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外城镇化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研究进展
城镇化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城市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温室气体的汇和源。例如，城市是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来供热制冷时排放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地，超过9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城市[1]。城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景观的一种物理转变——是人类作用于地球上的一种强大而不可逆转的影响因素。许多与全球变化有关的最重要、最明显的改变往往发生在城镇地区。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未来人口增长的90%以上很可能会集中在城镇区和贫困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人口主要集中于城镇区对人类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由于背负着与经济增长、城镇面积扩张等相关的许多问题，城镇也面临着越来越剧烈的危机。上述问题反映了城镇化和全球环境变化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国外的部分学者在城镇化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Seto 等在国际上诸多知名期刊发表了多篇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论文[2-4]；Solecki 等发表了《当前是城市化科学发展的时代》论文[5]；Trusilova 等[6]研究发现，在过去20 年欧洲很多地方植被用地向城市用地的转变，导致不透水地表面积增加，植被覆盖面积减少，人工热源增加，最终导致气候变化——城市用地每扩张40%，将导致某些地区热效应指数增加至原来的两倍。Kishtawal 等[7]研究了城市化发展对印度季风区降水量的影响，发现在季风季节印度城市地区的暴雨出现频率呈日益增加趋势，极端暴雨事件在城市和乡村地区的降水量均呈上升趋势，而在城市区这种上升趋势更加明显。Misra 等[8]研究发现，恒河地区潜水面正在以平均每年0.2 m的速度下降，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温度上升2～6 ℃，使得降水量减少高达16%，降水量的减少也导致地下水供给量减少为原来的50%。
德国学者构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社会系统应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模式，提出适应全球变化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策略，Roberto[9]曾从4 个方面研究全球变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首先研究的基本框架是以城镇系统导致全球环境变化的过程开始；其次研究全球环境变化是通过哪些具体途径影响到城镇系统；第三，一旦上述途径和交叉点被查明，该框架则揭示了城镇化与城镇系统产生的相互影响及其响应；最后，该框架集中于城镇系统和全球环境变化相互作用的后果或反馈过程。这4 个方面从全方位的角度认知和揭示了城镇系统和全球环境变化过程之间动态化的、多元化的和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个基本框架从不同层次的基本流程到过程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可描述如下：① 城镇区域和全球环境变化（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生物物理） 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② 跨时间和跨空间尺度的方法；③ 跨区域和跨时间的并行计算和比较研究；④ 不同参与者和城镇地区基于复杂动力学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
2 全球变化背景下长三角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应重点研究的几个问题
长三角是世界公认的六大城市群之一[10] （图1），是中国接驳世界经济体系的首位门户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龙头和深化改革的前沿阵地。国务院[11]2008 年《关于进一步发展长三角的指导意见》中确定：“将长三角扩大到两省一市，即江苏、浙江两省和上海市”。这里人口密集，财力雄厚，城镇广布，文教昌明，是中国唯一一个从古代到近现代持续不断的保持高水平发展的发达地区，也是中国目前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统计数据显示[12]，2012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为51.947 万亿元人民币，而长三角江浙沪三省市面积21 万km2，人口1.3 亿，GDP 为10.8845 万亿元，长三角以占全国2%的陆地面积、10%的人口，创造了21%的GDP，平均每平方公里GDP产值0.52 亿元。2015 年全国人均GDP为7500 美元，江苏省人均GDP已达13200 美元。在这片中国最富庶的土地上，目前世界500 强企业已有400 多家在这一地区落户，集中了近半数的全国经济百强县，也是海港建设最多最快的地区。长三角地区既是中国经济发达区，又是自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强烈区，面临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引起的各类环境生态问题。根据多年研究，笔者认为在全球变化背景下长三角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今后应注重研究以下几方面问题：① 海面上升；②极端气候事件；③ 道路拥挤交通事故增多；④ 人口剧增；⑤ 造陆作用减弱和海水倒灌；⑥ 地面沉降；⑥ 环境污染；⑧ 雾霾和PM2.5加剧；⑨ 核电站隐患。
