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与相关理论综述
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下，劳动市场内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劳动市场分割，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开放性与整体性的表象背后，劳动市场是分割成不同层次的。虽说劳动市场分割可以是多元的，但在经济学界常以二元性对劳动市场的分割加以概括，并形成了二元劳动市场分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福利条件好，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其收入低、福利条件差，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郭丛斌，2004）。因此，对劳动市场分割的分析研究是认识社会经济现状的必要组成部分。
劳动市场的分割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特别是城市化过程有着密切的关联。譬如，一个社会的现代经济产业的扩展与提升会增加主要劳动市场的工作岗位，从而使得主要劳动市场得到发展。城市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革过程，包括了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过程，产业的转换过程，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以及城镇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经历着空间的转移过程以及产业的再分配过程，对劳动市场分割特征及其演变的分析研究，为认识掌握城市化的机理模式，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因为劳动力的空间转移过程本身也就是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劳动市场的分化、分割、演变，体现了区域经济集聚重组以及城市地域扩展的过程，移入城镇的劳动力所产生的居住、通勤、教育、医疗以及娱乐方面的需求及其对传统城市社区的冲击，都体现了城市生活方式的演变。对劳动市场的分割形态以及分割机制的研究，不仅对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和空间的不平等有着重要意义，也能对如何制定指导城市化发展的有效政策与法律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意义，近年来。在中西方人文地理以及相关的学术领域，对劳动力市场的动力机制及其分割形态的研究方兴未艾（李萍和刘灿，1999；王飞凌，1999；沈志义，1999：郭丛斌，2004；王怀民，2005；Massey，1995；Hanson and Pratt，1995；Pratt，1999；Preston and Giles，1997；Dickens and Lang，1998；Hiebert，1999；Bauder 2001）.分析家们已经发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主要和次要市场的证据（程贯平和马斌，2003；郭丛斌，2004；王怀民，2005；史晋川和战明华，2006；Boston，1990；Gindling，1991；Hanson and Pratt，1995；Hiebert，1999；Leslie，2000）。这些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表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包括种族、民族、性别等等。
从经济和社会学角度看，学术界对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关注基于两个方面。首先，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是经济市场失去效率的主要表现之一，这是因为，将一大部分劳动者隔离于许多劳动市场以外，不仅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大大地降低了劳动市场适应经济变化的可塑性与能力（Anker，1997）。其次，各个层面上的劳动市场分割，包括性别、民族，种族，移民等，促成了社会群体的边缘化，并造成和加大社会的不公正，阻碍和谐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态特征、形成过程、以及动力机制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和实践意义，其研究成果可直接为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和谐社会提供广泛的理论与政策依据。
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间，中国在其从计划经济转型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已经经历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Lin，1997；Oi 1999）。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包括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形成（Taylor，1988）、劳动的社会与空间分工的重构（Li，1997）、以及劳动市场分割的出现（Parish et al.，1995；Xu，et al.2005）。相对于这些令人瞩目的劳动市场的变化，学术界对地方性劳动市场的研究是相对不足的，无论是在理论的提出还是在实证分析上，对我国在经济转型中劳动市场特点与发育机制的研究，都应该进一步加强。
对某些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边缘化过程提出解释，是劳动市场分割理论的中心议题。劳动市场分割理论的提出始于新古典经济学，到现在已经包括了制度分析在内的多种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对劳动市场的论述，是基于这样两个基本假设：工人与雇主都是经济理性人、劳动市场始终趋于有效的运作（Gunderson and Riddell 1993；Anker，1997）。这样的理论前提，促使经济学家们通过对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因子的检定，来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异的问题。劳动的供给因子主要与工人的秉赋条件（譬如受教育与培训情况）、限制因素（譬如语言障碍、有孩子）、以及工人的选择（譬如要求的工作环境）等有关；劳动的需求因子包括了由追求最大利润的雇主所规定的工作与岗位有关的特征（譬如技能要求）。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竞争性劳动市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关系决定了雇主支付工人边际产品价值，不同产业间和社会群体间的工资差异是劳动市场动力过程的必需产物，也就是说，就业所得必然是工人的生产力的函数（Gunderson and Riddell 1993）。诸如首要市场和次要市场等分割性劳动市场的形成，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常被认为是短期市场不完善的结果，而不是什么不可名状的长期市场异化。劳动市场中竞争力量间的长期相互作用会推动市场间的流动性，进而促使形成工人工资趋同的总体趋势。
