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的举办为上海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在几乎所有的世界城市都在为金融危机的到来陷入滞涨甚至衰退的时候，上海则在世博效应的拉动下朝气蓬勃地发展。随着世博会两个月来的平稳运行，许多睿智的目光开始投向世博后阶段。在此背景下，清醒地认识世博后阶段上海人口与经济面临的新形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促进上海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深入演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的重要体现，也是延续、放大“世博效应”的内在要求。
一、后世博阶段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一)总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增加为城市管理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间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桥头堡的上海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78～2008年，上海生产总值从273亿元增加到13698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与之同时，上海的常住人口从1978年的1140万增长到2008年的1888万，增幅达71%，年均增长率2.37%。
在世博后阶段，国家对上海的支持不会变，长三角地区良好的发展势头对于上海的支持也不会改变，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示范效应也不会变;因此未来上海经济仍有望保持稳定增长之势，这也将是拉动上海人口长期稳定增长最强的动力。
我们在利用数学模型并综合考虑国家、长三角和上海自身三个层面多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得到的预测结果是: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将达到2070万人，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将达到2200万人;其中就业人口将分别达到1050万人和1100万人。而对户籍人口的预测表明，上述两个年份的适龄劳动人口(19岁～59岁)分别为869万人、794万人。即使户籍劳动年龄人口完全就业，每年的劳动就业缺口仍在不断扩大，2015年为181万人，2020年为306万人，由于户籍劳动年龄人口并非完全就业，实际劳动力缺口更大。
巨大的劳动力缺口需要大量的外来人口来补充，2008年半年以上常住人口已经达到517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7%左右，随着劳动力缺口的增大，将有更多的外来人口进入上海。数量巨大的总人口和日益增加的外来人口将是世博后阶段上海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首要挑战。
(二)人力资本不足制约经济转型
过去30年上海经济发展经历了1980年代经济转型期、1990年代全面开放期和新世纪以来全面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期三大阶段:80年代又是工业化前期，在经过该阶段发展后，经济结构由1978年的4∶77∶19转变为1990年的5∶65∶30，就业结构也从1978年的34∶44∶21转变为11∶60∶29;90年代为工业化后期，2000年上海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变为2∶46∶52，就业结构随之演变为11∶45∶44;新世纪以来上海开始全面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时期，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2008年的产业结构已经转变为0.8∶45.5∶53.7，人口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为5∶40∶55。
世博后阶段，对于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的上海来说，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显然难以为继。上海下一轮经济转型升级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不仅要着眼于扩大现代服务业规模，还要着眼于提升先进制造业能级，通过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产业转型与升级必然带来人口就业结构的转变，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均为知识密集型行业，对劳动者文化素质和技能要求均较高。
而反观上海的劳动就业人口的素质和人力资本储备情况，与上海未来发展战略定位相差较大:
1.整体文化程度不高，技术人才匮乏。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上海911万从业人员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者只有88.2万，占总数的9.68%，研究生以上学历者更少，只占1.77%。除了就业者学历较低外，技术人才的严重缺乏也是制约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2004年上海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总计138万人，占从业总人员的15.15%，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者只有16.3万人;具有技术等级证书的57.4万人员中，高级技师只有1.5万人。
2.高端人才较少，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建设受制。根据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经验，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应在10%以上。2008年，上海金融业从业人数为23.19万人，仅占总从业人员总数的2.2%。就具有国际水准的金融人才人数而言，上海还不到伦敦的1/4，如果考虑到伦敦750万的总人口规模，上海的高端金融人才的就业比重距伦敦差距更大。根据预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人力资源总需求量约为30万人，其中核心人才近10万人。上海航运从业人员中，现代航运服务业人才的比重非常低，仅为3.9%，与伦敦60%比重差距甚远，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差距也较为明显。
3.外来人口文化素质和就业制约产业结构转型。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外来人口中初中及以下人口所占比例为85%。2005年，该比例下降到58%。产业结构转型面临的劳动力素质不高的压力依然很大。
(三)人口老龄少子化导致城市活力不足及社会负担加重
随着医疗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上海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从1978年的73.5岁延长到了2008年的81.28岁;同时生育率的逐步下降导致出生的人口越来越少，从而使得户籍人口呈现出“老龄少子化”的发展特征，对城市的发展形成了巨大挑战。具体表现为:
