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早在1976年,法国著名地理学家戈特曼就预见长江三角洲将形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带,并有可能延伸至长江中游地区①。2006年,在国家发改委编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长三角包括传统上的15个城市再加浙江省台州市,但其后规划把长三角的范围扩大到上海、江苏、浙江一市二省。2006年,建设部组织编制的《长江三角洲城镇群规划》进一步把长江三角洲扩展到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一市三省,泛长江三角洲的概念由此霍之欲出。2008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视察工作时,基于全国区域发展现状和长三角发展趋势,提出了泛长三角的区域分工和合作。其后,学界对泛长三角开始进行研究,但其范围有不同的说法。本文所指的泛长三角系指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一市三省的范围,重点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泛长三角地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与区域发展模式,并就泛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战略提出思路。
二、泛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的基本特点
1.城镇化整体速度较快,但区域差异较大
根据全国和泛长三角一市三省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城镇化水平及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公布的城镇化水平,分别计算三个时间段各自的城镇化速度(表1)。1982年至1990年间,浙江省和上海市的城镇化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速度,而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城镇化速度低于全国平均速度。1990-2000年间,上海和江浙两省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而安徽省的城镇化速度也与全国的平均速度持平。2000-2005年间,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城镇化速度已低于90年代的水平,安徽省的城镇化速度则超过了90年代,但三省都超过了同期全国城镇化的平均增长速度。不过,同时期上海市城镇化水平只上升了0.78个百分点,与90年代的高速增长形成极大的反差。
1982 -2000年间,上海、江苏及浙江大部分城市的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其中,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核心15城市和私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金华是一市三省内城镇化速度最高的地区。按城镇化水平增加的百分点计,泛长三角42个地级以上城市可分为三种类型:
城镇化高速发展地区(城镇化水平增加25个百分点以上),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盐城,杭州、宁波、绍兴、舟山、金华、温州、台州。
城镇化中速发展地区(城镇化水平增加15到25个百分点),包括南京、南通、宿迁、嘉兴、湖州、丽水、徐州、淮阴、衢州、合肥、淮南、滁州、阜阳、池州。
城镇化低速发展地区(城镇化水平增加5到15个百分点),包括连云港、芜湖、马鞍山、安庆、黄山、巢湖、亳州、宣城、六安、淮北、宿州、蚌埠。除连云港外,其余城市均在安徽省。
分省看,属于长三角的苏南、苏中8个城市中除南京、南通外,其余各市在1982-2000年间城镇化水平都增加了30个百分点以上,其中苏州城镇化水平上升最快,达38个百分点。浙江省城市中,宁波、绍兴、金华、台州和温州5个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也增加了30个百分点以上。而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上升最快的阜阳、合肥等城市仅增加17个百分点,大大落后于长三角核心地区。
2.区域内部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
一市三省是我国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最大的地区之一,区内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达到88.3%,而城镇化水平最低的宿州市仅15.4%,相差竟达72.9个百分点。总的趋势是东部沿海城市城镇化水平较高,西部内陆城市城镇化水平较低(表2)。
若把泛长三角分为核心-边缘两个层次,则长江三角洲16个市作为本区的核心地区,其城镇化水平最高,其中沿江的沪宁地区、马芜铜地区和浙江杭州-宁波-温州沿海一带是一市三省内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除芜湖外,其他各市的城镇化水平都超过了50%,上海和南京的城镇化水平更高达88%和70%以上。另一方面,苏北、安徽大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低于30%,成为本地区的边缘地区。其中,宿州、亳州、六安的城镇化水平仅为15-20%。是区内城镇化水平最低的地区(图1)。
三、泛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因子分析
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成为城镇化研究中的重要领域②。为综合分析本地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在此采用因子分析法,其城镇人口数据采用各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其他数据则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中的数据。
本次因子分析选取9项指标。其中,区位条件(X1)和人口密度(X2)两项指标反映一个地区的初级生产要素状况。这是因为一个地方区位条件的优劣对该地的经济发展已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本次研究的江浙沪皖一市三省42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和最大的对外交通枢纽毫无疑问是本区域的中心城市,它对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凡接近上海的城市,经济就比较发达,反之经济就相对落后。因此,本次研究评价各市的区位条件主要采用41个城市到上海距离,该指标用连接两地的公路和铁路的平均距离测算(不通铁路的只算公路距离),其中苏北在2000年时因尚未有长江大桥连通,需要通过渡轮连接,按轮渡所需时间增加100公里。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有人均GDP(X3)、人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X4)、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5)、人均实际利用FDI(X6)、人均出口总额(X7)。其中前两项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直接影响到城镇化水平,而选取投资类指标是因投资、特别是外资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是影响本地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另外,选取市区GDP占整个地区GDP比重(X8)和市区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X9)两个指标,用于反映中心城市集聚程度对地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分析的过程如下:
在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汇总后,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此采用极大极小标准化方法。公式为xij,是第i个城市第j个因子的指标,x′ij是进行标准化后的因子指标。
采用spss10.0软件作因子分析,得到9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表3)。
从结果来看,部分变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如区位条件就和人均GDP、人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有明显的负相关,即和上海的距离越远,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低;而人均GDP和人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实际利用FDI、人均出口总额有明显的正相关。因此,再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到2个主因子,其中第一个主因子解释58.3%的变量,第二个主因子解释26.5%的变量,合计达到85.8%(表4)。
在第一个主因子中,X1区位条件、X3人均GDP、X4人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X5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6人均实际利用FDI、X7人均出口总额具有较高的载荷。其中,区位条件载荷为-0.85,其他经济发展指标和对外开放指标呈正值,表明各地城镇化水平与距上海的距离呈反比,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呈正比。换言之,与上海距离较近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城镇化水平也较高;反之,与上海的距离越远,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其城镇化水平也就较低。因此,可将第一主成分命名为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子。
在第二个主成分中,X8市区GDP占整个地区GDP比重和X9市区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变量具有明显的高载荷,其意义是各市的城镇化水平与中心城市的相对实力呈正相关,可以将其命名为中心城市集聚因子。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心城市的相对实力与其所辖县的数量有密切关系。凡一个地级市中心市规模小而辖县多,即属于“小马拉大车”的,其城镇化水平较低,如苏北的南通、淮安、盐城、连云港等市,安徽的阜阳、亳州、宿州、六安、宣城等市。而中心市规模相对较大,辖县少的地级市,其城镇化水平就较高,如淮南、马鞍山、铜陵等市的城镇化水平超过了50%,芜湖、淮北等市的城镇化水平超过了40%。浙江的舟山也属于此种类型。
综上所述,各市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由各市的区位条件所造成的,这决定了本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今后将继续存在。另外,中心城市行政辖区的大小也是影响城镇化水平的一个因素。对市域面积较大、又位于长三角核心地区以外的城市而言,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四、泛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化模式
作为一个复杂过程的城镇化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泛长三角一市三省在城镇化进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1. 上海市———以市外人口迁移为主的模式城镇化最基本的概念是人口的城镇化。上海是我国最早推行计划生育的城市,从90年代初起户籍人口就开始负增长,但是上海又是全国90年代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城镇化比例上升了22个百分点。究其原因,是外来人口大量进入上海的结果。为此,宁越敏曾提出了上海城市人口老龄化、经济快速增长和城乡区域发展差异双重背景下的“推-拉”模式③。该分析框架也适合于长三角经济发达城市流动人口成因的分析④。
所谓“拉”力,系指城市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对低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快速发展的上海经济为500万外来流动人口产生强大“拉力”,包括:第一,长三角沿海地区对外开放逐步深化,特别是90年浦东开发开放,大量境内外资本涌入上海,推进上海经济的高速腾飞,由此形成外来劳动力的巨大市场。2000年,上海外来流动人口超过300万人,其中务工经商所占比例达34强。第二,本地劳动力结构老化,经济发展需要外来青壮年劳动力。2000年第五次普查时,全市劳动力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7%。但详细分析劳动力内部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25-44岁年龄组的劳动适龄人口比第四次普查时减少了10.7个百分点,相反45-59岁年龄组比1990年增加了7.5个百分点,劳动适龄人口中劳动力结构趋于老化。劳动力的短缺形成对外来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巨大需求。
正是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的进入,使上海近郊区的人口密度迅速上升至每平方公里1500人以上,使之成为市区的一部分。而按照“五普”的市区人口界定,上海在90年代城镇化水平得以迅速提高。2000年以来,虽然上海的流动人口又增加了100多万,但空间分布没有大的变化,仍集聚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结果是2000年至2005年上海的城镇化水平仅提高0.78个百分点⑤。