在西方，新古典主义所倡导的劳动市场分割理论，为制定克服市场不完善的各类社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手段。譬如，为处于次要劳动市场的工人提供培训项目来提高工人的人力资本，就是一种为提高次要市场产业工资而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政策手段。为了降低主要产业所要求的效率工资和工作岗位，包括限制最低工资、减少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减少福利、降低工会作用、以及增加失业率等，都成为广泛推荐的就业市场政策。
新古典经济学和人力资本学派关于‘完全劳动流动性’和‘高效率劳动市场’的理论前提受到许多劳动市场分割理论家的强有力挑战（Anker，1997；Bauder，2001）。许多制度学派学者认为，市场内的工人与工作不可能完全由统一的市场机制平和地配对，并坚称，劳动市场间常常缺乏劳动的流动性。并且，某些社会群体严重缺乏工作的接近性。不同市场之间因此有着不可逾越的界线。在每个界线内的市场不仅独立作用，同时也使某些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少数民（种）族、以及新移民等陷入特定的劳动市场而无法脱离（Peck，1996）。尽管陷入特定的劳动市场在不同的社会和空间场合会有不同（比如市中心与郊区），但分割的劳动市场是更高层次社会过程的直接产物这一事实已被逐渐认清。而且，这种社会过程是根基于塑造劳动需求方式的经济构筑与重组之中，也是镶嵌在劳动供给的社会构建与改造之中的（Peck，1996；2000；Oberhauser，2000）。
从制度学派的视点出发，分割了的劳动市场，其行为是由制度结构所规定的，正如经济地理学家裴克（Peck，1996）所指出的那样：“统治劳动市场角色行为的规则在每一个分割了的劳动市场都是不同的”。一个劳动个体，可能拥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在首要劳动市场就业，但却会被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规定与壁垒挡在次要市场内（Douelas，1997）。包括工会、最低工资、劳动法规、阶级关系、文化习俗、准则、传统等，这些制度要素不仅在劳动市场过程中起作用，也在劳动市场形成的前期过程中起作用，这两种作用过程则都会产生劳动市场分割。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市场是制度性分割的，工作的工资结构是永久的劳动市场现象而非所谓的短期市场变异（Gimble，1991）。从本质上看，总体的社会结构与地区性的制度设置，而非市场动力，塑造了劳动市场内的分割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性质就决定了社会不公与不平等的产生，从而造成了劳动市场的分割（AnkeL 1997；Smith，1997）。由此可见，制度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劳动市场分割所得出的结论与新古典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相径庭的。
在西方文献中，女权理论家的论点更为激进一些，他们不仅认识到制度结构对劳动市场分割的塑造作用，并运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性别、民族与种族在劳动分工过程中的地位（McDowell，2000；Oberhauser，2000）。女权主义的视点侧重于对劳动市场中妇女陷入不利境地的研究，并将此归结于整个社会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本身着床于我们这个男权社会。男权社会规定着社会与家庭中男人的优势地位和女人的附属地位（Anker，1997；Oberhauser，2000）。按此观点，劳动市场分割其实是对父权社会的一种反映：女人照顾家务、小孩与老人，而男人负责养家糊口。经验研究表明，父权制度与性别劳动分工在分割劳动市场中起着重要作用。从劳动供给方面看，与男性相比，由于女性的家庭责任，妇女一般积累了较少的人力资本；从劳动需求方面看，招工过程中出现的性别歧视阻碍了妇女获取高薪职位的机会。女权主义学派并非仅限于对性别作用的分析，而是在研究中包括了劳动市场分割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作用分析。种族、民族、年龄、性取向、文化习俗等都与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过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西方，许多经验研究已经表明，妇女、少数民族、外来新移民、以及不同性取向者，往往重叠性地处于低层次就业行业或受歧视薪水岗位这样的困境（Boston，1990；Wilson et al.；1995；Li，1997；McCall，2000）。
由于对劳动市场分割机制的认识与新古典学派的本质差别，制度分析学派以及性别分析理论家们对处理劳动力市场分割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导向。提高最低工资、加强工会作用，限制歧视实践、实施行业间可比性工资规范，减少失业等，常常是被提出来用于帮助陷于次要劳动市场劳动者的有关社会经济政策。
上面所评述的劳动市场分割方面的理论与观点，对认识不同地区不同国度不同体制下的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过程，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被分割的劳动市场，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同时存在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但是，在不同文化和政治空间及其地点，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过程的因素却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劳动市场被分割成片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也是社会主义转型经济中的一种内在产物，因为在这种转型经济中，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与地方官僚制度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必然地会推动劳动市场的分割（Arabsheibani and Lau，1999；Domanski，1990；Winter et al.，1998）。
