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守贵：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系的文献述评

        摘要：现有文献表明，学术界分别对企业家精神及经济增长所进行的研究较多，而直接探讨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两者关系的理论分析并不多见，也缺乏必要的实证经验分析。对此，该文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梳理，从企业家职能、企业家人力资本、管理要素投入三个视角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理进行了评述，并整理了近十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实证研究成果，结果发现：①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将是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化的过程。②企业家精神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励劳动投入、推动技术创新、诱导制度变迁以及发挥“干中学”效应等方式，显著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该文提出要从对象、内涵、数据三个方面拓展企业家精神的度量，并深入到因子和路径层面，构建了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多变量、多效应的理论模型。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要素生产率，新常态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026)、上海软科学研究基金重点课题(13692180100)资助。

        一、经济“新常态”与企业家精神的时代意义

        2014年“新常态”作为中国政府执政新理念的提出，传达了最高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认识。经济新常态概念的提出，与长久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密切相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府就已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直到今天，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没有转变过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是：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按照张维迎和盛斌(2004)的观点，“改革的过程就是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化的过程”。因此，可以预见：我国经济增长将从政府作为选择主体和过度耗费生产资源的低效率方式，向着个人特别是企业家作为选择主体和有效使用生产资源的高效率方式转变(王诚，1999)。也就是说企业家精神在当今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前注重企业家精神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经济调整政策工具失灵：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将物质资本投资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在实践过程中却遭遇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报复(蔡昉，2013)，资本驱动型增长被证明不可持续。另一方面，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罗默模型将知识投资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教育、政府科技资助等政策工具也遭遇了现实的挑战，外有“欧洲悖论”、内有“俞正声之问”便是例证①；对此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存在“知识过滤”，导致企业家精神成为知识投资和创新驱动之间缺失的一环(Acs et a1.,2004)。

        因此，对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进而梳理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内涵、现状、目标

        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方式”(Economic Growth Pattern)一词来自于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而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文献中这个名词并不多见，相近的经典表述是“Pattern of Growth”和“Model of Development Strategy”。对其内涵的界定，我国学术界基本没有分歧，即如吴敬琏(2006)所言，“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在中国，人们通常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土地、劳动、资本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特征是规模的扩展；另一类是依赖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提升、制度改善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主要特征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刘熀松，2010)。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学者们普遍认为是粗放型的，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技术进步贡献低、经济效益和运行质量低等问题(赵彦云、刘思明，2011；林卫斌等，2012；赵文军、于津平，2014；等)。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亟需向集约型转变。虽然有学者认为只要实现了成本最小化，目前我国这种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也许是较为理想的(林毅夫、苏剑，2007)。但是，就发展规律而言，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波特，2002)，并且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状况也无法承受和保证粗放型的经济持续增长(金碚，2003；林卫斌等，2012)。特别是我国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为防止出现资本报酬率递减现象，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路必然是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型模式转变(蔡昉，2013)。

        那么，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向集约型的目标增长方式转变呢？学者们主要从以下途径作出阐释：①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吴敬琏(2006)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源在于现行经济体制；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抑制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王小鲁等，2009)；改革的方向在于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以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增长方式(魏杰、施戍杰，2014)。②产业结构升级。强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性，认为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并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把技术进步引入生产过程(陈保启、李为人，2006)。③技术进步。龚刚等(2013)、唐未兵等(2014)探讨了技术引进、自主创新的不同技术进步路径选择。④其他途径，包括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林卫斌等，2012；尚勇敏等，2014)、贸易开放和FDI(赵文军、于津平，2012)、人力资源开发(佟雪铭，2009)、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保护制度(丁辉侠，2012)等。

        但是，上述这些研究受到了Glaeser et a1.(2010)的批判，认为迄今绝大部分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研究只关注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因素，而忽略了微观因素，例如企业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实际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融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主体行为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宏观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取决于微观的企业行为，企业和企业家正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载体(卫兴华、侯为民，2007)。

        三、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论分析

        (一)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关于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讨论，从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时候就开始了。然而对它的内涵却至今还未达成一致的认识。根据Hébert and Link(1989)的综述，经济学理论文献对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可以划分为三大学派：①以熊彼特(Schumpeter，1934)和鲍莫尔(Baumol，1968、1990)为代表的德国学派，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其中，熊彼特首次系统强调了企业家的创新者角色，认为企业家是经济中的破坏性力量；鲍莫尔则区分了企业家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②以奈特(Knight，1921)和舒尔茨(Schultz，1980)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注重于企业家的风险承担能力和冒险精神以及应付市场失衡的能力。其中，奈特将企业家与风险承担者联接起来，强调企业家是处理未来不确定性的主体；舒尔茨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一个充斥着各种类型失衡的过程，企业家的才能就是应对失衡的能力。③以米塞斯(Mises，1951)和科兹纳(Krizner，1979)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着重关注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识别能力。米塞斯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美，人类行为的结果常常是不确定的，企业家就是努力消除蕴藏在人们行为中的不确定性的行动者；科兹纳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描绘的均衡世界不可能自动实现，市场常常处于非均衡状态，正是这种非均衡状态的存在才使得企业家有用武之地。

