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关于什么是共同富裕目前已经初步形成共识。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而是要在不断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然而，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和做法，尤其是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则仍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当前仍存在一些看似促进共同富裕却有损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做法，而这主要是由于对中国当前地区和城乡差距的起点认识不足，并且在讨论中缺乏空间均衡的整体框架造成。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基于空间均衡的视角，对当前存在的地区间人口和经济差距的趋势进行分析，强调了当前存在的明显地区差距主要是因为人口空间布局调整滞后于经济活动空间布局调整。因此，应该进一步推动构建统一大市场，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从而推动中国走上“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和“在发展中营造动态平衡”的共同富裕之路。
统一大市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一）统一大市场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在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构建统一大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从长期来看，经济结构中的消费和投资之间存在“黄金律”。也就是说，投资虽然在短期内能带来经济增长，但如果缺乏消费的支撑，长期来看会由于需求不足而使得投资回报率下降。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过度依赖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由于国内消费不足，出口成为消耗产能的主要方式。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这种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这也是2012年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的重要背景。当前，虽然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相比于其他大国仍然较高，但外贸盈余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降到了1 %左右，这也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转变成了以内循环为主的状态，国内大市场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因此，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可以通过减少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降低贸易成本，从而实现以国内大市场促进大循环的良好发展态势。
除了长期视角，大国的经济发展也要兼顾全局。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有利于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而在所有生产要素中，劳动力尤为重要，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将促进城乡间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在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中，不同地区也将依据自身比较优势走向分工协作的道路。一些地区的地理区位和人力资本条件较好，生产要素不断集聚，最终成为国家经济的增长极；而另一些地区的发展条件相对不足，则可以发挥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的功能，当地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将不可避免地流出。当然，从国家全局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使相对落后的地区共享发展的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实现全局发展、促进不同地区分工协作，更离不开构建统一大市场。
总的来说，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大国内部市场整合和区域分工的关键，在地区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只有不同地区的各类要素能够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才能充分发挥大国规模优势。也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大的经济体推动建设统一大市场对于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美国的国土面积和地区差异与中国类似，然而其生产要素和商品可以更加自由地跨地区流动，这一完善的统一大市场建设也促使美国经济实现腾飞。与之相比，欧洲由几十个大小不一的国家组成。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一体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就，地区间的人员往来和资金流动比较通畅，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内部在文化等方面仍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在东西欧之间，这也使得欧洲的统一大市场建设明显落后于美国，经济的发展明显不如美国，同时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也十分明显。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有着构建统一大市场的文化和历史基础，但也需要进一步推动制度改革，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大国规模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共同富裕之路
在“蛋糕”不断做大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更要“分好蛋糕”，这意味着必须要不断缩小城乡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就是经济活动和人口的空间布局应趋于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分布主要受到经济规律的影响，而人口的分布主要取决于历史起点和人口流动条件。在这一前提下，统一大市场下的要素自由流动，尤其是人口的自由流动，将是促进人口分布不断向经济布局趋近的关键，这是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在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少数地区集聚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这一过程中，地区间的平衡发展需要从关注地区之间经济总量意义上的平衡（均匀分布），转为关注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均等化，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的重要体现。在现实中，人们总是在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只有当地区间在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上达到大致均等时，劳动力的流动才会达到稳定的状态，这就是“空间均衡”的状态。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经济和人口虽然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但每个地区在全国的GDP份额和人口份额大致相当，因此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均GDP是大致均等的，这便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共同富裕之路。在实际生活中，不同地区的人均GDP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因为较发达地区通常存在更高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从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角度来讲，地区间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对平衡了。
从国际经验的角度来看，在统一大市场下，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少数优势地区的集聚，各国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城市间的人口集聚程度明显低于城市间经济的集聚程度，最终表现为人均GDP的地区差距较高。值得说明的是，近20年来，中国的人口空间布局正在持续调整，集聚程度不断提高，最终促使人均GDP的城市间差异不断缩小。可以说，中国不断在向“在发展中实现相对平衡”的方向迈进。从这一点出发，当前中央提出的构建统一大市场，恰恰是通过畅通劳动力等要素的国内大循环，推动地区间缩小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统一大市场建设
