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人口日益向城镇集中，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更为迅速，城市经济实力和辐射扩散能力大大增强，地域范围不断扩张，与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并出现了都市区这种新的城市形态。与一般的城市概念相比较，都市区是特指那些集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扩散发展具有相当规模，并开始由集聚为主的阶段转向扩散为主的阶段的大的城市区域。都市区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是城市面向未来的发展目标和重要空间形式，承担着带动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促进城乡一体化的作用，并为强化中心城市功能提供相应的发展空间和条件。进入新的世纪，中国面临城市化进程的跨越，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产业跨越发展相对应，中国也处于以都市区化带动城市化的新城市时代，都市区将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组织单元和城市化的重要模式。
一 中国大城市发展趋势
1.中国大城市数量的增长
建国以来，我国50万人口及以上的城市数量，除个别年份外，都是不断增加的。1949年，我国仅有特大城市5个，大城市8个。到1960年，特大城市数增加到15个，大城市增加到24个。但此后20年间，我国由于实行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动和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使得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十分缓慢。到1980年，我国的特大城市数为15个，大城市数为30个，与1960年相比，特大城市没有增加，大城市仅增加6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大城市的数量和人口开始出现迅速的增长。到2000年，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数量分别达到40个和54个，比1980年分别增长1.6倍和0.8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同期中、小城市的发展更加迅速，导致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重不升反降，从1980年的63.5%下降到1990年的54.2%，再到1995年的49.8%(表1)。此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比重有所上升，2000年为53.2%。其主要原因是我国长期实行“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同时放宽了设市的条件，对中、小城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作为行政单位的“县”和“市”在政治地位、财政拨款以及吸引外资能力等方面都有极大的不同，所以有的县便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撤县建市，形成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建市热”。由于新设市的过快发展和失控，出现了不少弊端。到90年代后期，这股热潮有所遏止，使得中小城市人口比重出现下降，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比重有所回升。
2.中国大城市规模的扩张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向沿海地区倾斜的政策，同时人口户籍管理政策有所松动，中西部地区人口向沿海地区迁移和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使得沿海大城市人口出现快速增长。从全国排名前10位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来看，1981—2000年的19年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南京、西安的人口增长率均在50%以上，其中有4个为沿海城市，人口增长率最快的是广州市(重庆市因为行政区划调整而导致人口超速增长，应属例外)，增长率达到71.7%，而上海的人口绝对量增加最多，总人口增加了321.6万人，北京市次之，人口增加了246.7万(表2)。而内地大城市由于改革开放起步较晚，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人口增长速度较低，但还是远远高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增长速度，最低的哈尔滨市人口增长率也达到25。9%。随着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城市用地也迅速扩大。如北京的建成区由1978年的340平方公里，扩展到2000年的488平方公里。上海的建成区面积由1980年代初的140平方公里，扩展到2000年的约550平方公里，中心城区的半径由1980年代初的约10公里，扩大到2000年的约20公里。
3.中国大城市的空间演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大城市一直处于集聚发展阶段，表现为从城市中心区逐步向外蔓延式扩展或连片、分片式扩展。在城市的扩展过程中，一般是工厂、学校、医院、单位住宅等起着先锋作用，随后是公共建筑和一般住宅区的相继建设，由原来的城市郊区逐渐演化为城市建成区，这以后又有一批新的工厂、学校及其他单位被建设在更远的郊区，其结果是城市中因发展先后的不同而形成地域圈层式布局结构。中国现代大城市的空间演变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它是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条件下，在特定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建设政策作用下的产物，其空间结构的演替，已显示出以功能分区为基础的有计划配置的基本特征，即由各种不同功能区——中心商业区、工业区、文教区、行政区、休闲娱乐区等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而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大城市经济能量的增强，我国大城市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散发展趋势。大城市的离心增长和空间扩散一般都是在城市发展政策和城市规划的引导下，依托一些重要基础设施，以独立、半独立卫星城或规模较大的新城方式向外扩展。从空间经济理论分析，这种扩展是“梯度理论”和“扩散理论”发展模式的体现，是以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产业发展压力为目标，以建立相对独立的新区和城镇组团为手段，来引导和促进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优化。如上海市1986年制订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就提出“控制中心城区、发展卫星城”的方案，在最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更明确了新城建设的问题，即选择郊区条件较好的城镇(主要是原来的县城)分阶段地建设成中等规模的新城市，首先试点建设松江新城，最终将建成11个新城(松江、闵行、嘉定、青浦、宝山、金山、奉贤、南汇、崇明、空港新城、海港新城)，在全市形成“中心城一新城一中心镇一一般镇”的城镇体系，构建“多轴、多核、多心”的都市圈。总之，1980年以后我国大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人口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城市用地不断扩张，城市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的集聚和扩散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而为都市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中国都市区的形成，界定及规划
