城市更不容易出现技能互补。而一旦控制城市的落户门槛指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企业内技能互补的差别会缩小； 不同城市之间在企业内技能互补方面的差别也大大缩小。结论表明，户籍制度的确会抑制企业内的技能互补。
此外，当存在户籍限制时，外来移民( 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 无法在大城市落户，无法享受所在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只能将老人和小孩留在老家，并且导致妇女更多地留在老家照顾老人和小孩。家人分离一方面会影响孩子的教育、成长和老人的健康； 另一方面会导致外来移民更多地将工资寄回老家，进而降低所在城市的消费需求和本地居民的工资。我们利用CHIPS2002 年移民的样本算出城市每个移民寄回家钱的均值，然后乘以2005 年的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中每个城市的移民数量得到每个城市中移民寄回家钱的总额，然后估计它对本地居民工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移民寄回老家的钱每增加1元，会使得城市本地人的工资减少0. 2 元。其中的原因在于移民寄回家的钱越多，则在所处城市消费的钱越少，减少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城市岗位的增加，会减少城市移民的就业量，也会减少本地居民的工资。考虑到城市移民大都是低技能劳动力，我们认为户籍制度会通过减少消费外部性来抑制城市内的高低技能互补。
五、结论
本文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考察中国城市的技能分布及变化情况，得到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首先，高技能劳动力是城市发展的引擎，它会促进城市工资提升和人口增加。背后的原因在于高技能劳动力不但自身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且也会产生可观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提高其他居民的劳动生产率。
其次，高技能劳动力不是城市发展的全部，它也离不开低技能劳动力的存在。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并且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使得大城市中不仅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也有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
最后，我们发现，偏向高技能劳动力的落户政策使得大城市具有相对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却具有相对更少的低技能劳动力，进而抑制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和高低技能互补，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和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本文的结论说明，如果错误地认为城市化过程中产业的升级换代只需要更高生产率的高技能劳动力，却忽略与高技能者互补的低技能劳动力，则必然不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中，服务业是大城市发展的关键，而低技能劳动者是消费性服务业的供给者，若将低技能劳动力排斥在城市之外，对经济发展和城市竞争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更巨大。
城市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的自由和多样性。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不利于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并进一步危害城市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本文结论对应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创造条件促进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也要逐步有序地减少直到消除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制度性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