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创意城市的出发点是生产力的再解放
当代城市的经济生产正面临瓶颈，生产力的突破和升级需要创意城市的发展。传统的生产要素和禀赋、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传统的产业结构都表现出衰颓之象，它们既无法成为企业竞争的筹码，也难以满足城市在经济世界的竞争需要。
从空间上讲，交通技术的进步使得古典区位理论所关注的运输成本不再重要；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得距离消亡（die of distance） ②；各地区的先天禀赋，诸如原料、市场、交通枢纽等也不再起决定作用。于是城市作为一个地点，优于其他城市或有别于其他城市的便只是人——什么人生活在这里？即过去的人们积淀下了什么样的文化，影响着现在的人们以什么样的节奏和精神面貌生活着，以及吸引着什么人搬来居住并在未来造就怎样的繁荣和不断上升的精神气质。简言之，城市的起步可能源于偶然的先天禀赋，而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却只能取决于善于抓住机遇的人们。从组织上讲，“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泰勒主义”的管理模式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已经逐渐达致极限。标准化的组织生产的方式，目的在于控制，希望现代企业制度下，流水线、绩效工资等发明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们偷懒的“道德风险” ③。这种理性主义的发育和完善使得生产较之以前有了质的飞跃，犹如从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火器时代。而创意的生生不息和恣意生长所带来的将是原子级别的爆发式增长。虽然目前生产的组织还主要是福特主义的和泰勒主义的，但是已有先知般的学者对其进行了批判，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创意型的城市生产组织方式终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从产业上讲， 传统的制造业已经成为夕阳产业， 而新兴的服务经济、体验经济、知识经济都是以创意为主要生产力的。当然，如今的城市仍然在消费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产品，然而，桌子、椅子已经不再是木头拼起来那么简单，人们对商品的消费越来越追求其实用价值之外所附带的“审美属性”和“符号属性”④ 。因此，企业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目标（也就是企业存活的目标），不再允许企业选定一种产品并一成不变地永远生产下去。如今的产品，尤其占市场份额较大的电子产品、汽车、服装等都是迅速更新换代的，比如苹果和小米手机的快速升级。新产品出来不久之后就停产了，甚至有些产品本来就是限量版的。如今的商品制造，已经远不是之前的制造业了。一座城市要想在当今经济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原料、市场、劳动力都已经不足以称为竞争力了。这些禀赋和要素已经为全世界共享，城市独有的只是其生产组织形式、文化底蕴和以群体形式所展现出来的精神气质。
上述各方面的现实情况已经表明， 城市的资源禀赋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有限的。而在近几百年的现代社会，这些资源对生产的贡献已经基本趋于极限。现代经济要想持续发展，而不是走上萧条的下坡路或者跌进停滞的深渊，就需要继续解放生产力，需要追求质的转变，正如其最初从前现代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的轨道上一样。马克思对上一次转变曾有断言：“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⑤现代社会一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然而，如今现代社会里生长的东西又趋于坚固了。
其中最核心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所着力批判的“工具理性”。原本奠定了现代社会辉煌基础的启蒙精神和技术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膨胀，以至于成了支配人、控制人的工具。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理论在最初贡献了极大的力量，一如福特的流水线让人顶礼膜拜一样。而恰恰在其辉煌和人们对这种辉煌的赞叹之下，工具理性逐渐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奴役人的力量。