统一大市场下的要素流动和集聚有助于实现“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兼顾，最终达成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然而，不同地区有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这使得构建统一大市场需要同时考虑空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因素，最终可能会导致一些违背统一大市场的做法被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为了更加直观地讨论统一大市场对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本文将结合一般均衡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本文基于人口空间均衡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地区间实现共同富裕的等式，如方程（1）所示。其中，欠发达地区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对应农村、小城市或者内陆地区，而发达地区则依次对应城市、大城市和沿海地区，P代表国家总人口，U代表发达地区人口。当一个国家内部实现了共同富裕，则方程（1）的等式成立，这时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大致相等，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从国家内部分工的角度来说，发达地区通常发展的是现代经济体系，比如说制造业、服务业，其经济总量不断成长的动力来自技术进步和要素的积累，而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也主要取决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欠发达地区则代表经济发展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主要发展农业、旅游、自然资源等行业，其经济总量受资源总量的约束，主要发挥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功能。
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发达地区在技术进步和要素积累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经济增长和推动力时，必须要通过人口流动才能继续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兼顾的。也就是在方程（1）中，当方程右边的分母不断增加时，只有U的增加才能维持等式成立。这意味着，在国家总人口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欠发达地区的人口不断向发达地区流动，才能让发达地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吸纳更多人口，地区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大概保持均等的状态。面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人口流动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此时存在着“动人”和“动钱”两种政策导向。在实践过程中，欠发达地区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即在欠发达地区存在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这使得人口不能自由地流动到发达地区，两边不会达到绝对的均等。在方程（2）中C(u)表示人口流动的成本，主要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技术和管理的水平所导致的，比如说污染、拥堵和高房价，因此实际上在空间均衡的状态下两边所达到的不是绝对的均等，而是一种相对的均等；另一方面是户籍等制度导致的，这也是在构建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破除的劳动力流动障碍。
如果发达地区的现代经济不断发展，其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持续上升。这时如果没有构建统一大市场，也即C(u)很大，那么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无法流动到发达地区，为了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就需要中央层面向欠发达地区进行支持，也就是选择“动钱”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当前的做法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用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来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二是给欠发达地区提供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然而，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地理区位往往远离大港口和大城市，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农业、旅游、自然资源）受到资源总量约束，所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发展经济、创造就业的空间比较小。如果欠发达地区要做大短期的经济增长，往往需要加大投资，甚至不惜以借债为手段，其发展的产业往往偏离本地比较优势。从长期来看，这些偏离本地比较优势的投资难以使欠发达地区形成有竞争力的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反而很有可能因为借债发展，投资回报低，而逐步累积起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因此，在没有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共同富裕，欠发达地区则会陷入过度依赖转移支付和政府债务的情况，这也与中国近些年的现实情况相一致。
打破构建统一大市场的体制和观念障碍
由于当前仍然存在着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思想误区和制度制约，政府在很长一段时期倾向于采用“动钱”的方式促进共同富裕，但这阻碍了商品和要素在空间上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制度改革的具体方向，并走出思想误区，从而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在要素市场中，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尤为明显。除了要素市场外，中国商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商品的流通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进步。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地区间产业同构的现象在2005年后反而出现了恶化。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省际的边界效应也仍然在阻碍着地区间的贸易。当前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中一体化程度不足的现象，除了受到过去体制的影响外，还与地方政府对做大当地经济总量的激励有关。
除了过去遗留的制度因素外，当前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些思想误区，不利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其中对于人口流动的认识误区最为普遍。在人口流入地，人们普遍担心人口集聚会带来房价高、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问题。然而，经济发展不能因噎废食，要从如何更好地促进城市发展的角度解决问题。事实上，人口集聚的问题是被严重高估了。当前，中国一方面需要进一步通过城市治理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人口承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构建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大国的规模优势，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相互促进的。统一大市场下的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必然带来经济发展优势地区的人口和经济活动不断集聚，而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人口承载力的不断提高也将促使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不断推进，最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人们普遍认为构建统一大市场是有利于发达地区的，从而担心人口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当前中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土地撂荒、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现状更加深了人们的担忧。事实上，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是追求更高的收入。在农村地区的人均耕地不足以支撑家庭发展的情况下，人口流出反映了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如方程（2）中所呈现的，在农村地区，农业用地总面积决定了产出的总量，在这时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唯一的方式就是为自愿流出的人口减少异地就业和生活的制度成本，同时推动土地流转和宅基地改革，引导年轻人和资本进入农村，推动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即使是在地形不宜于机械化的地区，也仍然可以发展规模化的林业、畜牧业、经济作物种植等（如药材、鲜花等）。可以将流出的人口对应的集体建设用地或者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相应产生指标通过将结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在全国大市场中流转起来，优化建设用地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并为流出人口的市民化提供资金支持。在统一大市场的框架下，只有这种“人出去，钱进来”的发展道路才能推动城乡间在人均意义上的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