中国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的同时，也孕育了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市场，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开放的劳动市场，中国劳动市场还属于成长的初期，决定劳动供求关系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形成。但现有的劳动市场，无疑是与改革前大锅饭的均等体制以及由计划经济来规定不同产业的工人数量和工资水平的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学者们对中国劳动市场的性质还有很多不同看法，特别是对旧体制下的官僚集体手段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在劳动分配中的作用，还有不同观点（Maurer-Fazio，1995；Yang and Zhou，1999；Lee，1999），但学术界也达成了不少关于中国，特别是对沿海地区的劳动市场变化分异方面的共识。城市化的加速、外资的大量引入、私有经济的大力发展，都使这一地区的劳动市场产生新的变革与组合（李萍和刘灿，1999；王飞凌，1999；沈志义，1999；郭丛斌，2004；王怀民，2005；史晋川和战明华，2006；Parish et al，1995；Xu et al.，2006）。
自1978年以来，国家所逐渐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在劳动力市场形成工过程中起很主要的作用。在我国农村地区，家庭承包制度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农村劳动效率，解放了亿万处于半就业状态的农村劳动力（Tavlor.1988）。由国家政策所引导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Veeck and Pannell，1989；Ho，1994；Dong，1998）。国家对人口流动管理的逐渐放松也促进了跨地区性的劳动市场的形成（Zhao，1999；聂盛，2004）。在我国城市地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重组国有和集体企业。厂长承包责任制、奖金制度、计件工资等制度都给予企业更多的自**和经济活力。劳动合同制增加了劳动流动性和劳动市场的效率，劳动服务结构的建立帮助工人在城市经济中寻找工作，并为新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员进行培训（Lee，1999；Gustafsson and Li，2001）。国有企业的重组也迫使了原来变相失业者成为公开失业人员，这本身也促进了我国城市内部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形成。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集体企业私有化以及私有经济的发展，也对原有的官僚劳动分配制度注入了更多市场机制因素，并推动了新的竞争性工资动态平衡的形成。正是在上述一系列国家层面上的社会经济改革变化的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得到了培育与发展。
虽然中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一些实证研究，指出了我国劳动市场分割的存在与相应的分割程度（李萍和刘灿，1999；王飞凌，1999：沈志义，1999；郭丛斌，2004；聂盛，2004；王怀民，2005；史晋川和战明华，2006；Fan，2001；2002；Xu et al.2006）。新的全球化的资本的涌入、私有经济的发展、残留的封建的男尊女卑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混杂于当代的转型经济中，共同地造成了劳动市场的分割特这。许多分析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到相当大的男女职业差异和工资差别（Stockman，1994；Parish et al.1995； Zhao.1999；Meng，1998a；1998b；Hare，1999；Du，2000；Xu et al.2006）。但是，学术界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趋向、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中国的形成原因尚存在很大分歧。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三大城市化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异分割的探讨，来理解与把握中国劳动市场的结构特征与形成机制，为治理中国劳动力市场、推动社会平等提供政策与决策方面的依据。下文将首先介绍本研究采取的方法与数据来源，随后会对三大城市化区域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做一详细的刻画与描述，第四节将着重讨论这些地区劳动市场分割形成因素的统计分析结论。
2 研究方法
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三大城市化区域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沿海地区中劳动力市场发育起步最早的地区。改革开发以来，这三个区域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大量内地农民移入这些地区，为这些地区飞速发展的经济提供了必须的劳动力资源。三大城市化地区也是中国经济最充满活力的地区，这里有引领中国改革开方的多类经济特区，是中国外资企业发展最早、外资规模最大的区域。西方企业管理和劳动力市场配置方式最早开始在这里得到实验。三大地区的私有经济规模庞大，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市场决定性突出。这些地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已起步，“铁饭碗”、“大锅饭”等计划经济体制下旧的劳动力配置制度的影响日益削弱。因此，选择这三大城市化地区来研究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有助于认识理解中国劳动市场发生发育过程，把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动力机制，也会增强认识中国在今后进一步迈向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特征的演变规律。