1都市区：中国城市化的新阶段
都市区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城市化过程中，当扩散作用强于集聚作用并占主导地位时，城市要素和职能开始由城市中心向外围移动和扩散。在郊区化阶段，城市性用地由中心向外不断扩大，原先受农业支配的非城市地域逐渐转化为以非农产业为主的城市地域。与此同时，中心城与外围地区在经济社会方面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强烈，功能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而形成由中心城和外围地区共同组成并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新的城市空间形态——都市区。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认为，都市区是具有更广义性的城市，一个都市区是由一个核心城市和环绕在四周的“城市场”(urban field)构成。按照弗氏的观点，城市场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理想的城市空间形式，是由完善的社会经济联系网络深化成的有着相对低密度的、广阔的多中心区域结构。城市场包括了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空间。在通常的情况下，大都市的场域可以延伸至离核心城市数十公里以外的范围，形成一个核心城市得以扩张的空间，都市区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整合的功能性或经济性的空间，囊括了实现城市机能良好运作所不可或缺的种种设施。毋庸置疑，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城市都有其行政辖区的郊区，这些外围郊区与中心城市一起构成一个共同的人口密集地区，但是只有当这个大的人口核心与其外围郊区形成高度的社会经济一体化倾向时，才能称之为都市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类似西方国家都市区的新的城市空间形式，标志着我国城市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都市区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时的产物，既有其外在规模即形态上的特殊性，又有其内在质量即功能上的独特性。都市区的出现不仅使城市地域空间形态与规模发生重组和变化，而且使资本、产业、城市科学劳动力等要素形成新的流动和布局，进而对原有城市行政管理模式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但是，由于这一城市空间形态在我国出现较晚，因此，对这类城市区域的概念、名称、界定标准等都不规范，一般是引用国外文献中“Metropolitan Area”这一名词，但译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大城市区”、“大城市地区”、“都市区”、“都会区”、“都市圈”等。其它的相关概念还有“城市密集地区”、“城市集聚区”、“城市群”、“城市带”“大城市带”“大都市带”等，而且这些名词经常混用，造成了概念的混淆和理解上的岐义。在政府部门制定的城市发展战略中，也不管城市发展的实际如何，城市是否真正由传统的单一城市空间格局发展到城市和地区共融形成城市区域格局，一概称之为“都市区”，以提升城市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在我国尽快开展对都市区的研究和规划管理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任务。
中国都市区的快速发展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根据预测，未来20年内我国城市机动化将有一个大的发展，机动化一方面将极大地扩展城市功能地域范围，促进在通勤范围内(一般认为1小时或“45分钟定律”)形成城镇群体组合的城市；另一方面，通过城市功能地域的交融，将极大地改变传统的城市与城市及城市与郊区的关系，城市功能的网络化与郊区的城市化趋势将日益明显，都市区的发展将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新潮流。第二，中国乡村有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巨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了城乡劳动力的同时过剩，因此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坚持走一条城乡共同发展的双轨型城市化道路，在大中城市不断发展的同时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实现乡村地区的非农化与城镇化。当前，大中城市拉动型的城市化模式已得到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认同，但目前普遍重视城市物质形态的建设，而对城市的功能地域的扩展重视不够，通过都市区这种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可以促进城乡之间功能上的衔接和融合。第三，在我国大城市中，建成区的外围都存在着大量难以明确划分的灰色区域，这里非农化水平较高，围绕中心城市存在着城乡间密切联系的产品、服务、资金、信息、通勤等的双向联系。同时，大城市郊区是城市发展的集聚力量和扩散力量汇合的场所，来自城市的和来自乡村的力量相汇合，使得城乡交接和市县交接的区域成为经济增长最为活跃的地区，但同时也是管理最为薄弱的地区，在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因此，从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已经成为城市研究者的共识，都市区的建立形成了具有有限行政权力的“都市联盟”，有利于满足城乡结合部管理的需要。
2.都市区概念的建立及界定标准
随着我国城市地域形态的新变化，国内学者开始探讨城市地域概念的重新界定。目前，我国最常采用的是城市行政地域概念，几乎所有城市统计数据均是根据行政地域范围进行的，但是由于城市行政范围往往与城市功能地域不相吻合，不能确切地反映城市功能的作用，因而给城市统计、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带来诸多不便。一些学者从日本都市圈的概念中得到启示，提出了中国的都市圈划分方案。如杨建荣认为都市圈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效率、最切合实际的模式，并提出了中国建立八大都市圈的战略构想。王建对都市圈这种空间组织形式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提出到2010年在中国建立“九大都市圈”的设想。在城市规划界，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首次引入都市圈概念。随后，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1998—2020)也使用了都市圈的概念，提出在全省建设南京、苏锡常、徐州三大都市圈的设想。但以上关于都市圈的含义实质上相当于城市经济区或城市群，而与都市区的含义有较大差别，其空间范围比都市区要大得多。
