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守贵:中越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来源: 发布时间:2017-11-16 浏览量:34

来源:《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2年11月4日,朱镕基和东盟10国领导人在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2011年,习近平访问越南时表示,争取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00亿美元。越南作为东盟的一个成员国,又是中国的邻国,大量的文献表明,文化上的相近有利于国际间的贸易发展[1-5],发展中越双边贸易关系对双方都有深远的意义。

1 中越双边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1.1 贸易总额增长迅速

近10多年来,中越贸易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从2001年到2012年,两国贸易规模扩大了15.8倍,平均每年以29%的速度增长。2004年也是中国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越南最大贸易伙伴之年,并且一直保持这一地位。2007年,中越双方贸易额迅猛增长,提前突破2006年两国联合声明中制定的2010年150亿美元目标。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形势下,中越贸易发展速度虽有所减缓,但仍然保持增长的趋势。2008年两国贸易额达到194.6亿美元,同比增长28.7%。2012年,两国贸易额达5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以上(图1)。

1.2 越方贸易逆差问题突出

十余年来,中越贸易额增长迅速,但是双边贸易的失衡问题也日益突出[7-8]。越南在中越贸易中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地位,而且,逆差额不断扩大。2001年,越南在中越贸易中逆差为7.87亿美元,2008年,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首次上升到100亿美元以上,达到107.86亿美元,占越南贸易逆差总额的62%,2012年,越南对中国贸易逆差已经接近180亿美元。贸易严重失衡直接制约两国贸易进一步发展。

1.3 双方商品的贸易结构有待改变 

 

2004年之前,中国出口到越南的商品比较分散,但从2004年开始,SITC-6和SITC-7的贸易额迅猛增长(图2),并逐渐成为中国出口到越南的主要商品。2012年,SITC-6和SITC-7两类商品占中国出口到越南商品总量的65%以上,其中,最主要商品为:纺织品、钢铁、电信设备、电气机械及零件、工业机械及设备、发电机械等技术密集型商品。这与越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它需要大量的机械等生产设备,而国内产品未能满足市场需求;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成熟,两国交通运输成本较低,所以,中国的商品已经成为越南市场的首选。

 

相对于中国出口到越南的商品结构而言,越南出口到中国的商品结构有所改善。2005年以前,越南主要出口SITC-3,比如,2004年,SITC-3在越南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中占70%,其中,主要是SITC-33(石油及石油副产品)。从2005年起,SITC-7、SITC-6、SITC-2的出口额开始快速增长,特别是SITC-7,出口额从2004年的1.162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74.839亿美元,占越南出口到中国总额的46%(图3)。

 

从整体来看,中越贸易的商品结构还处于不平衡状态,越南出口的商品结构虽然已有了初步的改善,但总体还以初级产品为主(2012年,初级产品占总出口总额的50%以上),同时,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商品(2012年SITC-6和SITC-7就占进口总额的74%),双方出口的商品集中度都比较高。

1.4 产业内贸易比较松散

采用产业内贸易指数(intra-industrial trade index)来测度中越贸易,探讨其主要贸易方式是产业内贸易还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ial trade)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某一产业同时发生出口和进口的活动,反映了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成熟度。目前,国际最通用的产业内贸易度量工具是由Herbert和Lloyd提出的G-L指数或“产业内贸易指数”(IIT,用Ii表示)[10],计算公式为:

 

 

式中:Xi和Mi分别为本国的某产业的出口和进口贸易额。很明显,Ii取值范围是从0到100,若Xi=Mi,则Ii=100,即完全产业内贸易,若Xi=0或Mi=0(当一个国家在某类商品只有出口或进口),则Ii=0,即完全产业间贸易,当Ii>80,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高。

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第三次修订版数据计算出2000—2012年中越产业贸易指数(表1)。

 

从各类商品的层面来看,在SITC-0~9贸易商品当中可分为两组,一组是I指数高于80;另一组是I指数低于50。产业内贸易指数高于80的有SITC-0,SITC-3,SITC-4。其中,最突出的是SITC-3,此类产品从2005年就一直处于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的一类,2010年高达98.1,2012年虽有所下降,也达到了95.9,将近完全产业内贸易的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SITC-3的分类是矿物、燃料、润滑剂等资源型的产品。2012年越南出口到中国的SITC-3为17.6亿美元,其中,主要产品是无烟煤(SITC-3211,占13.2亿美元)和原油(SITC-3330,占4.5亿美元),而这两类商品从中国进口额为19.6亿美元,其中,主要是成品油(SITC-334,占12.3亿美元)和天然气(SITC-34,占2.1亿美元),说明中国和越南在此类产品的产业内分工比较明显。