本研究中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所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课题所设立的中国社会调查开放数据库内获取。本文采用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年的普通居民问卷的原始数据，问卷同时覆盖城市和农村地区。这一综合社会调查为全国性的调查，调查对象为18-69岁人口，调查方法采用多阶分层抽样法，调查获得的有效样本量总计为10000份，原始数据以SPSS格式下载。为了研究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三大城市化区域，我们在原始数据中抽取了广东省来代表珠三角地区都市区.上海、浙江、江苏三省代表长三角都市区，北京、天津、河北全省代表京津唐城市化区。最后抽取的全部数据一共为珠三角地区585份，长三角地区1336份，京津唐地区1232份。
普通居民问卷包括了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①住户成员情况；②个人基本情况；③家庭情况；④心理健康；⑤经济态度与行为评价；⑥社区生活与治理。每个调查方面都由数十个问题组成。根据本研究的需要，我们选取了与收入、人力资源、企业职业类别等相关的变量对三大城市化区域的劳动力市场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
劳动力市场分异与分割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考察，本文用个人收入作为度量劳动力市场结构分割特征的主要指标。通过使用交叉表格分析来揭示收入在不同劳动群体中的差异程度。性别、城乡、企业类型和地区是划分不同劳动群体的指标。本研究进一步对所揭示的不同劳动群体收入差异的因素利用拓展了的明瑟收入函数进行了回归分析。明瑟收入方程是用来检验劳动者收入与劳动者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的关系的回归模型，其拓展后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ln（Wi）＝α0+βixi+εi
其中，W为劳动者的劳动收入，α0为常数项，xi分别为包括教育、经验等影响收入状况的各类市场和非市场因素，i为1，2，…n的观察值，εi为平均值为零的回归方程残差。
我们用不同的模型对三大城市化区域进行回归统计分析，并根据回归统计分析结果对三大城市化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结构进行了比较。
3 三大城市化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分异、分割特征
在西方劳动力市场发育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分异与分割不断发生着变化与演替。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市场的分异首先表现为人力资本的差异。劳动力的禀赋高、人力资本投入大，相应的收入就高、福利好，反之亦然。劳动市场分异同时还体现在工作经验上，工作经验多的劳动力收入与福利条件就好些。但是，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异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以及教育和社会经济制度在整个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劳动力市场除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价值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传统的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社会歧视，则会产生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割。长期的种族隔离与歧视，则会迫使少数民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异与分割可以从多个层面来考察分析。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旧的劳动力分配制度已经由市场的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加以取代。但是，作为一种转型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类型的劳动力市场分异与分割，这种劳动力市场差异可能是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也可能是制度因素所导致。
从中国三大城市化区域的劳动力市场的格局结构上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首先表现在以性别为主体的分割，而且，这种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割在不同的市场发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根据抽样调查资料整理，表1给出了中国三大城市化区域男女劳动力月收入分布情况。根据表1可以看出，三个地区劳动个体的月收入相对处于一个较低的收入水平，在所调查的3158个劳动个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劳动力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有近20%的被调查者的月收入在200元以下。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低于200元月收入的比例最高。而三个地区在1500元以上的中上等月收入者仅有17.5%。其次，这种发布状况在三个区域有一定的差别，京津唐地区有42%的被调查者月收入在600-1500元。而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这一比例则分别为36%和33%，在低收入方面，珠三角有46%的被调查者月收入在600元以下，而在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唐地区，这一比例则分别为42%和40%。透过上述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差别，从表中还可以看出三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者明显的性别上的分割。在被调查居民中，三大地区总计有1324位月收入为6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其中有女性788人。有约24%的女性劳动个体的月收入在200元以下，月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男性为调查男性样本的16%。低收入分布在三大城市化区域中有明显的差异，其中珠三角地区女性过于集中在低收入群体的现象最为严重。在京津唐地区，有19%的女性处于月收入 200元以下，这一比例在长三角地区约为26%，而在珠三角地区，有32%以上的女性劳动力的月收入少于200元。在中上等收入群体中，女性的比例相对较低，男性的相对比例在三大城市化地区中普遍都要比女性高出10个百分点。在珠三角地区，仅有10%的女性被调查者月收入高于1500元。