1.户籍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城市活力面临挑战。由于长期处于超低生育率状态，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将延续多年负增长的态势。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也将出现负增长和日益老化现象。青年人口的大量减少除了造成劳动力资源减少外，还将导致城市的活力不足和创新能力下降。2020年以后，上海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30%以上。与活力四射的纽约、伦敦等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相比，老龄化将成为制约上海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社会抚养系数①加大，家庭养老压力激增。从社会角度来看，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将进一步增加社会抚养系数，根据预测，2020年老年人口抚养系数将达到0.56左右。养老保障、老年医疗和公共服务等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目前上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赡养率，已上升到1/1.5(约1.5个在职职工负担1个离退休人员)，比全国平均水平(1/3)高1倍。目前领取上海养老金，包括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小城镇社会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征地养老的人数共有290.06万人;庞大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养老金缺口，根据《关于上海200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0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2009年市级财政安排对社会保险基金等补贴121.4亿元。②
从家庭角度来看，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压力进一步加大。对于广大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家庭特别是空巢家庭来说，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从现实情况看，独生子女这一代人群所要承受的养老负担更大，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后，今后将要赡养4～8位老年人。
(四)人口分布中心城区集聚与产业布局多中心之间的矛盾
未来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不仅要有中心城区先进的现代服务业为支撑，还应该有郊区强大的工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作为基础。从国外典型城市的经验来看，城市的空间结构应该形成多中心网络化格局。上海的工业园区布局与现代服务业规划也反映出中心区和郊区同步发展的势头，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的“1966”城镇体系建设，更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向多中心发展的重要动力。
由于经济发展的惯性，上海城市单中心性依然很强。2008年中心城区密度为22560人/平方千米，是郊区的11倍，其中核心区人口密度高达近4万人/平方千米，是郊区的20倍。园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和新城产业发展的不足都制约了二者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城镇体系规划和产业布局规划分属不同的职能部门，人口分布与产业布局规划的非对称状态仍将长期存在。这既限制了中心城区功能和郊区制造业基地功能的充分发挥，也加重了交通拥堵和民工潮问题，严重制约了上海产业结构转换、城市功能提升及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后世博阶段促进上海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一)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
本文所提出上海人口与经济发展面临的几个问题，将直接或间接地对退休、养老、户籍、人才引进和生育等“五项制度”形成冲击。要解决上述问题，需从弹性调整退休制度、优化户籍制度改革等六大对策入手(图1)。
(二)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本文就上海未来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针对老龄少子化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对策:(1)动态调整退休年龄，发挥人力资源潜力。将退休年龄与平均寿命相结合，按照自愿原则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充分发挥老年人口丰富的工作经验优势、将老龄化压力转变为动力的重要举措;为减少全面推行退休年龄改革可能带来的不确定的社会效应，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对以下两大群体进行尝试:一是对老年人才试行弹性退休政策;二是适时提高女性的退休年龄。
(2)扩大社会保障覆盖，拓展养老资金来源。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日益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的制度安排。一是努力减缓养老峰值的资金压力，在上海老龄化峰值到来之前，积极探索公平合理的方案，逐步吸纳外来人口中的年轻人参加养老保险。一方面减缓上海养老高峰面临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够保证外来就业人口的来源。二是积极发展养老产业，实施“以老养老”，通过产业化路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要拓宽养老资金来源渠道，把养老资金列入财政计划，并做到逐年有所增长，健全财政资金保障机制和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
(3)适当提高人口生育率，促进人口可持续增长。上海长期以来超低的生育率为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使得上海成为全国老龄少子化最严重的地区。上海未来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提出上海在“十二五”期间应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通过政策鼓励符合二胎政策的人群生育，并研究适度放款二胎生育标准的可行性，从而使人口在向正常的更替水平迈进的同时降低家庭养老负担。相信这不仅对上海人口结构改善意义重大，在全国层面也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2.针对人口素质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我们提出如下对策:(1)加大教育投入和调整，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上海在全面普及和优化基础教育的同时，还要积极促进高校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满足社会的需求，减少结构性劳动力缺失的机率。
