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至2010年底．全国总人口13．7亿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6亿人。占总人口的49．68%。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跨市辖区的流动人口为2．21亿人，比2000年增加了1．00亿人．增长82．89%。在这一庞大的流动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农村及城市远郊的农民工。他们以各种形式居住在城市之中．并促使许多大城市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居住模式和建筑景观（Zhou and Cai，2008）。其中，作为一种中国所特有的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城中村”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潘聪林，韦亚平．2009；Chung，2010）。
城中村是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由于快速城市化、城乡二元管理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以及外来人口大量涌进所形成的产物（Feng，et al．，2008；Tian．2008）。调查显示（Zhang，et al．，2003；Zheng，et al．，2009），城中村中的住房价格低廉，但居住环境恶劣，缺乏公共服务，并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包括贫困人口集聚、犯罪率高等。因此，城中村改造成为当前中国许多大城市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贾生华，等，2011）。事实上，伴随着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如何有效地为那些没有城市户口的外来人口提供住房，日益成为政府和社会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相比较于广州、深圳和北京等城市，有关上海城中村的调查研究还很少见。但事实上，目前上海市的全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302万人，其中外来人口89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9．00%（上海市统计局，2011）。这些外来人口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居住问题亟待关注。那么，在上海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是否也存在大量农民工聚居的城中村现象？同时，在上海的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城中村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未来会如何？本文希望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上海城中村居民的居住状况，他们选择居住在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以及他们对于城中村改造的基本态度。此外，通过对城中村住房的需求关系分析，或者说是更多地从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角度出发，为当前上海的城市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和政策建议。
1 文献概述与理论框架
在许多中国城市，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化大都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和居住空间的分异（冯健，周一星，2003；李志刚，等，2004；李志刚，吴缚龙，2006；Yeh，et al．，1995）。在居住形态中，富人聚居区、门禁社区以及各种高档住宅不断出现（POW．2007；Wang and Lau，2008：Wu，2010）；而同时．城中村/棚户区、群租、工厂宿舍/工棚、农民工公寓等居住形式也成为城市中重要的社会空间（Logan，et al．，2009）。由于低收入和城市居民身份的缺失，城中村成为外来人口住房自发供应的一种有效形式（zhang，et al．，2003）。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背景．城中村往往成为低收入、无住房的外来人口的住所（Wu，2004）。很多情况下，城中村与流动人口聚居区非常类似，但又不完全等同。城中村是外来人口的一种临时居所，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为其提供了廉价的住房和较低的生活成本（Liu，et al．，2010；Wu，2009；Wang，et al．，2009）。
对于城中村的实证研究，学者们最早关注到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北京近郊区的案例（田莉，1998；王汉生，等，1997；Liu and Liang．1997；Ma and Xiang，1998）。随后，几乎全国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城中村现象，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对城中村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城中村土地形态的变迁及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尤其是二元土地产权制度的影响和城中村的改造政策（蓝宇蕴，张汝立，2005；魏立华，闰小培，2005：zhu，2002）。不少文献提出如何快速有力地清理城中村的建议。但在改造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多地考虑开发商和城中村原有居民的利益诉求，而普遍忽视了其中的主要居住群体，即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住房需求（Hao，et al．，2011）。事实上，对于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来说，他们并不关心土地产权制度、城中村改造的补偿或者城中村将被改造成的样子。对他们而言，城中村只是一处廉价的住房以及低生活成本的生活空间（Zhang，et al．，2003）。随着全国各地对城中村改造的推进，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特别是外来人口，正面临着失去住房的威胁。