表2给出了劳动力市场中城乡居民在收入上的差别。就平均状况而言，农村户口的被调查者更集中于低收入群体。在农村户口的被调查者中，有74%以上处于月收入6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而城市户口居民这一比例仅为27%。农村户口低收入情况在三大城市化区域中的表现有一定差异。在京津唐地区，有81%以上的农村户口劳动个体的月收入在600元以下，在长三角地区，这一比例为74%，而在珠三角地区，低收入的农村户口劳动力的比例则为67%。而从中上等收入的分布情况看，农村户口劳动力的比例非常低，在京津唐地区，被调查的具有城市户口者中有20%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而在农村户口劳动力中，这一比例仅约5%。在长三角地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在中上等收入上的差别更为明显，上述这两个比例值分别为30%和5%。在私有经济最为发达的珠三角，约有10%的农村户口劳动力达到了月收入1500元以上。
表3、4、5列出了三大城市化区域内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劳动力收入的分布情况。在三大城市化区域中党政机关和国有事业企业作为非盈利机构，职工收入由国家保障，在劳动市场中处于低收入的情况最少，在长三角地区，约有45%的劳动个体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在京津唐，这一比例也达40%，但在珠三角仅为17%。就国有企业而言，中等收入者比例最高，在京津唐地区，有62%的国有企业职工月收入在600-1500元之间，在珠三角地区这一比例则超过了64%，在长三角城市化区域也达到59%。就三资企业来看，长三角的三资企业职工的收入最高，仅有不到16%的被调查的三资企业劳动个体的月收入少于1000元，这一比例在京津唐和珠三角地区则分别为32%和55%。相对于所有其它企业类型而言，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收入最低，在长三角地区，有69%的集体企业劳动者的收入在1000元以下，这一比例在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则分别为73%和83%。在京津唐地区，在被调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中有50%的月收入在600元以下。个体经营与私民营企业的职工收入情况差不多，在三大城市化区域中均居中下游水平。
综上所述，在中国三大城市化区域，劳动市场分异、分割的形态与格局存在较大差异。在各个地区的劳动市场内部，劳动收入的性别分割十分明显，这种性别上的收入差别可以是由人力资源禀赋条件上的差异造成的，也可以是由劳动力市场内的各类制度或社会歧视所导致。在男女劳动力人力资源禀赋上的差别，则也可以由市场外传统的重男轻女社会价值观所引起。因此，具体那些因素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割，则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城乡户口是衡量中国劳动市场分割的又一把尺子，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往往更有可能在低收入群体中挣扎。从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看，劳动力市场与户口有关的分割在三大城市化地区中有不同的表现，有必要对两者的统计关系进一步深入分析，以便充分认识制度因素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作用。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之间，劳动力市场展现了很明显的分异，这种分异是体制上的还是人力资本上的因素造成的还需要进一步用大量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证实。
4 三大城市化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异的主要因素比较
在本研究中，揭示与解释三大城市化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分异分割因素是根据一系列回归分析加以实现的，收入方程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已经在前文给出。在这里，我们首先采用收入方程的最简单形式进行分析。我们假设劳动者的收入分异是人力资本差异的结果，根据明瑟收入方程，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可以由受教育年限来直接表达。表6给出了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地区收入差异所作的回归分析的结果。回归分析的F检验结果表明三个方程都是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其中长三角收入方程的拟合最好，方程解释了长三角地区28.3%收入差异。而珠三角地区收入的差异25.3%可以用受教育年限的差别来解释。而方程对京津唐地区的收入差异解释能力稍低些。比较三个方程的结果，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首先，三个方程的都是统计上稳定的。其次，受教育年限的多少直接与收入的多少成正向对数线性关系。第三，在三个城市化地区，受教育年限对收入的贡献率有一定的差别。单位教育年限的贡献率在珠三角地区最高，长三角地区居次，相当于珠三角教育贡献率的91.1%，而京津唐地区最低，仅相当于珠三角教育贡献率的62.7%。上述统计结果表明，在市场化越是发育充分的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异中的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会愈加显著。