最初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的概念是对立于那种遵从传统主义习惯的行动，指对明确目标和达致目标最有效途径有着精细计算的行动。它有着极其严格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是涉及许多专门概念、专业知识、固定规则和程序的“目的—手段”行动方式。因此， 在那样一个语境下， 工具理性还是进步的和先进的。然而当人们忘记了“工具理性”是服务于“价值理性（目的理性）”的时候，“工具理性”就成了反动的。它造就了一种思维和行动的惯性，甚至最终偏离了最初的目的。且不说“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压抑（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在此不做赘述），单是其对于创新和创意，进而对生产力的束缚来看，“工具理性”已经需要彻底的反思与批判。工具理性的核心是控制，追求的是效率。然而背后的精细逻辑适用的范围十分有限，如今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复杂性、流变性已经超出了其掌控能力范围。正如凯文•凯利所指出的：“钟表般的精确逻辑——也即机械的逻辑——只能用来建造简单的装置。真正复杂的系统，比如细胞、草原、经济体或者大脑（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都需要一种地道的非技术的逻辑。”于是，他断言“控制的最终结局是失控，机械须要变得更具生物特性”⑥。要想避免失控的危机就要舍弃控制，要想最高的效率就需要丢掉紧紧盯住效率的思维，这正是一个有意思的二律背反，是创意彰显其无限可能性的逻辑起点。
创意思维追求的正是自发的、生物群落式的生成与演进，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⑦式的创新和进化过程。众所周知，许多公司都有研发（R&D） 部门， iPhone6s当然也是出自苹果公司的研发部门。然而，出自研发部门的创新是有限的,收益和影响也是可预期的，这并不构成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的主要内容。另外一种创新是随机的和偶发的，恰恰是这种创新会带来划时代的改变。这种成果对许多企业来说是外生变量，是给定的因，无法找到内在的因素来左右它的出现。而对城市来讲，却可以是内生的。虽然这样一种内生的关系不如工具理性主义所一贯主张的那般精确的可计算和可控制，但仍旧是可预期的。正如我们养花，如果水肥充足，花自然会争相怒放。至于花开哪枝，那就不可知，也无关紧要了。创意思维对经济生产力的解放和提升效果，城市发展史上已有证据⑧。所不同的只是，历史上伟大城市崛起时的创意是自发的、非常态化的；而我们所追求的和期望创意城市所着力营造的，是一种常态化的、全民性的创意城市氛围，是整体的、相互激发的、蓬勃的、充满创意的精神气质。在这里，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能动性无限增强，城市的生产力也就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可持续性。
四、 创意城市的落脚点是人类存在的回归
创意城市建设从解放人的实践力量出发，同时还需要落脚在人的生存状态提升上。通过不断解放生产力的创意思维和实践活动，城市可以获得经济的繁荣。然而，繁荣仅仅是创意城市增进人类福祉的第一步，是其必要而不充分条件。除了繁荣的经济之外，创意城市建设还需要对人在城市之中的生存状态进行考量，使城市中的人口获得解放，确保其物质丰裕的同时能够获得生存状态的人性复归。之所以用到“解放”这样一个语气强烈的词汇，是源于我们近乎扭曲的生存境况。如今，我们在生活中遭受着多方面的压抑和痛苦。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我们却失去了最根本的选择权利；在各行各业的工作岗位面前，我们也失去了自我抉择的意识。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城市繁荣与市民幸福之间构筑起了一道鸿沟。
城市经济的首要特点是陌生人社会的分工和交换，合作的基础是信任。当抽象的经济交往逐渐使商品走上劣质化的道路， 理性经济个体只能在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中随波逐流。在经济学的起点上，亚当•斯密论及分工和交换的时候，我们消费的面包、酒、肉的生产场所和生产者还近在咫尺，触手可及；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全球化的大市场已经将这种联系抽象化了，原本实实在在的合作与交换关系不再为人们轻易感知。如今，我们所深切体会到的现实已经发生变化，三聚氰胺、苏丹红、毒大米、转基因、地沟油等数不胜数的个案已经隐约勾画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生存世界图景。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诚信问题或素质问题。