对于SITC-0,越南主要出口的产品是蔬菜和水果(SITC-05)及咖啡、茶叶、香料(SITC-07),中国出口到越南的主要产品是蔬菜与水果(SITC-05)、喂养食物(SITC-08)和谷类食物(SITC-04),其中,两国互相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蔬菜与水果,这是产品差异的产业内贸易。

不难看出,除了SITC-3和SITC-0,其他类别的产品的产业内贸易都处于较低的程度,这说明越南与中国贸易关系主要以产业间为主,反映了越南与中国的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差距,两国经济发展不处于同一个阶段。

2 中越贸易关系的竞争性与互补性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中越两国的贸易关系,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等指数进一步对中越商品贸易关系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分析。

2.1 中越贸易关系的竞争性

影响一国某产品的竞争力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资源禀赋、国内科技水平、管理工作等因素[11-14],但这些因素可以通过该商品的出口量来体现,所以,一国商品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国的比较优势,使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以下用Rik表示)分析中越之间贸易的竞争性。这一指数由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alassa Bela)1965年提出[15],计算公式为:

 

 

式中:Rik代表i国在k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Xik是i国k类商品的出口额;Xi是i国的所有商品的总出口额;Wk表示k类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W表示世界贸易出口总额。若Rik>1就说明该国该类商品有竞争力,Rik<1则说明该国该类商品优势不明显,Rik越大表示商品的优势越强。

本研究按照联合国货物贸易数据库计算出越南与中国近5年来平均的R指数,并提取两国R指数最高的商品进行对比,计算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看出,中国出口结构之中Rik指数较高的商品主要集中在SITC-8,SITC-6和SITC-7,其中,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为主的SITC-8和SITC-6,这也反映了中国的制造行业的强大。越南方面,可以把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商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动密集型商品,包括SITC-8里面的SITC-85,SITC-84,SITC-82,SITC-83;第二类是初级产品,包括资源型商品的SITC-32(煤炭)和SITC-33(石油及石油产品)和农林产品的SITC-23(天然橡胶)、SITC-24(软木及木材)等一般农产品。

不难看出,两国共同有比较优势较高的商品包括6项,可分为两类:一是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包括SITC-85,SITC-84,SITC-82,SITC-83和SITC-65;第二类是农产品的SITC-03,也说明两国在出口方面的竞争性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商品上。

2.2 中越贸易关系的互补性

贸易互补性指数由Peter Drysdale于1967提出[16],计算公式为:

 

 

式中:Rxik为出口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mjk为用进口国来衡量的j国在产品上的比较劣势,计算公式为:

 

式中:Xik和XWk分别为i国和世界k产品的出口额;XW为世界的出口总额;Mjk和Mj分别为j国k类产品的进口额和进口总额。Rik值越大,表示i国在k类产品上的比较优势越明显;而Rmjk值越大表示j国在k类产品上的比较劣势越明显。也就是说,如果i国在k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j国在k类产品的比较劣势明显,两国在k类商品互相吻合,则两国在k产品上具有互补性,Cij越大表示互补性越强,反之就小。要衡量多种产品(行业)的互补性指数可以用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公式为:

 

按照式(6)计算出中越贸易互补性指数(表3)。

 

按照要素禀赋理论的观点,一国出口其具有优势的商品而同时进口其处于劣势的商品。通过计算两国之间贸易的互补性指数可知道两国贸易互补特征,同时,也可以说明两国在资源方面的互补性[17]

以中国为出口国的商品互补性指数中,SITC-6和SITC-7的指数和越南该指数相差比较大,R值大于1,说明中国该商品具有比较优势,同时,越南此类商品的比较劣势指数(用进口来计算的比较优势指数)也特别高,R都接近于2,说明中国此类商品对越南市场互补性突出,对越南市场依赖性比较明显。实际上中国在中越贸易中的顺差的主要来源就是SITC-6和SITC-7两项,2012这两类商品占中国出口到越南总额的65%以上。

从以越南为出口国的角度分析,互补性指数跟中国相差较大的有SITC-2,SITC-3。根据上面的分析,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SITC-2,SITC-3)是越南的主要出口产品,R指数一直很高,而中国是个加工大国,同时也是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所以,每年都需要进口大量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以SITC-23(天然橡胶)为例,越南出口到中国的总额达10.4亿美元,占越南天然橡胶当年总出口的40%,同时也占越南出口到中国商品总额的21.4%。显然在这两类商品上,越南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中国需求较大,互补性比较突出。该分析结果再一次印证了中越商品进出口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的结论。