        下现有文献表明，学术界分别对企业家精神及经济增长所进行的研究较多，而直接探讨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两者关系的理论分析并不多见，也缺乏必要的实证经验分析。对此，该文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梳理，从企业家职能、企业家人力资本、管理要素投入三个视角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理进行了评述，并整理了近十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实证研究成果，结果发现：①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将是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化的过程。②企业家精神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励劳动投入、推动技术创新、诱导制度变迁以及发挥“干中学”效应等方式，显著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该文提出要从对象、内涵、数据三个方面拓展企业家精神的度量，并深入到因子和路径层面，构建了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多变量、多效应的理论模型。

        现有文献表明，学术界分别对企业家精神及经济增长所进行的研究较多，而直接探讨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两者关系的理论分析并不多见，也缺乏必要的实证经验分析。对此，该文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梳理，从企业家职能、企业家人力资本、管理要素投入三个视角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理进行了评述，并整理了近十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实证研究成果，结果发现：①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将是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化的过程。②企业家精神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励劳动投入、推动技术创新、诱导制度变迁以及发挥“干中学”效应等方式，显著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该文提出要从对象、内涵、数据三个方面拓展企业家精神的度量，并深入到因子和路径层面，构建了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多变量、多效应的理论模型。

        3.管理要素投入的视角：配置与激励

        马歇尔最先提出了新古典理论的第四生产要素，即管理要素。而管理要素作为一种知识性资源和知识性投入，主要是指企业家及其领导下的企业管理层所拥有的知识。有不少学者将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管理要素投入，引入到内生增长模型，考察它对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这些研究认为，管理要素不仅具有配置功能，也具有激励功能：由于劳动具有可激励的特征，劳动在生产中存在很大的潜能，劳动努力程度的供给需要企业家给予激励。毕泗锋(2008)构建了一个引入企业家(管理者)要素的企业生产模型，认为由于劳动合同的不完全，报酬可以事先约定，但其真实的劳动付出却是随着劳动的努力程度不同而变化的。因此，企业家(管理者)通过影响生产者的努力程度间接参与生产，在生产函数中居于关键位置。周卫民(2011)结合企业家激励能力和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努力程度，构建了两部门经济内生增长模型，证明了在物质资本配置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加强管理要素对劳动的激励作用，可以实现人均资本(K/L)的增大，从而提高产出增长率。这一发现否定了资本深化理论关于生产效率提高只能依靠增加物质资本投入的论断，反映了管理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增特征，说明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管理要素投入，对提高生产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证检验

        实证检验首先涉及到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度量。(1)由于企业家精神的高度抽象化，一般通过外在的企业家活动特别是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来间接测量企业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起的作用，通常使用包括自我雇佣率、新企业产生比率、企业家占总人口比重、GEM企业家活动指数等在内的多种替代指标。(2)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本质是提高TFP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蔡防，2013；赵文军、于津平，2014；等)。因此，TFP成为度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常用指标；此外也有学者采用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等指标来衡量资本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目前，关于直接检验一个区域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互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不多，国内这方面的文献又远少于国外。笔者整理了近十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文献，见表1。样本覆盖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OECD成员国，以及中国各省份、长三角地区等，时间跨度很长，取得了基本相同的结论：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正面促进效应。

               表1  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代表性实证文献(2004-2014年)

        注：TFP为全要素生产率；LP为劳动产出率；CP为资本产出率。企业进入(退出)率为企业进入(退出)数量占在位企业的比例：企业变动率包含了企业进入率、退出率及二者之和。企业所有权率为企业所有者与就业人数的比例。自我雇佣率为自我雇佣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例。

        五、研究总结和改进方向

        (一)基本结论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共同结论：

        1.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过程，宏观经济的增长方式取决于微观的企业行为。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家精神是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推动力量。

        2.企业家在创新、创业活动中，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励劳动过程、推动技术创新提高要素产出效率。通过人力资本“干中学”、选择适宜技术，并且通过技术扩散效应促进内生技术进步，通过诱导制度变迁和重塑市场环境等渠道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长期以来，因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和企业家转型的滞后，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粗放型阶段。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人口红利消失、资本报酬递减阶段的到来，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出路只能是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这种转变的过程将是企业家作为经济运行主体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企业家精神的时代意义日益明显。

        (二)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改进方向

        1.对企业家精神度量的改进：对象、内涵、数据

        由于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定义模糊，造成了对企业家精神的测度指标、方法的多种多样。总体上看，当代企业家理论对企业家精神的测度主要是对企业家创业活动的衡量，这也使得在实证研究中往往将企业家精神等同于新企业、小企业，将企业家经济学变异为小企业经济学，却忽视了大企业的创新活动。无疑，这是有失偏颇的。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数据容易获取；二是源于对熊彼特思想的误解(董昀，2012)。熊彼特思想分为欧洲时期(1911-1931年)和美国时期(1932-1950年)，前者以考察19世纪末欧洲小企业创新活动为主，后者以考察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型公司的创新活动为主。虽然熊彼特在1942年指出：“由于不确定性的减少和人们对变革抵抗程度的降低，人格和意志力的重要性下降，企业家精神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大企业的官僚化经营往往会使创新活动成为日常例行，这些完全官僚化的巨型企业最终将撵走企业家”。但是在1946年，熊彼特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现存公司体制内的创新更有利于发挥企业家的作用。今天想要成为企业家的人并没有去创立企业，不是因为他们办不到，而是他们宁愿采取其他形式”④。可见，晚年熊彼特并没有把企业家精神与大型的公司制企业对立起来；相反，他将公司制企业视为有利于企业家更好地从事创新活动的平台。