城中村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城中村为原村居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又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住房。因此，有些学者呼吁要警惕过度改造城中村的行为（Wang．et al．，2009）。由于具有宽松的制度环境、廉价的住房市场与良好的区位等条件，城中村及其周边地区成为非正规部门集聚的空间，也为外来农村移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薛德升，黄耿志，2008）。与其他国家城市中的移民相比，中国城中村的移民表现出更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Wehrhahn，et al．，2008）。而居住状况对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显著（孟兆敏，吴瑞君，2011），城中村的居住状况决定了其住户的高度流动性。在住房选择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同流动人口的暂住身份一起决定了其艰苦的居住条件（吴维平，王汉生，2002）。低成本城市化与低成本城市生活的刚性需求决定了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难以替代性（蓝宇蕴，2008）。在城市化进程中，尽管城中村为收入低下没有住房的外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住所，但不可忽视的是，城中村同时也带来了败坏的环境、治安问题、收入分配不均、政府财政流失等许多社会问题（李志刚，吴缚龙，2006）。
目前对上海城中村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将城中村作为流动人口聚居地的一种类型①，认为城中村是以流动人口为行为主体，由微观个体行为自发选择形成的一种自下而上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罗朝仁，王德，2009）。因此，从外来流动人口的个体来认识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和发展态势，对于城中村的再开发以及外来人口住房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在上述理论框架内和当前城中村拆迁改造的背景下，通过住户调查考察上海城中村的居住状况和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以期为城中村改造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2 研究数据与调查方法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0年下半年开展的“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村落发展”研究项目的调查数据。这是一项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与英国卡迪夫大学合作进行的抽样调查。该调查对上海市的城中村进行了大规模的住户抽样调查。由于城中村研究开展时间不长，但研究视角众多，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严格定义。本调查对城中村的界定主要基于空间视角，即城中村在空间位置上处于城市发展用地范围内，仍然存在一部分村建设用地，被城市用地所包围或与城市用地互相交错（许学强，等，2009）。根据这一标准，在调查初期通过咨询有关政府机构和实地查访，掌握了上海市中心城区现存的绝大多数城中村的基本情况，并建立了城中村的名录。然后，在名录中根据各区分布的城中村数量同比例抽样，最终确定23个城中村作为调研目标。
这23个城中村主要分布在上海的内环以外至外环周边地区，其中11个村位于内环至中环之间，9个村位于中环至外环之间，还有3个位于外环以外邻近地区。此外，这些城中村大部分位于环线高架附近，即坐落在城区交通主干道的邻近位置，居民出行较为便利。在上海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内环线以内区域是传统的建成区，已高度城市化，在1990年代上海出现郊区化之后，该区域人口开始下降；内外环线之间区域是上海城市化近域推进的空间拓展区，也是近20年上海外来人口最主要的集中区（李健，宁越敏，2007）；而外环线之外基本上是郊区，城乡分隔明显②。由此可见，上海的城中村主要分布在外缘区和近郊区，正是快速城市化近域推进的结果。
调查过程中，在每个城中村根据家庭地址使用等距抽样方法选择住户。调查不仅收集到住房租客的信息，也有住在城中村中的房东信息，故可用于比较不同类型居民的居住状况。问卷调查采用面对面访谈方式进行，调查对象为户主，问卷涉及户主及其家庭住户成员的基本情况、家庭收支状况、居住状况以及户主就业状况等信息。根据各城中村的规模大小，问卷发放数量有所区别。其中，20个规模较小的村（一般村）各发放20份问卷，3个规模较大的村（重点村）各发放100份问卷。最终，本调查共计回收700份有效问卷③，涉及1778名城中村居民的相关信息（图1）。
3 调查结果分析
3．1城中村的居民特征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描述如表1所示，样本的性别比率基本平衡，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平均年龄33岁，大部分已婚。进一步分析可发现，城中村的居民在身份、就业和收入支出状况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相似性。
3．1．1以外来人口为主
上海城中村的居民以外来人口为主。根据调查结果（图2），城中村本地人比例为16．8%，外来人口比例为83．2%；户主为本地人的家庭占比13．7%，户主为外来人口的家庭占比86．3%。城中村平均每户家庭人口为2．54人，其中本地人均值为2．92人，外来人口均值为2．48人，而目前上海全市平均每户家庭人口为2．49人。调查数据进一步表明，本地人配偶居住在本住所的比例占95%，外来人口这一比例为85%。可见，城中村中的外来人口出现家庭式迁居的比例相对较高。此外，外来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1．1岁，其中17岁及以下人口比例为16%，18岁至35岁人口比例为42%，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3%，与上海市全市水平相比，城中村外来人口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特点。
3．1．2以非正规就业为主