3 进一步发展中越贸易的措施建议

分析表明,一方面中越贸易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发展前景良好,贸易互补性比较强和经济快速发展是双方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两大动力。随着两国经济规模扩大、市场环境改善、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提高,双边贸易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中越贸易关系也存在不少局限性,阻碍双边贸易进一步发展:一是双边贸易存在严重的失衡,越南长期处于逆差势态,并且逆差程度不断扩大;二是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集中度较高,越南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而中国则以高附加值的商品为主,这也是导致双边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三是产业内贸易比较松散,两国没有明显的产业垂直分工。为促进中越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进一步利用优势互补,扩大两国贸易

越南与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存在着普遍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但目前这种优势还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进一步发展两国经贸关系首先要充分发挥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增加互相了解以找到新的合作机会。目前,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部高级官员年度磋商机制,设立了两国政府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两国政府间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但两个委员会目前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在促进两国企业合作方面效果不明显。因此,应该重视政府在促进双方经贸合作中的作用,加强相关部门的配合力度,这将推动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合作的发展。

3.2 加大对越南投资规模,实施“走出去”战略

越南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迅速增长,同时,越南对中国贸易逆差也不断扩大,其重要原因是两国产业发展水平不一致;中国对越南出口主要是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而越南出口到中国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但是,经验表明,直接投资是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对越南的投资少,增长缓慢,这将制约两国经贸快速发展。

越南与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都强调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两国在这些方面可以协调,形成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通过投资,向中国转移其已经丧失优势的某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中国也可以用同样方式对越南转移自己正在失去优势的产业,实现“走出去”战略。中国政府最近鼓励和支持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到境外投资设厂,而越南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点地区。通过投资实现产业转移对两国都有巨大利益,实现两国政府提出的“共利双赢”。

3.3 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机会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越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两国政府应该做好准备工作,以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

第一,加强完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是两国经贸交往的重要通道,目前,中国境内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系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而越南方面的交通运输基础还处于欠发展的状态,无法适应两国日益发展的政治、经济、贸易关系的需要。为了两国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越南政府应该特别注重完善交通运输基础以达到“节省时间,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目标;通过越南本地完善交通,并与中国合作,打造中国—东盟的交通枢纽,将极大地促进两国经贸发展。

第二,加强边境区域的合作。越南与中国边境线较长,边贸是两国经贸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越两国已经设置了相应的边境开放城市和口岸,但总体上数量还有待提高。因此,应加强边境区域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宽,内容进一步丰富,把全国各省的贸易都融入进来,加强与越南的区域性合作。

第三,积极落实《框架协议》的承诺条款,制定相关的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按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计划,2010年中国与东盟十国已形成贸易自由区,但中越两国还需要进一步简化各自政府审批程序,改善行政环境,进一步降低非关税壁垒。

注释:

①SITC-0:食品和活畜;SITC-1:饮料和烟草;SITC-2:粗材料,燃料;SITC-3:矿物燃料,润滑剂和相关材料;SITC-4:动物和植物油,油脂和蜡;SITC-5:化学品及有关产品;SITC-6:主要材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7:器械和运输设备;SITC-8:杂项制品;SITC-9:未分类商品。

参考文献:

[1]秦可德,秦月,徐长乐,等.文化距离与出口贸易地理方向变化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1):12-16.

[2]孙焱林,胡松.文化和地理因素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04(10):60-64.

[3]丁辉侠,董超,冯宗宪.文化因素对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0(1):79-82.

[4]白玲,吕东峰.国际贸易中的文化互补理论[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6(6):48-51.

[5]罗能生.全球化、国际贸易与文化互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1.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3)[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013.

[7]周增亮.中越经贸关系中的贸易逆差问题[J].东南亚纵横,2009(1):18-21.

[8]和文华.中越贸易发展现状分析[J].现代经济,2009,8(7):123-124.

[9]UN Comtrade. World Trade Statistics[EB/OL].(2013-03-31)[2014-02-12]. http://comtrade.un.org/.

[10]Grubel H G, Lloyd P J. Intra-industry Trade: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M]. London: Macmillan, 1975: 132.

[11]赵丙奇,李玉举.30个省市经济增长的资源禀赋状况研究[J].财经科学,2006(2):99-106.

[12]廖亮,李飒.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寻找新的出口增长点[J].决策探索,1999(2):17-18.

[13]梁欣然.区域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差异的相关性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7(10):93-96.

[14]董相勇.浅析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问题[J].物流科技,2006,29(8):145-148.

[15]Bela B.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J].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1965, 33: 99-123.

[16]Drysdale P. Japan, Austrilia and New Zealand: The Prospets for Western Integration[J]. Economic Record, 1969, 45(3): 321-342.

[17]郑晓辉.中国与东盟双方贸易的互补性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