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异除了受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影响以外，还受到其工作经验直接影响，这里我们用被调查者的年龄来度量其参与劳动市场的经验。根据明瑟收入方程，表7归纳了三个城市化地区的回归分析结果。同样，回归分析的F检验结果表明三个方程都是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其中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方程拟合最好，方程解释了长三角地区被调查者收入差异的29%。而珠三角地区的收入方程解释了26.4%的收入差异。回归方程对京津唐地区的收入差异的解释能力也稍有提高，为21.4%。从回归分析结果看，三个方程的表现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回归方程都是统计上稳定的。其次受教育年限在加入工作经验变量后在三个方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变化，虽然这一变量在三个方程中都在统计上显著，但对收入差异的贡献率有所变化，对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唐地区而言，受教育年限对收入差异的贡献率有所提升，而对珠三角地区，教育的贡献率略有下降。第三，年龄在三个方程中与收入的关系与理论的预见不尽相同，年龄增长相应地会提高收入的假设在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均没有体现，实际上这一变量在这两个方程中均为统计上不显著。而且，方程结果还表明，年龄平方用来说明收入随年龄增长的速率递减的理论假设在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也没有体现。但是，长三角的回归收入模型与理论假设相吻合。三个变量不仅都统计上显著，而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也和理论假设相吻合。
上述分析仅仅考察了市场因素对三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异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是个非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制度性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往往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劳动力市场的配置与构建产生影响。
为了更充分地解释中国沿海三大城市化区域的劳动力市场的动力机制，我们在收入方程的基础上加以拓展，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理论，将反映制度性特征的因子加入了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性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中讨论最广泛的社会性分割因子，无论是在发战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性别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轴线。中国的户口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造成中国城乡分割的重要因素，户口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作用在学术文献中已有广泛阐述（Fan，2002；Xu et al.2006）。在回归模型中，“无技术职称”作为一个二元变量加以引入，来衡量专业技术培训方面的人力资本要素。“非企业干部”是衡量管理技能的变量，在现有体制下，这一变量还反映了企业干部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特殊优势。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刻画包括两个二元变量。变量“在外资企业工作”工作反映了全球化对三大城市化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程度，而“在私有企业工作”这一变量被用来衡量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私有经济发展的关系。
表8列出了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三大城市化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所作的回归分析的结果。回归分析的F检验结果表明三个方程都是统计意义上显著的。三个方程都解释了劳动力市场收入差异的20%以上，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回归模型拟合最佳。三个方程的常数项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表明方程是稳定的。
从人力资本要素来看，教育变量在三个方程中都是统计上显著的，教育因素在劳动力市场的各种综合因素影响下对收入分异的作用仍然十分突出。教育对收入的贡献率以长三角地区最大，在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尽管两者的劳动市场结构不尽相同，但受教育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基本一致。工作经验在三个地区对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比较而言，在京津唐地区工作经验对收入提高有一定影响，而在珠三角地区，年纪却与收入成负相关。从技能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看，无技术职称、非企业干部则都会对劳动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其中技术职称在珠三角地区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最大，在京津唐和长三角地区，有无技术职称对劳动收入差别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除了人力资本因素对三大城市化区域的劳动力市场有明显作用外，非市场因素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作用依然很重要。首先，从回归分析结果看，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京津唐地区，性别仍然是劳动市场的显著影响因子。男性劳动力的收入明显高于女性劳动力。这一现象在三个地区很普遍。其次，户口制度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在本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揭示。户口变量在三个回归方程中都呈统计显著。在最先实行改革开放的珠三角城市化区域，农村户口对劳动者收入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同时，比较其他各项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因子对收入的贡献量，户口因子的作用在三大城市化地区劳动力市场中影响最大。