城中村从业人员主要从事于非正规就业。在700名户主中，没有合同的临时工比例为17%，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比例为22%，一年以内短期合同工比例为14%，固定工作比例仅为3%。户主就业签署合同比例非常低，表明多数是从事非正规就业。同时，大部分居民就业于个体或私营经济。在1209名就业者中，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被雇者占48%，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主占18%（图3）。从职业来看．60%的居民是商业和服务业人员。那些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主多数为市场的店主和摊主。不少城中村的区位邻近大型批发零售市场，使其成为市场就业者包括个体户和被雇者的重要居住地。此外，城中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条件明显低于上海全市水平（图4）。其中，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拥有率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1/2。造成低社会保障率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城中村外来人口比例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城中村的就业者特别是外来人口就业者多数从事非正规就业。
3．1．3以低收入、低消费群体为主
城中村居民在上海主要属于低收入、低消费的群体。2009年，上海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03元/月．而城中村居民人均收入为2061元/月，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全市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749元/月，城中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842元/月，不到城市居民的1/2。全市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72．8%，城中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收入比重为40．9%，远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表2）。
上述特征对于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外来人口来说更为明显。城中村外来人口的消费支出结构中，食物支出占所有消费支出的37．6%，住房支出占所有消费支出的28．7%，这两项比重合计高达66．3%。比起将赚的钱更多地用于城市生活消费，城中村的许多外来人口更加倾向于将收入寄回家乡供养孩子和父母，以及作为储蓄存储起来。与城市居民相比，城中村居民在城市中的消费欲望较低。对于他们而言，城市更像是一个工作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生活的地方，他们在城市中的消费标准仅是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
3．2城中村的住房状况
总体上，上海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居住条件比较艰苦，远落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
3．2．1人均居住面积小
城中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7．1m2，户均为18．1m2。其中，房东人均居住面积为26．1m2，租客人均居住面积为4．7m2，仅为房东人均居住面积的1/6。城中村主要以自住为主，合租比例较低。房屋出租程度非常高，达到87%，但是房屋出租的合约程度非常低，仅有18%。居住户型以一居室为主，平均每户家庭拥有1．2室和O．1厅。可以看出，城中村的居住主要以独门独户的形式为主，而且具有出租程度高、合约程度低、人均居住面积小的特点。
2010年上海市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17．5m2，城中村人均居住面积不足全市均值的1/2。其中城中村房东人均居住面积是全市平均水平的1．5倍，而租客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1/4，相当于1978年上海市人均居住面积（4．5m2）。
3．2．2住房基本设施不足
城中村住房基础设施整体上存在很大不足，出租房屋的配套设施更是严重不足。根据几项基本设施拥有情况的比较，城中村家庭液化煤气拥有率最高，达到76%；独立厨房、独立卫生间、空调、互联网四项基本设施拥有率较低，均在20%左右；淋浴设施拥有率也很低，仅为11%；而管道煤气拥有率最低，仅为5%。以上述7项基本设施拥有数量来比较，房东的住房平均拥有设施47项，而租容的住房平均拥有设施仅为1．2项。
进一步与上海全市进行比较。201O年，全市每百户城市居民家用电脑拥有量为129台，而城中村的电脑拥有率只有17%④，几乎是城市居民的1/8。全市每百户城市家庭家用空调拥有量为200台，城中村家用空调拥有率仅为21%，几乎是城市居民的1/10。全市每百户城市家庭热水淋浴器拥有量为98台，城中村热水淋浴器拥有率为11%，几乎是城市居民的1/9。可见，城中村住房的基本设施拥有状况要远远低于上海市居民家庭的平均水平。
3．2．3住房破旧
调查显示．城中村住房建成时间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以前。其中，1980年代以前建成住房面积的比重占37%，1980年代建成的比重占40%，1990年代建成的占19%，2000年以后建成的仅占4%。可见，1990年代以后的城中村住房建成量逐渐萎缩．到2000年以后住房建设基本停止。
到2009年为止，上海市全社会住宅建筑面积47624万m2，其中80%的住房建成于1990年代以后，近一半住房面积建成于2000年以后。与全市住房建设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中村77%的住房建成于1980年代及以前。在近20年上海城市进行大规模住房建设的时候，城中村的住房建设却停滞不前，与全市整体情况截然相反。
3．3住在城中村的原因
既然城中村的居住条件非常糟糕，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人选择居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房东和租户的看法差异显著。
3．3．1房东视角
根据对92名房东的调查，从个人选择的角度看．97%的房东选择居住在此的原因是“一直居住在此”．另外分别有1%的房东选择在此居住的原因是“纯属偶然”和“为了方便子女上学”。房东在此开始居住的平均年份为1964年，房东的平均年龄为47．7岁，其中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为29%，可见，房东在此居住时间均比较长，且年龄结构呈现出老龄化的特点。对房东来说，对社区的怀旧情结和长期生活习惯是使得他们留在城中村的主要原因。