（1） 海面上升：从IPCC （2013） 公布的全球海面上升速率[13]看，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长三角地区海面上升最为显著（1978-2007年为78～115 mm）。
（2） 极端气候事件：长三角现代极端灾害事件显著。2013 年10 月，受台风“菲特”的影响，浙江余姚市70%城区被淹，全市79 个降雨量监测点中有39 个超过500 mm，24小时降雨量和姚江水位当时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纪录。2016 年6 月23 日江苏阜宁龙卷风导致98人遇难，引起国内外关注。
（3） 道路拥挤交通事故增多：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进程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复杂问题，如交通堵塞和交通事故增多。仅2015 年1-7 月，江苏省公安交警部门吊销肇事者驾驶证并禁驾10909 人，其中73 人被禁驾10 年，387 人被终生禁驾。江苏省公安交警部门在全国各省区率先公布禁驾名单。
（4） 人口剧增：上海市政府2016 年6 月份已正式公布其城市户口将控制在2500 万人，目前拥有上海市户口的人员已达2420万人，最多还能容纳80万人。
（5） 造陆作用减弱和海水倒灌：同济大学李从先等[14]2004 年就讨论过长江输沙量减少及其危害性问题，他提出在三峡大坝蓄水前，长江多年平均输沙量约5 亿t，蓄水后的2006 年宜昌站的输沙量只有0.64 亿t，大坝下游的含沙量只有以前的两成。来沙量减少，一是使下游长江三角洲原来的沉积造陆作用减弱，水土流失和海水倒灌显现；二是造成沿江岸坡的冲刷，堤防崩岸频繁发生，仅荆江河段近几年发生的崩岸就有48 处。2014 年7 月17 日《东方早报》报道：“对上海有利的没有了，例如，泥沙对于上海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过去平均每年海岸带陆地要向海岸伸出40 m，现在对上海有害的在增加，长江污染、海水倒灌、海岸冲刷等在加剧，将来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上海”。
（6） 地面沉降：从地面沉降看[13]，长三角区内1/3 范围累积沉降已超200 mm。面积近10000 km2。20 世纪70 年代上海地区地面沉降率曾高达37.6 mm/年，80 年代进行地下水人工回灌后沉降有所减缓，但近年来因受城市化高层建筑猛增的影响，沉降又有加剧趋势。
（7） 环境污染：长三角快速城镇化发展中因大量侵占农业、生态用地，致使环境污染不断增加，2011 年太湖流域劣V类水体已占40.6%。江苏每年因污染造成的损失高达429亿元[15]。
（8） 雾霾和PM2.5加剧：长三角境内热电厂对PM2.5的影响值得重视（图2），而2013年7月17日美国国家环保通讯公布全球每年约21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
（9） 核电站隐患：在当前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以及***等复杂国际局势下，江苏连云港田湾核电站、浙江境内嘉兴秦山核电站和江西省鄱阳湖畔彭泽核电站是否会对长江下游和华东地区构成核污染和核辐射隐患？值得高度重视。
此外，苯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确认为高毒致癌物质，主要影响造血系统、神经系统，对皮肤也有刺激作用，故对其含量应严加控制。甲苯和二甲苯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对呼吸道和皮肤产生刺激作用，二甲苯也是一种麻醉剂，长期接触可使神经系统功能紊乱。2016 年10 月9 日在南京市栖霞区的南京炼油厂发生爆燃引起全国关注，但目前该厂却还在生产二甲苯，其管道很多露天分布，如果发生二甲苯爆炸事故将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由于其附近的栖霞区仙林大学城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大学城，集聚了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12 所高校，在校师生约17.5 万人、两院院士多达30 余名，因此，对以上现象值得高度关注。
2.1 气候变化与城镇化发展的演变关系
要了解全球变化对长三角城镇化的影响，首先需要摸清不同时间尺度周期性气候变化和灾变事件对该区人居环境的影响，其次是要厘清改革开放近40 年来人类活动和快速城镇化进程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化的响应。长三角的城镇化发展从无到有经历了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遗址→聚落→乡村→城镇→城市的发展过程。长三角城镇形成过程中曾受到气候引起的海面变化和极端灾害事件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在气候变化对人居环境影响方面做过许多研究，就长三角而言，前期研究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因当时人口少，本区城镇格局尚未形成，仅以聚落形式分布，人类对自然界影响较小[16-17]，当时主要是自然界气候—海面变化和气候—水文过程对陆表格局变化和人类生存产生的影响。有关新石器时代气候突变对人类生存影响的研究，国际上认为有3 次显著变冷的事件对人类文明演进影响较大，即：8.2 ka BP前后的降温事件，亦被称为全球寒冷（Global Chill） 事件[18]，5 ka BP前后的榆树衰败事件（Elm Decline） [19]以及4 ka BP前后的降温事件，也称之为“全新世事件3”（Holocene Event 3） 的降温事件[20]。Weiss 等[21]认为8.2 ka BP前后的降温事件对当时技术尚原始的农业社会来说是毁灭性打击。杭州湾以北约10 万km2的江苏境内迄今极少发现7 ka BP以前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原因，除与可能的高海面经历有关外[22]，是否与8.2 ka BP 前后的寒冷事件有关值得继续研究。