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熊彼特所发扬的，导源于古典经济学家的,关注创新与经济变迁的理论传统，正日渐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创新的研究也逐渐从关注“创新”本身，扩展到关注创新主体及其经济的、制度的和文化的大环境，即“创新系统”。具体到城市这一中观层面，创意城市不仅关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创意阶层集聚，更暗含着城市作为孕育创新的有机体，其经由“人——城市——人”的循环积累所达到的提升人类福祉的可能性。从经济哲学的视角看，这种可能性至少可以从两条路径来实现：一是生产力的再解放，它可通过文化层面上创意思维对工具理性的逐步超越而获得进展；二是人类存在状态的回归，它可通过制度层面上创意劳动对异化劳动的不断扬弃而取得改善。
【关键词】创新； 创意城市； 工具理性； 异化劳动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16)04-0017-10
一、 引 言
进入21世纪，经济社会对于创新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迫切程度，这与不断加剧的全球城市竞争格局一起，催生了“创新型城市” ①的研究课题。兰德利（Landry， 2000）和佛罗里达（ Florida， 2002）呼吁的“创意城市” （ creative city）可以向上追溯到库克（Cooke， 1992） 的“区域创新系统” （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 弗里曼（ Freeman， 1987） 的“国家创新体系” （ nationalinnovation systems），直至熊彼特于1934年提出的“经济创新”概念。只是当下，对创新的研究不断从“经济创新”本身深入到创新主体及其所处的经济、制度和文化环境，同时关注创新的视角也从国家层面逐渐集中到区域和城市层面。
创意城市的概念是最近20多年才进入我们语汇和文献里的，创意城市的实践却跟城市的历史一样久远（Hall， 1998）。这样一种时间上的差别，说明创意城市的实践经历了从无意识行为到理论自觉的漫长过程。目前，这一理论自觉过程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创意城市理论与实践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创意阶层集聚。研究者们从城市规划和管理的角度提供获得繁荣的智库支持，而对于生活其中的数量庞大、潜力无限的大众创新主体缺乏关注，对于繁荣背后的人类福祉更是言之甚少。
本文的创新点即在于，它从经济哲学的维度追问人类生产力的再解放和生存状态的人性复归。繁荣是好的，然而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人才是最终的目的。人类福祉系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的繁荣，是人的实践力量充分释放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二是人在其中的存在状态，是人的“生活水准”的持续提高和“劳动异化”的不断扬弃。创意城市恰恰可以在这两个方面释放活力与可能性：它可以通过创意和创新思维的普及，从源头上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同时还可以通过劳动状态的改进，逐渐缓解人的压力和社会的张力，使人类的存在状态进一步得到提升。
二、 创意城市理论需要关注人类潜能和福祉
从可搜集到的文献看，创意城市理论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创意阶层的集聚以及创意场域假说。不同的研究关注点，其实已经暗含着对“创意城市”的不同理解。
（ 1）以文化创意产业为关注点进行的创意城市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约翰•霍金斯（ John Howkins） 、艾伦•斯科特（Allen J. Scott）、厉无畏、胡晓鹏、花建、王志成等。英国经济学家霍金斯（Howkins， 2002） 被称为“创意产业之父”，他最先提出创意产业的定义和分类，认为创意产业包括版权、专利、商标和设计四个部门，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霍金斯的定义打破了科技与文化艺术之间的界限， 在创意经济的框架之下将其融合到一起，并宣称全新的概念和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更多更深入的合作等是一个区域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繁荣的基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斯科特（Scott， 2010）教授则阐述了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给予我们一个关于创意城市的深刻启示：创意产业的集聚与繁荣以城市文化为基础，并反过来影响着城市经济和文化。斯科特的文字里暗含的此点启示，恰恰是文化创意产业之于创意城市的关键所在。在这一点上，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前辈厉无畏（2005、2006、2009、2010）的观点与斯科特基本一致。他认为无形的创意资源正取代有形的物质资源，成为经济增长与财富创造的主要源泉，指出创意资源的作用在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创意社会三个层面之间不断演进，并指出城市发展正行进入一个由创意全面驱动的时代。胡晓鹏（2006）探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本属性，认为城市经济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本地区创意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不应盲目追逐创意产业热潮。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纳入创意城市的建设之中，重视并理性应对，由中央政府全局考虑，破除部门之间的藩篱。王志成等（2007、2008）分析了创意产业的影响因素与发展支点，认为创意城市的发展需要破除管理的条块分割， 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以营造创意经营环境与创意资本基础。花建（ 2012） 阐述了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对新型城市化的贡献， 论述了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智核”、路径选择和现实意义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另有许多优秀成果是不涉及创意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此处未述及。