租金收入也是房东留在城中村的一个原因。根据调查，房东平均出租房间为6．7间，每月可得租金平均为2798元，而房东每个月平均家庭总收入为8447元，其中租金收入所占比重达1/3。对房东来说，租金是一笔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他们选择留在城中村更好地经营出租房屋。
3．3．2租客视角
根据对608名租客的调查，从个人选择的角度看，关于租住在此的理由，分别有46%的租客选择“接近工作地点”和“房租房价便宜”，4%的租客选择“纯属偶然”，2%的租客“为了方便子女上学”，而选择“一直居住在此”和其他原因的租客分别仅1%。因此，对租客来说，接近工作地点的地理位置和廉价的房租是吸引他们选择在城中村居住的两个主要因素。
根据问卷结果统计，租客从家到工作地点的平均距离是5．7km，去工作的路上平均花费时间是19分钟。所使用的交通工具．62%的租客选择自行车（包括助动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26%的租客选择步行，6%的租客选择公共汽车，分别有3%的租客选择地铁以及小汽车。可见，租客选择了最低成本的交通工具。而为了降低出行成本．选择住在靠近工作地点的地方是最直接的办法。调查结果还显示．城中村平均房租是每户518元，远远低于上海市二手房平均租金⑤。通过对租客出行行为和房租的分析，可以发现，最大程度地降低生活成本是租客选择在城中村居住的主要原因。
进一步，问卷还对租客对于现状住房和环境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图5）。在12项指标中，“不满意”的包括小区绿化、康乐设施、物业管理、学校托幼、社区服务等指标；感觉“一般”的包括卫生条件、住房质量、住房面积、治安等方面；而评价“满意”的是邻里关系、市场商业、交通等指标。整体上，租客对现居所和小区环境的满意度在“一般”以上。可见．交通条件便利、市场商业发达、邻里关系和谐是吸引外来人口在城中村居住的有利因素。同时．尽管康乐设施、小区绿化、物业管理、学校托幼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缺失，但是并没有阻止租客选择在城中村居住。因此，对城中村的租客来说，选择居住处所最首要的目的还是最大程度地降低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而不是享受舒适宜居的环境。
3．4对于城中村拆迁的态度
近些年，上海市对城中村不断进行拆迁和改造，许多城中村正在消失。在本调查开始到本文完成的一年多时间内，不少调研样本城中村已被拆迁，而余下的很多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那么，当这些城中村消失的时候，这些居民何去何从？城中村的拆迁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4．1房东视角
调查表明，99．6%的房东认为自己所在的居住地会被拆迁改造，其中84%的房东表示愿意跟政府的动迁标准合作，仅有16%的房东表示不愿意合作。根据问卷结果统计，房东当时建造住房的平均成本为2．4万元，现在对房子的平均估价为230万元，增值近100倍。对房东来说，被拆迁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如何在拆迁过程中最大获利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事情。
3．4．2租客视角
92%的租客也认为自己所在的居住地会被改造。关于城中村拆迁将会选择什么样的住处，11%的租客选择“改建后条件好的房子，哪怕租金提高”，35%的租客选择“交通便利的房子，哪怕租金提高”，55%的租客选择“较远一点的房子，保持租金不增加”。对于租金增加的幅度，租客认为他们能够承受的平均增加上限是266元。超过这一幅度后，他们会选择到其他城市工作，或者回到家乡。
由此可见，当城中村被拆迁后，选择一个租金便宜、交通便利的住所是这些租客对住房的基本需求。城中村为他们最大程度地降低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当城中村被消灭后，能否找到一个低生活成本的住所成为他们继续留在城市的一个重要条件。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本项调查发现，目前上海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城中村，这些城中村主要分布在城市内外环之间及外环周边地区，是上海快速城市化近域推进的产物。相对于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而言，上海的城中村数量较少，规模也较小。事实上，城中村只是上海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类型之一。从人口数量来看，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外来人口比重并不大⑥。但是，作为当前中国所特有的一种城市社会空间，上海的城中村和其他地方一样，是低收入外来人口的重要聚居地，也是研究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及快速城市化进程的绝佳的浓缩标本。
本文重点从外来流动人口的个体状况揭示了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和发展态势。在造成城中村现象的诸多原因中，一般认为城乡二元结构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本调查的结果也显示了，城中村的居民主要以非正规就业、低收入的群体为主，因此，城中村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大城市中社会分层日益明显的结果。与上海市城市居民相比，城中村居民的居住条件要差得多，居住面积小、住房设施不足、住房破旧。然而这样的地方，却成为众多寻求廉价住房的租客集聚之地。这也反映了低收入外来务工群体在城市生活的基本目标和需求。城中村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性产物．无论对房主还是租客来说．都只是临时的居所。对房主来说．城中村被拆迁的命运正是他们所期待的。而对租客来说．城中村便利的交通、接近工作地点的地理位置、便宜的房租使得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通勤成本和居住成本。对他们来说，城中村仅仅是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工作“宿舍”，而不是“家”。
随着上海市城中村改造的不断推进，城中村正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在这些城中村被消除殆尽的时候，政府应该考虑如何有效地为这些外来人口提供适宜的住房。这些人多数从事着城市居民不愿意从事的低端劳动．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有效地为他们提供宜居的住房将成为城市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城市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低端劳动力缺失的困境。通过本项调查可以发现，为外来人口提供合适的住房需要从外来人口的需求出发，比如提供房型可以单居室为主，同时控制每个居所的住房面积，从而尽可能地降低租金水平。在选择外来人口住房的区位时，应考虑到交通出行问题以降低通勤成本。此外，一些住房基本设施可以采用公共配套服务的方式提供，从而有效地降低外来人口在上海工作生活的综合成本。