西北欧地区全新世中期5 ka BP前后的“榆树衰败”事件是一次显著的环境灾变事件，在湖泊、沼泽沉积物花粉谱上，虽然它主要表现为榆树花粉的减少以及小麦、大麦等谷物花粉的出现，但其内涵却是与气候恶化、土壤退化、植物病虫害、新石器时代土地利用、砍伐或烧毁森林等人地关系问题密切相关[18]。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在7 ka BP前后诞生，却在5 ka BP前后消失[22]。朱诚等[23]根据对苏州澄湖湖底62 处古水井和102 处灰坑顶底部GPS-CORS系统的测量和出土文物的测年与鉴定也发现，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夏商周和战国时期, 水井井口和灰坑顶部多在1985 黄海高程0~-2 m之间，井底和灰坑底部多在-3 m左右；六朝和宋代水井的井口和灰坑顶部曾低于-1 m，水井井底和灰坑底部曾低于-4 m，表明澄湖是宋代以后才逐渐演变为湖泊的。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在5.8 ka BP前后出现，却在5 kaBP前后转为良渚文化。上述现象是否与5 ka BP前后的气候突变事件有关亦值得深入探讨。发生在4 ka BP前后的降温事件被认为是新仙女木事件以来最为寒冷的一次全球性降温过程[24]；标志着许多地区气候最适宜期的结束和晚全新世的开始[25]。受其影响，西亚地区进入寒冷干旱期，非洲撒哈拉沙漠中的淡水湖全部干涸[26]。在中国，这次气候事件总体上导致了南涝北旱的环境格局[27]。这一时期的长三角地区，中国新石器玉器文化史上具有辉煌一页的良渚文化在4 ka BP前后突然消失的成因至今仍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4 ka BP前后的冷事件和古洪水事件发生在长三角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低潮时期，表现在该时期人类遗址聚落数量相对较少，在考古地层学上呈现为文化断层（或文化间歇层） 现象[28]。Jian 等[29]根据东海大陆架沉积物中海相微体古生物组合特征的鉴定结果，发现4 ka BP前后黑潮暖流向东偏离了约100 km，这是否对长三角良渚文化的消失带来了灾变性的气候-海面变化事件影响还有待在今后研究中得到证实。
过去的研究表明[22-23]，长三角地区全新世存在过显著的气候—海面变化，Wang 等[30]对贵州董哥洞石笋高分辨率的研究表明，中国全新世存在显著的千年周期冷暖波动事件，这种千年周期的冷暖波动是否会引起未来气候—海面变化并进一步影响长三角城镇化过程？值得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从中长尺度海面变化研究看，英国学者Smith 等[31]、Turney 等[32]认为8.7-8.1 ka BP北美劳伦泰冰架的崩溃和淡水的注入，使温盐环流减弱，由此造成海面上升1.4 m，使得北大西洋沿岸新石器时代部落灭绝或迁徙。Tjallingii 等[33]通过对越南东南部大陆架沉积物的研究发现，9.5-8.5 ka BP期间，越南和柬埔寨海岸带发生过广泛而快速的海侵和海面上升，上升速率平均约为每年10 mm。上述观点与朱诚等[22]过去的研究结果虽具有某些一致性，但对高海面出现的确切时代（究竟是9.5-8.5 ka BP、8.7-8.1 ka BP还是7 ka BP前后） 说法不一，也需要在今后进一步研究证实。作者过去多年从事对长三角环境演变和环境考古的研究，曾通过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遗址时空分布变化和地层记录研究，揭示该区全新世高海面大致出现在7 ka BP前的全新世早期，但对高海面确切时代及其对人类遗址聚落从无到有分布的影响以及海面变化对当前和未来快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尚未探究。根据近年的研究，气候变化对中国现代总体的影响是以南涝北旱为主。有必要对该区过去—现在—未来的气候变化问题做综合集成研究，有必要从气候—海面变化和气候引起的极端事件（干旱、洪水、风暴潮、极端高温和冷事件） 等角度厘清气候变化对未来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对于长三角两千年来的情况，朱诚等[34]曾根据对陈高庸等[35]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的记实性史料统计，对照两千年来中国东部气候变化、海面升降与长江口河道变迁的关系，通过对水灾生成频率和强度的分析，提出两晋、南北朝、南宋、元、明和清时期本区经历过多个水灾频发期，并用非线性方法分析后认为，在本区水灾生成事件中旱涝灾害的准60 年、准35 年和准11 年的长周期变化与地球自转速度、地极移动和太阳黑子活动的3 个周期变化基本一致[34]。但在水旱灾害对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的影响过程方面未做结合研究，在地面沉降[36-37]对本区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方面亦较少涉及，值得深入探讨。
对长三角近百年来的气候变化研究，聂安琪等[38]曾利用国家基本、基准站1951-2009年的气候数据分析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3 个城市群的城市气候特征，表明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气候效应最强。Shi 等[39]曾利用树轮记录重建了长江下游160 年以来冬季气温的变化过程。但在极端气候事件对长三角城镇化影响方面的研究不够，值得继续深入探究。
2.2 全球变暖与极端气候对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的制约