1987年，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等在借鉴西方国家都市区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中国城市功能地域——“城市经济统计区”的设想。2000年，周一星等正式提出了中国都市区的界定方案，认为凡城市实体地域内非农业人口在20万人以上的地级市可视为中心市，有资格设立都市区，而都市区外围县(市)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全县(或县级市)的GDP中来自非农产业的部分在75%以上；全县(或县级市)社会劳动力总量中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的占60%以上。这一方案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国情特点，是对中国都市区概念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并在京津唐地区、辽中南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作了实证研究。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外围地区非农化水平指标来界定都市区范围是可行的，75%以上的非农产值比重也比较恰当，但非农劳动力比重指标则值得商榷，其原因是现行统计口径仍把大量亦工亦农的农村劳动力或实际上主要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统计为农业劳动力。同时，数量日增的外来劳动力绝大部分在城镇从事二、三产业，他们创造的产值已在统计数字中反映出来，但他们作为非农劳动力却未能从统计数字中反映出来。因此，可以考虑以城镇人口比重指标来代替非农业劳动力比重指标。城镇人口比重数据统计准确，容易获得，而且城市化水平和非农化水平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建议以城镇人口比重在40%以上作为都市区外围县(市)的界定标准之一。关于都市区中心市的人口规模，以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万以上为宜，因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密度高，大中城市数量多，如2000年中国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311个，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也有94座，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育程度并不高，绝大多数城市仍处于以向心集聚为主的发展阶段，20万—50万人口之间的中等城市更表现为强烈的向心集聚，城市形态多为集中块状结构，城市边缘组团和卫星城发育不明显，并未形成一个包括周边地区的城市化区域，不具备都市区的基本特征。按照我国城市规模分级，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才称为大城市，那么以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为核心来组建都市区才顺理成章，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可将中心城市人口在50万—100万之间的称为都市区，中心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称大都市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的大城市构成的都市区称为联合都市区。
总之，要建立公认的、比较完善的中国都市区界定方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反观西方国家都市区的概念都是在官方定义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反复修改，逐渐完善的。因此，建议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如国家统计局或建设部)尽快组织专家进行深入研究，尽早确定和推广。
3.都市区规划的兴起
随着都市区在中国的出现，都市区规划应运而生。2000年6月，广州市在花都、番禺撤市设区的背景下，率先开展了类似都市区规划的“城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此后，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纷纷开展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概念规划)的研究和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展和正在开展战略规划研究的城市达30个之多，其中既有特大城市，又有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既有沿海发达城市，又有内陆地区城市，可以说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具有宏观性、前瞻性、综合性的特点，强调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城市，从多学科角度来探讨城市产业发展战略、空间发展结构、生态与环境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布局、城市文化和社会发展、实施策略和机制等问题，从而为城市政府提供发展思路和策略，并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指导。因此，承担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研究者除了城市规划专家以外，还包括地理、经济、环境、人口等专业研究人员。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兴起反映了我国大中城市在进入新的发展历史时期，经济快速成长对城市空间扩展的迫切需求，同时面临全球化、信息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挑战，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城市领导层对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空前地关注和重视，开始从空间规划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问题。战略规划对促进当前城市规划体系改革和顺应新世纪我国大城市发展需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战略规划仍处于探索阶段，在规划内容、方法和地位作用等方面，仍存在很大争议。从已完成的规划案例来看，城市空间的发展都跳出了原有中心区的地域范围，从更大的区域来探讨城市的空间发展问题，并大多冠以都市区的发展模式。但是，这些规划仍然局限在城市的行政区范围内，往往是以调整了的行政区作为规划范围的依据，对都市区的实际地域并未做严格的界定，而且对都市区的空间演变规律也未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上看，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属于都市区规划的层次，但目前国内对都市区空间组织的理论研究尚刚刚起步，理论的薄弱必然制约到规划水平的提高。
三 结 语
都市区是城市发展的一种高级状态，是具有影响力的中心城市与郊区城镇之间共同组成紧密关系的人口密集区。都市区空间组织的形成和演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国家区域政策积极引导的结果。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大城市将突破原有的空间结构尺度，都市区作为新的经济体系中的空间地域单元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都市区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形成的，城乡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是都市区形成的根本动力。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都市区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股力量交织作用下的产物，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大规模的开发区建设、及时的行政区划调整和适当的城市规划引导加快了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从而导致中国都市区的形成。都市区的出现对我国传统的城市发展战略提出了挑战，也对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都市区的发展需要相当多的资源来保证其有效运行，促进其在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达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更好地发挥其对区域社会经济的组织和协调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强对都市区的概念、界定标准、空间演变规律、规划调控和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引导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