（本文也是ESRC/DFID资助项目“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村落发展：对贫困和贫民窟政策的启示”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研究合作，特别感谢本合作项目的负责人吴缚龙教授。）
注释：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840015）。
①罗仁朝和王德（2009）从形成机制入手，将上海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分为“自下而上的自发聚居”与“自上而下的统一安置”两大类，其中后者又可分为“简易安置”、“集中安置”两类。“自发聚居区”包括“就业型——就近工作的聚居区”和“居住型——交通便捷的聚居区”两个亚类。“简易安置区”包括“福利型——政府/集体投资运作的安置区”、“配套型——政府/企业投资，自己经营或外包经营的安置区”和“引导型——政府牵头，充当企业与出租户的媒介，统一管理，统一租赁的安置区”三个亚类。“集中安置区”包括“工业园区集中安置区”和“村集体建设的集中安置区”两个亚类。显然，城中村属于自发聚居形成，或者靠近工作地点或者交通便捷，以便降低通勤成本。
②调查中发现，上海不少城中村的形成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近郊区是1990年代以来上海吸引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集中地，因此城中村也主要分布于此。而远郊区吸引的外来人口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迅速上升（宁越敏，等，2011）。在目前的城市管理制度下，新的城中村已不太可能形成。
③所有问卷均在调查员的面对面协助下完成，保证了每户调查问卷的有效性。
④根据调查问卷统计，城中村家庭的互联网拥有率为17%，而家庭电脑拥有率和互联网拥有率基本一致。
⑤根据搜房网发布的《2010租房白皮书》，2010年12月，上海二手房平均租赁价格上涨至2825元/月，两居室平均租金为2857元/月，三居室平均租金为3881元/月。
⑥在上海，居住在城中朴的外来人口比重并不大。比如普陀区，“六普”数据常住人口近129万，其中外省市户籍人口超过36万；经本次调查估算，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在4万人左右。再如闸北区，常住人口83万，其中外省市户籍人口20万，占24%；而本次调查中，闸北仅存一个城中村，至本文截稿止，该城中村已被拆迁。所以，上海绝大多数的外来人口并未聚居在城中村。除了工厂/工地宿舍之外，大部分外来人口分散租房居住。
参考文献：
1 冯健，周一星．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1990-2000）[J]．地理研究，2005，22（4）：465-483．
2 贾生华，郑文娟，田传浩．城中村改造中利益相关者治理的理论与对策[J]．城市规划，2011，35（5）：62—68．
3 蓝宇蕴．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功能分析——基于城中村空间改造的思考[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12）：30—55．
4 蓝宇蕴，张汝立．城中村成因的探析——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例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5（11）：68—74．
5 李健，宁越敏．1990年代以来上海人口空间变动与城市空间结构重构[J]．城市规划学刊，2007（2）：20—24．
6 李志刚，昊缚龙．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J]．地理学报，2006，61（2）：1 99—211．
7 李志刚，吴缚龙，卢汉龙．当代我国大都市的社会空间分异——对上海三个社区的实证研究[J]．城市规划，2004，28（6）：60—67．
8 罗仁朝，王德．上海流动人口聚居区类型及其特征研究[J]．城市规划，2009，33（2）：31-37．
9 孟兆敏，吴瑞君．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基于上海、苏州等地的调查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1，17（3）：11—18．
10 宁越敏，赵新正，李仙德，等．上海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J]．上海城市规划，2011（1）：16—26．
11 潘聪林，韦亚平．“城中村”研究评述及规划政策建议[J]．城市规划学刊，2009（2）：96—101．
12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201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O．
13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2011-05-03．http：//www．stats-sh．gov．cn/sjfb/201105/218819．html．
14 田莉．“都市里的乡村”现象评析——兼论乡村—城市转型期的矛盾与协调发展[J]．城市规划汇刊，1998（5）：54—56．
15 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等．“浙江村”：中国？？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J]．社会学研究，1997（1）：56—67．
16 魏立华，闫小培．“城中村”：存续前提下的转型——兼论“城中村”改造的可行性模式[J]．城市规划，2005，29（7）：9—13，56．
17 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2（3）：92—110．
18 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19 薛德升，黄耿志．管制之外的“管制”：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生存状态——以广州市下渡村为例[J]．地理研究，2008，27（6）：1390—1398．
20 Chung H．Building an Image of Village—in—the-City：A Clarification of China's Distinct Urban Spac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0，34（2）：421-437．