每一单位劣质产品进入市场都导致货币的劣质化和贬值，这种贬值又反过来影响产品提供者的抉择，以更多的成本提供市场不太容易区分的优质商品显然不划算了。当这种博弈不断进行， 对于自身和“他者”的区别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萌发， 由一而百， 由百而千而万，如癌细胞一样迅速蔓延，若无外力扭转，将很快会成为一种世界观。由此，缺乏合作基础的分工不断将城市经济主体推向互相敌对的丛林模式。城市经济交往中，这种区别心的蔓延受到被误解的西方经济学的助推，逐渐形成了“世俗主义” 、“经济个人主义” 、“价值通约主义” ⑨的意识形态。近代西方经济学逐渐染上了理性崇拜的色彩，他们从斯密那里摘取了“自利之心”，又拼接了“边际主义”方法，镶嵌了“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借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辉煌成就，他们日益将其经济学分析态度深入到普通人们心里。在“理性经济人”的盘算之中，除“自我”之外，其他一切与自己有经济交往的人都成了“他者”。经济学之父提及的自利之心，经后续经济学家的推崇而成为我的冠冕理由。我只盯住他们的钱包，只要他们掏钱，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于是，交换价值和工具理性盛行，造就了眼下各种各样、越来越多的市场乱象。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每个人都深受经济社会的挤压。而在这强大的、异己力量之中， 也有我自己的一份。由此， 以市场机制组织起来的城市经济逐渐背离了经济生产的初衷，市场经济立足其上的逻辑原点（自利个体与公共福利的契合）不断遭到蚕食，“蜜蜂的寓言”在这里也逐渐失去了其适切性。
城市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雇佣劳动，劳动者在其中是被控制的，是异化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显示，劳动是痛苦的，它给人的唯一回报就是工资。劳动本身带给人们的是负效用，而闲暇（不劳动）是具有正的效用的。⑩个人在做经济决策时，其实是在工资和闲暇二者之间进行抉择，选择一个最优组合。对此，马克思也有深刻的论述：“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 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 11马克思在后续的文章里追问了劳动的归属问题，将矛头指向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抽引出关涉私有财产的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如今，这种对立更趋扩大化，连所谓的有产者的劳动（或者称为精细的计算）也趋于成为他自己的对立面，使他“不舒畅”了。可以说，这种异化已经趋于全社会化了，已经不仅仅是谁剥削谁的问题，而是一种秩序的失范，是每个人经由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终又回到自身的对立。
因此，创意城市建设需要克服上述两方面的扭曲状态，通过创意劳动对异化劳动的逐步扬弃， 在经济繁荣和人类福祉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而不是仅仅追求经济繁荣指标（ 像“唯GDP论”所持的观点一样）的增长。
首先， 创意阶层的崛起可以引导城市人口的价值观， 赋予劳动以意义， 赋予产品以价值。工业经济当中的普通劳动者只是在企业家的管理之下，在资本逻辑的约束之下，做简单的工作。他们的时间是出卖了的， 他们只要按照管理做好每一个动作， 就会得到应允的报酬。他们不需要为劳动的成果负责，也不需要为劳动的效率操心，他们只需要按照程序操作即可。创意阶层不同于劳工阶层和服务阶层，“他们思想独立，不受制于任何人”。“他们热爱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直到最终实现自我价值。” “他们的财产来自于他们的创意” 12。创意阶层所从事的劳动是创意劳动，他们通过将自己的创意融入自己的工作当中，从而使得自己具有机器和其他劳动者所无法取代的特殊性。他们具有个性化、精英化、多样性与包容性的特点，他们努力工作，勇于挑战，希望凭借自己工作上的优秀表现而获得成功。除了经济上的收入之外，他们还特别介意自己的工作有没有意义，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现酷不酷，能不能获得同行的敬意。这样的创意阶层好像只有极少数的社会精英分子才能做得到。但是通过城市人才政策和舆论导向的引导能够使普通劳动者也产生一种向往，在“劳动之外” 13进行积极的创意劳动尝试。如果闲暇时间的创意活动没有可商业化的成果，则活动的过程也给予了参与者以非货币化的回报。而创意的活动一旦有了成果，即可进入经济的循环，执行创意活动的主体要么从企业家那里获得一次性的报酬，要么自己变成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