这些以文化创意产业为关注点研究创意城市的学者，是在城市的框架和视角之下进行分析的，他们区分了“生产型创意产业”和“消费型创意产业”，其实质是在歌舞、艺术、饮食、节日、民俗等狭义文化产业之外，更深入地考量了与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和发展道路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如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基本价值观等，以及受其支配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创意能量，这恰恰是创意城市最应该关切的宏旨问题。
（ 2） 以创意阶层为关注点进行的创意城市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理查德• 佛罗里达（ Richard Florida）、诸大建、洪进等。美国“马丁繁荣研究所”主任佛罗里达教授（Florida， 2002）提请我们注意创意阶层的崛起，并指出创意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基于三个维度的表现，即构成其著名的“ 3 T理论”的技术（technology） 、人才（talent）和包容度（tolerance）。从根本上讲，佛罗里达教授所强调的核心是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建设过程中人力资本流动和全球城市竞争。他认为随着创意阶层的崛起，地点选择方面的“人力资本追随大企业”模式逐渐被“企业追随创意阶层”模式所取代，进而全球城市竞争的焦点和基础也由自然禀赋和硬件基础设施转变为城市景观、文化包容度等软环境。诸大建和黄晓芬（2006）研究了创意城市与大学在城市中的作用，指出大学通过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可以为城市提供技术、人才和宽容的环境；赵曙明和李程骅（2006）指出中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把握创意阶层的成长规律和集聚特性，制定国家战略吸引全球高端人才要素，迎接中国经济的创意时代。洪进等（2011）运用创意阶层和集聚经济相关理论，研究了中国创意阶层的集聚和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其研究指出，创意阶层空间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从直接效应看，创意阶层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则表明，创意阶层集聚将通过区域技术创新、城市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影响区域劳动生产率。其另一篇文章（洪进等，2011）则通过数量分析，指出我国创意阶层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且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的特征，并通过岭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得出城市文化机会、公共服务能力、高等教育能力、生态设施水平、创意产出水平和高科技指标对我国创意阶层的分布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盛垒、马勇（2008） 、易华（ 2006， 2010） ， 安树伟（2014）等学者也在推介和传播创意阶层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创意人才的情况，并针对性地给出了政策建议。
这些以创意阶层为关注点进行的创意城市研究，抓住了城市的核心——人，通过工作的类别、职业的类别划分出创意阶层与服务阶层、劳工阶层。这一类研究提请我们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意人才问题。但是，他们对于创意阶层的关注紧紧盯住一小部分阶层，以静态的眼光看问题，必然怂恿城市之间的争夺战，而忽略了小部分人的创意与所有人的创意潜力，企业家精神与大众创新等之间的区别。
（ 3） 以创意场域为关注点进行的创意城市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查尔斯• 兰德利（ Charles Landry） 、彼得•霍尔（Peter Hall） 、艾伦•斯科特（Allen J. Scott）、厉无畏、褚劲风等。创意场域的概念源自斯科特，他把产业综合体内促进学习和创新效应的结构称作“创意场域”（ creative field）。这种创意场域由基础设施、大学、研究机构、设计中心等组成，是创新和生产的文化、惯例和制度层面的综合表达，城市的这种区域优势一经形成，便具有不断自我增强的能力， 推动创意要素集聚和相互影响， 进而为城市文化经济的繁荣提供动力。霍尔爵士（ Hall， 1998）以大部头的著作论述了文明中的城市，通过对宏大时空跨度内的城市进行研究，将创意城市归纳出四种类型。他认为，一时一地的空间形成了某种精神气质，进而营造出创意城市的繁荣。兰德利（Landry， 2000）提出了创意城市的“七要素”，其中人力的多样性、地方认同、都市空间与设施、网络动力关系等都关乎城市创意氛围的营造，他认为通过这些要素的积累可以激发创意，进而通过创意将文化艺术与科技创新融合起来，并最终为地方产业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厉无畏和王惠敏（2006） 、褚劲风（ 2009）等国内学者则从创意性社会结构和创意的内部动因等方面拓展了斯科特和兰利等学者的创意场域理论。
这些以创意场域为关注点进行的创意城市研究，除了关注创意要素和创意产业之外，更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创意生态系统中要素之间的联系。通过阐述城市精神气质、区域创意氛围、城市正面形象等创意要素之间的动力机制给创意城市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条别致的路径。
上述三个方面的创意城市研究是目前指导全球创意城市建设实践的主流理论，他们主要集中在创意对文化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竞争力提升， 塑造城市形象和创意空间以争夺“创意阶层”等方面，与这些内容同样重要却缺乏关注的是：如何全面激活和利用人的创意潜能、积极提升城市人口的幸福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