        实际上，最能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是有大量小型创新企业和大企业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因为这种形态的经济体制最有利于技术进步，最有利于新技术的商业化(Baumol，2008)。就国内的相关研究而言，虽然传统研究大多认为，中国的大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因其产权的非人格化而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及预算软约束问题，导致缺乏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激励(如吴延兵，2008、2012等)。但是，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这是由于传统研究忽视了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公司制改造等组织形式的变革，产权性质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并不存在天然的、静态的关系。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更高(曾铖、郭兵，2014)。因此，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不应该排除大企业和国有企业。

        本文建议从以下三方面改进对企业家精神的测度：①在对象上，既要有小企业、新企业、私有企业，也要有大企业、现存企业、国有企业；②在内涵上，既要有创业精神，也要有创新精神；③在数据上，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得性，不仅要用一个地区的新企业、小企业的变化数据来衡量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也要以大企业、现存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数据来衡量企业家的创新精神⑤。

        2.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机理分析：理论模型、实证方法

        由前文可知，迄今对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理分析不仅在理论上未成体系，实证上也流于简单，现有的相关研究仅测算了二者的直接相互影响效应，未能揭示其内在的微观机理，因此仍处于“黑箱”状态。实际上，所谓经济增长方式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应该包括构成因子、影响因子以及作用路径等环节(彭正龙，2008)，而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均未见阐述。

        本文认为，综合相关理论分析，可以构建如下理论模型来进行分析，见图1。

                        图1  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模型

        企业家精神具体包括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市场的不均衡驱动了企业家的创业活动，通过企业进入、退出、扩张、萎缩等资源重新配置行为，优化了资源配置，纠正了市场的不均衡；企业家通过引入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市场、新组织方式等创新活动，打破原有市场的均衡，创造出新的市场不均衡。此外，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还会刺激创新精神。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家的创业行为会增强市场竞争度，这将刺激现有企业增加R&D投入(Aghion et al.，2004)；另一方面，企业家的创业行为也促进了产业的多样化水平，这将有利于突破长期稳态均衡(Nelson and Winter，1982)，推动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以用TFP来衡量，并且还可以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其中，技术效率归因于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称为“水平”效应；技术进步归因于生产可能性边界本身的移动，称为“增长”效应。二者的根本差别在于，水平效应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而增长效应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维持或增大(李善同、吴延瑞，2002)。因此，对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划分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识别和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来源。另外，技术进步将通过扩散效应，提升其他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在此过程中还伴随着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从而提升全社会的技术效率。

        理论模型需要实证检验，实证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考虑到理论模型中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如创业精神通过影响创新精神，进而影响技术进步)。而且因变量有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在绝大多数文献中，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一般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如最小二乘回归(OLS)；以及其他指数分布族的广义线性模型，如泊松分布、二项分布等。但是，广义线性模型的最大不足是只容许模型中有一个因变量，即便是在模型中引人多个因变量，其实质也是分别就一个个因变量和一组组自变量建立模型，模型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王卫东，2010)。

        可行的方法是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它的突出优点在于：①允许存在多个因变量，并且因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可以解决理论模型存在两个因变量和多种效应的问题。②引入了“潜变量”，从而可以通过多个观察变量来测量抽象的概念，并且测量模型的形式极其灵活。③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包含测量误差。总而言之，SEM模型可以解决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模糊和可能的测量误差等问题。是实证分析关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机理的有效方法。

        注释：

        ①1995年《欧盟创新绿皮书》指出，在科学的优秀程度和高技能人力资本方面，欧洲在全球扮演领导角色。但是，却没能将这些知识投资转变为经济增长，后被称为“欧洲悖论”；俞正声之问系指200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两会”上发问“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质疑上海市的科研人员和经费投入全国领先，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力却连续下滑，少有知名的科技企业和品牌。以上两个例子说明知识投资并不能自动带来经济增长。

        ②国外学者Wennekers and Thurik(1999)、国内学者张晖明和张亮亮(2011)对此做了详尽的文献综述。

        ③TEP=技术效率×技术进步

        ④摘自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以及1946年为指导哈佛大学企业家研究中心的研究而撰写的论文《企业家精神研究计划评论》，后者收录于Swedberg(1991)主编的《熊彼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

        ⑤这主要是因为统计年鉴关于企业R&D投入、专利申请/授权数等数据往往只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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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曾铖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郭兵 罗守贵 

来源： 《上海经济研究》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