21 Feng J，Zhou Y，Wu F．New Trends of Suburbanization in Beijing since 1990：From Government-Led to Market-Oriented[J]．Regional Studies，2008，42（1）：83—89．
22 Hao P，Sliuzas R，Geertman S．The Development and Redevelopment of Urban Villages in Shenzhen[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1，35（2）：214-224．
23 Liu X，Liang W．Zhejiangcun：Social and Spatial Implications of Informal Urbanization on the Periphery of Beijing[J]．Cities，1997，14（2）：95-108．
24 Liu Y，He S，Wu F，et al．Urban Villages under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Unregulated Assets and Transitional Neighbourh00ds[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0，34（1）：135—144．
25 Logan J R，Fang Y，Zhang Z．Access to Housing in Urban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9，33（4）：914-935．
26 Ma L J C，Xiang B．Native Place，Mig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easant Enclaves in Beijing[J]．The China Quarterly，1998，155：546-581．
27 Pow C-P．Securing the “Civilized” Enclaves：Gated Communities and the Moral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in（Post-）Socialist Shanghai[J]．Urban Studies，2007，44（8）：1539-1558．
28 Tian L．The Chengzhongcun Land Market in China：Boon or Bane？—A Perspective on Property Righ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8，32（2）：282--304．
29 Wang J，Lau S S Y．Forming Foreign Enclaves in Shanghai：State Action in Globalization[J]．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2008，23（2）：103-118．
30 Wang Y P，Wang Y L，Wu J S．Urbanization and Informal Development in China：Urban Village in Shenzhe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9，33（4）：957—973．
31 Wehrhahn R，Bercht A L，Krause C L，et al．Urban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 and Water-Related Vulnerability in Megacities - The Example of the Urban Village of Xincun，Guangzhou （China）[J]．Die Erde：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ūr Erdkunde zu Berlin，2008，139（3）：227-249．
32 Wu F．Land Development，Inequality and Urban Villages in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9，33（4）：885-889．
33 Wu F．Gated and Packaged Suburbia：Packaging and Branding Chinese Suburban Residential Development[J]．Cities，2010，27（5）：385--396．
34 Wu W．Sources of Migrant Housing Disadvantage in Urban China[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4，36（7）：1285-1304．
35 Yeh A G O．Xu X，Hu H．The Social Space of Guangzhou City，China[J]．Urban Geography，1995，16（7）：595-621．
36 Zhang L．Zhao S X B，Tian J P．Self-Help in Housing and Chengzhongcun in China's Urbaniz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3，27（4）：912-937．
37 Zheng S Q，Long F J，Fan C C，et al．Urban Villages in China：A 2008 Survey of Migrant Settlements in Beijing[J]．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9，50（4）：425-446．
38 Zhou M．Cai G．Trapped in Neglected Corners of a Booming Metropolis：Residential Patterns and Marginal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Guangzhou[M]//Logan J R，ed．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Oxford，UK：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8：226-249．
39 Zhu J M．Urban Development under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A Case of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2，26（1）：41-57．
作者简介：
宁越敏（1954-）．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