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将“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机制”、“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和“复杂系统、灾变形成及其预测控制”列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内容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40]2007 年发布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近50 年以来，全球海面逐渐上升，特别是从1993 年来平均速率为每年3.1 mm，冰川和极地冰盖加速融化，海面与全球变暖同步上升。IPCC 报告指出，如果全球年平均温度升高3 ℃以上，全球30%海岸带湿地将消失。报告认为，由于气候变暖和海面上升，到21 世纪80 年代，亚洲人口稠密的大河三角洲受海洋和洪涝灾害影响的人口将比目前多数百万。据IPCC[41]公布的《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从近10 年全球能量收支的计算表明，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效应， 不但没减弱， 而且继续在增加。1993-2010 年间海面上升速率为3.2 mm/年，21 世纪全球海面将持续上升（图3）。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1]发表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王伟光等[42]和杜碧兰等[43]的研究可知，气候变化对中国主要城市群影响巨大，1978-2007 年上海沿海海面上升115 mm、浙江沿海海面上升98mm、江苏沿海海面上升78 mm；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长三角地区海面上升速度最为显著，气候—海面变化对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正在加大。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长三角位于中国地势第三级阶梯的海岸带，东部为广阔的大陆架，面临太平洋，海陆交互作用显著，受海面变化、台风、风暴潮、地震和海啸等灾变事件的影响和风险正在增大。例如，2013 年10 月8 日，受台风“菲特”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浙江11 个市75 个县914 个乡707.3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6 人，因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4.05 亿元。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报道：2013 年10 月8 日余姚市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水灾，70%以上城区受淹，24 小时降雨量和余姚水位均创1949 年以来最高纪录，2013 年10 月8 日晚8 时余姚全市79 个监测点中有39 个降水量超过500 mm，其中最大张公岭站809 mm，受灾人口832870 人，房屋受损严重的25650 间，转移人口61665 人。山区道路交通全部中断。另据《2010 中国统计年鉴》[44]可知，2010年江苏洪涝灾害受灾527.8×104 hm2，绝收10.0×104 hm2，旱灾受灾70.4×104 hm2，绝收3.6×104 hm2；浙江洪涝灾害受灾245.2×104 hm2，绝收12.6×104 hm2。2010 年长三角受自然灾害的人口及直接经济损失为：江苏受灾人口743.7 万人，死亡11 人，直接经济损失54.5 亿元；浙江受灾人口611.6 万人，死亡25 人，直接经济损失75.4 亿元。因此，在全球变化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极端气候事件及其灾害风险不断加剧[45]，这是长三角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2.3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制约长三角的发展
自长江上游三峡工程建坝后来沙量减少[46]，长三角沉积造陆作用减弱，加上地下水开采强度不断增长导致地面沉降加剧。全球气候变暖更加剧了海岸侵蚀和海面上升对沿海城市海水全面入侵的影响。由上可知，全球变化引起海面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以及因人类活动相互作用有关的生态退化已经日益成为制约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角度分析，长三角快速城镇化发展已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城镇空间与产业空间蔓延，大量侵占农业、生态用地，致使土地后备资源短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面临威胁。作为中国人类活动高度密集区和快速城镇化地区，长三角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水质性缺水问题日益突出、区域性大气污染严重、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生态脆弱性不断增加。在全球变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的城镇格局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对该问题的回答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必须考虑的难题，而该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决定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事业的成败。
长三角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地势低洼，自改革开放以来，本区由于城市化进程、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中过量抽取地下水和三废排放问题，加剧了地面沉降、水体污染、洪涝灾害和土地利用的矛盾。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集体与私营工业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城镇化格局和农业生态产生重大影响[47]。过去对本区近百年来城镇化过程与气象水文连续观测记录的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还不够。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状况公报》[48]显示：2010 年长三角地区国家重点监测的湖泊—太湖、洪泽湖等，水体污染严重，太湖流域劣V类水体已占40.6%。仅江苏每年因污染造成的损失高达429 亿元[49]。前人研究表明，长三角典型县级市农田土壤对人体健康影响较突出的Pb、Hg、Cr、Cd、As 等重金属元素总体上呈显著增加趋势，综合污染指数已达0.93，属警戒等级[50-51]。