从“推”力角度看,现阶段城乡收入差异无疑是农民流入城市的主要原因。然而我国现行的户口制度不单单是身份的区分,更关键的是户口制度所衍生出来的各种福利待遇差别,包括享受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的差别以及退休或失业等生活保障方面。城乡多方面的差异是推动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因素。以上海为例,流动人口中85.3%的人属于农业户口,只有13.6%的人属于非农业户口,1.1%属待定户口。分析流动人口来沪的原因,五普时经济型原因的占所有流动人口的75.7%,达到284.28万人。经济较落后地区与大城市之间的收入差异强烈地推动农民进城谋求新的生路,形成大都市区城镇化的强大推力。
2.浙江省———就地转移为主,省外人口迁入为辅的模式
1978-2004年的26年间,浙江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增加了787万人,年均增加1.7%,2004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的总量达到了2252万人;全省农村从事工业的劳动力人数由1985年的339万人增至2004年的701万人,19年增长1.1倍,年均增长3.9%;从事第三产业劳动力增长速度更快,1985年到2004年间增加425万人,达587万人,19年增长2.6倍,年均增长7.0%⑥。
浙江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形成专业化分工合作,具有产业群性质的块状经济分布于浙江省各地。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浙江省农村劳动力的空间转移必然以本地为主。国家统计局对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抽样调查显示,由于县域经济的吸纳作用,浙江省外出劳动力分别有24%、20%和21%在乡镇、县级市和地级市就业,这表明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以就地转移为主。
另一方面,浙江省迅速发展的经济也吸引了大量外省人口。2006年,浙江省的户籍人口是4629万,但常住人口达4980万,外来常住人口351万,占常住人口总数的7%。2008年,浙江省常住人口数增至达5120万⑦。由于外来人口主要居住在各级城镇,因此,外来人口是浙江省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浙江省新增城镇人口主要来自省内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省外人口的迁入也有一定的作用。
3.江苏省———就地转移、省内转移为主的模式
2007年,江苏省常住人口7624万,户籍人口7354万,外来常住人口260万人,仅占常住人口的3.4%。这表明江苏省城镇人口的增加主要来自省内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省外人口迁移占的比重较小。
江苏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南北差异较大。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快,农村劳动力以就地转移为主,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而苏北由于历史和自然等多方面原因,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较少,向外输出较多;苏中的情况则介于两者之间。
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特征十分显著,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等方面的表现也十分突出(表5)。在就业结构方面,2007年三大区域乡村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人数最多、比重最高的是苏北,人数达580万、比重为46%;苏中次之,人数为196万、比重为28%;苏南的人数最少,比重最低,人数为154万、比重是22%。反之,乡村从业人员中从事二、三产业比重最高的苏南达78%,苏中次之为72%,苏北仅54%;其中,从事工业的比重由高到低依次是苏南的46%、苏中的24%、苏北的16%,由此可见工业化对各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作为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江苏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地域分布上以省内为主。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4年,江苏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在本省内转移的占67.5%,转向省外和国外的占32.5%。分区域看,苏南83.5%的转移劳动力为就地转移,16.5%为异地转移;苏中就地转移和异地输出大体上一半对一半,47.8%为就地转移,52.2%为异地转移;苏北接近三七开,28.2%为就地转移,71.8%为异地转移⑧。
由此可知,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苏南地区已基本不存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非农化转移的问题,其城镇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区外。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苏中、苏北地区,农村劳动力不仅绝对数量较多,而且非农化程度较低,非农转移的任务仍相当艰巨。
4.安徽省———省外转移为主,异地城镇化的模式
在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发展互为依托、互相促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但安徽省农村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明显减弱,数据显示2007年安徽省农村外出但在本县乡镇就业的劳动力仅占全部转移劳动力的10%,而78%的农村劳动力流向省外,形成异地城镇化的特点,这对邻近省市的城镇化进程有较大的促进影响,但无疑减缓了本省城镇化的速度。
安徽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1)迁移人口规模逐渐上升
根据《2007安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从1991年到2007年这16年间,安徽省流向省外半年以上的人口从21万增加到1005万,增长了50倍。安徽省面向省外的人口迁移整体上呈较强态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①(1991-1994):外迁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年增幅多在10%以上,高时达20%以上;②(1995-2003):外迁人口在较大的总量规模上平稳上升;③(2004-至今):外迁人口数量在经历了2004年短暂的下降后,2005年起又恢复快速上升的势头,2007年超过了1000万,约占全省人口的近六分之一。
(2)省际迁移主要流向江浙沪三地
安徽省迁移人口主要流向是长三角的江苏、浙江、上海,而且比例相当接近,分别为28.41%,25.64%,21.48%,三者总和占到安徽省全部外迁人口的75.53%,接下来依次是广东7.59%,北京3.5%,山东1.52%,福建2.63%,其余各省市所占比例大都不到1%。由此显示,安徽省的人口省外迁移与邻近的江、浙、沪关系最为密切,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安徽省率先融入泛长三角有深厚的背景。