上海还要加强成人教育，重点探讨发展社区教育，建设学习型社区;开展学习型企业实验工作，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积极发展农村劳动力教育，加强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学历教育，积极提高从业人员劳动技能素质。
积极搭建多元平台，加强外来人口培训。全方位、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培训，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灵活多样、实用有效的教育培训服务，满足不同类型进城务工人员的学习要求，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稳定资金来源是加强落实外来人口培训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偏向于中西部地区，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量流动人口中有一大批来自于中西部地区。若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部分中设立专项经费直接用于在东部沿海务工的中西部流动人口(包括其子女)的培训和教育，通过提高其劳动就业技能来增强其劳动致富的能力，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转移支付平衡地区差异的目标。
针对户籍制度对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提出如下对策:(1)进一步完善人口迁入制度，优化人口结构。上海居住证是人口迁入的重要政策工具，但与户口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当前上海居住证的申请对学历有较严格的要求(大专以上)。一些优秀的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技术工人由于种种限制无法在上海落户。事实上，上海未来的发展不仅需要大量高学历人才，还需要大量专业技术性很强的人才。
因此，上海人口迁入制度必须考虑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重点向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航运等涉及到“四个中心”建设的专业技术人才倾斜。通过将户口申请标准多元化、扩大化弹性调整，将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纳入户籍覆盖范围，引进不同层次的人才，优化人口结构。尤其是要实行组合化的评估体系，综合考虑学历、专业、技能、经历等因素，将户籍人口机械增长导向于引进年轻、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
丰富和落实人才引进政策，强化吸引人才综合环境。当前，上海高级技术人才、港口管理人才、现代物流人才等各类外向型、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因此除了在税收、户籍等“硬件”上做文章，还需要打造鼓励人才创新、创业的软环境，全方位、多层次地培养和引进各类人才，建设人才集聚高地，努力形成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快速推进的局面。
针对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我们提出应该加强以下两方面的工作:(1)加快郊区服务配套，提高郊区城市化质量。大力推动连接远郊区的区域轨道交通建设，为郊区城镇居民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方式;加大卫生、医疗、教育等资源向郊区尤其是各园区之间集聚的力度;促进郊区社会事业的发展，推动新城和各主要工业园区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人口向远郊区集聚，推进郊区的城市化，发挥郊区城镇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作用，优化人口空间格局。
加快新城产业发展，增强城镇就业吸纳力。首先要紧紧抓住当前世界制造业和服务业加速转移这一战略机遇，积极引进外资，建设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提高产业能级。其次，开发和延伸园区已有产业的产业链，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郊区产业集群;最后，要实施政策聚焦，解决郊区居民就业问题，增强郊区城镇的就业吸纳力。
针对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和对特大型城市人口与经济互动关系关注的相对缺失，我们提出:(1)重点加强外来人口管理，保证经济社会稳定。随着国内外大量人口的流入，外来人口管理首先成为当前综合管理的重点，加强外来人口管理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不断提高管理和执法效率，进一步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第二，将外来人口管理纳入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范围内，逐步实施一体化服务和管理;第三，要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外来流动人口纳入上海的社会保障体系;第四，要提升外来人口综合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实行科学管理;第五，加强对外来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第六，提高对外籍人口的服务水平，增强上海对外籍人口的吸引力。
(2)建立长期预警机制，保证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很多危机，如果在其萌芽状态即迅速预警、高度重视、果断处置，其负效应会小得多。
因此，面对日益复杂化的人口经济综合系统，需要在科学认识和合理把握人口经济互动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建立有效的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监测和预警机制;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工作应进一步长期化、科学化;更好地发挥专家学者和一线工作人员的作用，防患于未然，确保人口与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
注释:
①抚养系数(又称抚养比)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②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8月5日消息:上海“二胎”政策波澜始末。http://finance.qq.com/a/20090805/00129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