近40 年来，工业、农业、城镇化过程和人口压力对陆表格局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倍增。孙贵艳等[15]、王磊等[52]在研究中已发现，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向长三角城镇集中，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长三角城镇人口空间格局分布的历史，也对长三角人居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乡村聚落向城镇化发展，城镇体系的层级、空间结构以及物质流特征改变了乡村与城镇体系的地貌、交通和生态植被、水体等边际条件。长三角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和温州模式的个体经济发展，一方面极大的促进了本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快速城镇化和地面沉降对陆表格局和生态系统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工业和农业三废的排放，对水、土、气的污染也全面加剧，周生路等[53]和袁增伟等[54]过去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从城镇格局看，长三角城镇体系日渐完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数量较为稳定，中等城市数量显著增加，小城市得到较快发展，大量小城市提升为中等城市，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由原先显著的两级分化的格局逐渐趋于合理，并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城镇化进入较为高级的发展阶段。从城镇化发展阶段看，20 世纪80 年代，长三角城镇发展集中于苏南地区，中小城市发展迅速，苏南成为长三角城镇体系演化的动力中心，浙北发展缓慢；90 年代浙北中小城市发展开始起步，长三角城镇体系演化的动力重心向南部转移；2000 年以来，随着核心城市吸引力不断提升，迎来大城市、特大城市建设高峰。当前，以都市圈一体化、高密度组团式的城市群建设已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点。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未来长三角区域融合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城镇网络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将进一步完善[55-56]。从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看，长三角地区特别是在上海和苏南等地，城镇与工业用地密集布局，城镇空间与产业空间蔓延，大量侵占农业、生态用地，致使土地后备资源短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面临威胁[57-61]。此外，由于人口大量集聚不断加剧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水环境污染严重，区域内水质全面下降，可供饮用的清洁水源越来越少，部分城市水质性缺水严重；工业和生活废弃物排放强度大，带来大气、土壤等方面的环境污染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危及市民的身体健康；地下水开采强度不断增长，导致地面沉降塌陷，造成土地渍害、沿海城市海水全面入侵使水质进一步恶化，加上全球变暖引起海面上升；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已经成为制约长三角区域发展的重要瓶颈。
2.4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视角下长三角可持续城镇化研究
从史料考证研究看，长三角自唐代中叶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之所在。此地人口密集，财力雄厚，城镇广布，文教昌明，其产业的商品化程度和社会稳定程度一直高居全国之冠。而且，此后它是中国唯一一个从古代到近现代持续不断地保持高水平发展的发达地区。该区拥有数千年文明史，而且拥有世界一流的历史文献及考证资料[16, 35, 62-69]。由于该区的独特魅力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对该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近年来更是吸引了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多国学者的共同参与。将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地理的文献资料考证相结合将是了解长三角历史时期环境演变和人类活动对陆表格局关键要素影响的重要途径。
就100 年来本区陆表格局及陆表关键要素变化而言，近百年来随着工业化兴起，农业、人口增多，对陆表格局和生态系统影响逐渐加大，而且也是长三角开始有气象、水文连续观测记录气候变化的时代。尤其上海开埠后，在租界扩展的推动下，长三角由传统的水道纵横、农田纷杂的乡村景观，跃变为近代化城市群的集中区。在近百年的陆表格局变化中，本区最显著的地理特征就是城市和城镇化的空间变化。陆表格局最直观的变化是城市物理空间向周边乡村覆盖和渗透，一条条宽阔的马路逐渐替代了传统的乡村小道，并挤占河浜和滩地，滨海湿地被人为改造成了以水田为主的人工湿地。城市化导致了长三角陆表格局在地貌、水系、湖泊系统、气候、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全方位的变化。历史时期长三角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受水旱灾害、人口压力影响增大。农田生态景观中圩田、农耕地和村落的历史布局发生显著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