五、泛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思考
由于泛长三角城镇化的进程事关全国城镇化的全局,在此就泛长三角城镇化发展战略提出三个建议。
1.长三角城市群领先发展战略
泛长三角区域内部发展差异巨大,其中长三角15个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已形成都市连绵区。按照国家制定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目标,定位是世界级的城市群。为此,本地区城镇化战略应把长三角城市群领先发展战略放在首位。
2000 年的“五普”数据显示,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的城镇人口有4600万,城镇化水平为52.63%,只相当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城镇化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苏中、苏北和安徽省人口主要迁移地是长三角城市群。因此,提高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对加速整个泛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有重要意义。预计2010年长江三角洲城镇化水平可达到65%左右,2020年达到75%以上,城镇人口达到7500万人以上,总人口达到1亿人左右,从而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群。
在优先发展长三角核心区的同时,应重视将其发展能量向外围地区扩散,如向北向苏中、苏北地区的扩散,向西向皖中城市带的扩散;向南向浙南地区的扩散,使长三角城市群在地域范围上包容更多的有竞争力的城市,以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
2.都市圈重点发展战略
我国近年来普遍采用都市圈的概念来编制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规划,以实现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在长江三角洲内,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徐州、合肥等大城市都已具有较高的经济实力,有条件通过都市圈的组织形式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其中,上海、南京、杭州作为长三角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应突破行政区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组织其都市圈,从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表6显示,200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上海大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达2.7万亿元,占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工业总产值则占到60%。杭甬组合大都市圈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均占全区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南京大都市圈因局限于省内,其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区的15%。由于南京位于苏皖交界的位置,因此南京大都市圈完全有条件向安徽省扩散,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类似杭甬大都市圈的宁合双中心大都市圈。
3.加强泛长三角区域交通设施的整合
经过多年的建设,长江三角洲已形成公路、水运、铁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共同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目前,正在加快宁沪杭高速铁路及长三角城际铁路网络的建设,以及杭州湾第二通道嘉绍大桥及沪崇苏长江口大通道的建设。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极大强化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已表现为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城市群的紧密型交通体系至关重要。⑨从目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态势看,泛长三角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网络系统将很快得以形成。然而,与世界级的城市群相匹配的世界级的交通枢纽建设相对滞后。例如,上海组合港的概念已提出10多年,长江口各港口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货物装卸分工,但港口业务的实质性合作并不多,因各港的管理归属于各自的行政区。因此,国务院日前通过了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决议。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为契机,突破现有的体制障碍,促进长三角各港口之间的合作与分工应成为今后发展的重点。
注:
①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②宁越敏:《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
③宁越敏:《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分析》,《人口与经济》1997年第2期。
④徐玮、宁越敏:《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流动人口动力机制新探》,《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⑤李健、宁越敏:《1990年代以来上海人口空间变动与城市空间结构重构》,《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2期。
⑥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司编:《2005中国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⑦浙江省统计局:《2008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2009出版。http:www.zj.stats.gov.cnart2009227art—164—141.html
⑧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司编:《2005中国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⑨武前波、宁越敏:《国际城市理论分析与中国的国际城市建设》,《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