非国有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异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从模型分析结果看，两地劳动力市场的分异正受到全球化的显著影响，外资企业成为分化劳动市场的重要角色。由于珠三角地区改革开发较早，外资经济已经与国内经济充分融合，从模型结果看，珠三角地区外资企业的劳动市场分化作用已经不很明显，内外资企业收入差别不显著。同时，珠三角地区的私有经济在劳动力市场的分异作用也不明显。但是，在长三角地区私有经济则体现出具有显著的拉动劳动收入的作用。
5 结论
自1978年至今，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突飞猛进推动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劳动力市场需求十分旺盛；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供求不断向市场化发展，新旧体制并行，劳动力市场分异和分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本研究通过对中国三大城市化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揭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异、分割特征的广泛性与空间性。
然而，中国劳动市场的分割与分异并非完全是经济改革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经济，其实是劳动空间隔离的极端体现。这种劳动配置的历史形态，由于发展路径依赖而被纳入当今中国劳动市场的结构形态中。在经济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形成发展过程中，原有的劳动空间隔离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退出了舞台，农民进城，国企改革，外资涌入，私有经营，这些经济改革的进程在中国塑造了一个新的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劳动力市场。劳动主体的人力资本差异，企业和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个性化要求，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并存，以及政府法制和政策的逐步形成，使得中国劳动市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劳动关系，衍生各种形态的市场分异与分割。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以及经济发展历史路径的特殊性，劳动市场也显示出经济转型中所特有的结构性特征。新古典主义理论所认为的非永久性劳动市场分异，与新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永久性的制度性分割，在中国劳动市场同时存在，哪个因素是决定性因素还很难下结论，我们认为，市场与制度，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因时间、地点、内外政治经济环境而有所变化的，也就是这种动态关系，无时不刻地穿梭于劳动市场的动态之中。所以，认识中国劳动市场的特征，必须从市场与制度两方面加以考察，本研究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从本文对三大城市化区域的研究结果可以清晰地认识这一点。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不同，地缘政治格局相异，地方习俗传统不一，这些差异在各个地域空间内构建了特有的地方性社会经济网络。劳动个体为了接近工作地点，往往无法摆脱这种社会经济网络的制约，而屈从于劳动市场的地方性。从地理学角度讲，这种地方性也正是各个地点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性的塑造力。劳动空间的这种地方性生产又反过来强化了各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与劳动关系再造。以此进一步推动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
总之，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巨大，把握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异和分割动态的地方性与空间性，不仅要考察劳动力的市场要素，也要深入理解制度要素的作用。本研究与其他发表的文献已经表明，中国劳动市场动态变化的一个直接产物就是在某些劳动市场中有多重“劳动市场陷进”的存在，掉入这种陷进的劳动社会群体是市场和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劳动政策上看，这些被“市场陷进”套住的弱势群体必须由政府的相关政策与法规加以扶持才能摆脱这种多重陷进，才能减缓社会分异的加速，创造社会公正。
参考文献：
[1]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教育与经济，2004（3）：7-11.
[2]程贯平，马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的变迁及其成因[J].改革研究，2003：21-23.
[3]史晋川，战明华.聚集效应、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城市增长机制的重构——转轨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古典模型的拓展[J].财经研究，2006，32（1）：5-19.
[4]王怀民.市场分割、比较优势、与加工贸易——对中国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加工贸易的关系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5：48-53.
[5]聂盛.我国经济转型期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从所有制分割到行业分割[J].当代经济科学，2004，26（6）：23-28.
[6]李萍，刘灿.中国劳动市场的体制性分割：问题与对策[J].1999.
[7]裕国，陈爱民.中国劳动市场与就业问题[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J].145-155.
[8]王裕国，陈爱民.中国劳动市场与就业问题[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205-216.
[9]王飞凌.行进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中国分散的社区性劳动市场群初探[J].1999.
[10]王裕国，陈爱民.中国劳动市场与就业问题[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234-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