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并成为国家空间发展的重心。本文首先回顾了城市群研究进展，认为城市群界定必须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并提出了六项界定指标；而后利用“五普”数据界定了13个城市群，并采用“五普”和“六普”数据分析了城市群的人口增长动态和城市化趋势。对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城市群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进行分析，并以珠三角为例，分析了其人口和经济集聚过程，认为由于珠三角极化发展态势未发生根本改变，广东省内核心-边缘格局仍将持续。
【关键词】城市群；界定；集聚与扩散
一、引言
城市群的概念最初来自宋家泰、崔功豪等人于1985年编著的《城市总体规划》，该书对城市群下的定义是：多经济中心的（指同一级，或称“城市群”）城市区域，如苏锡常、长株潭、沈鞍抚本辽，甚至扩而大之，象京津唐地区都是。大城市及其周围小城镇或卫星镇的结合，可视为城市群类型的变型[1]。换言之，城市群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由若干个具有一定经济规模，且差异不大，彼此存在内在联系的城市**体。
从“十一五”规划起，我国历次规划都提出要发挥城市群对区域发展的辐射作用，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里进一步明确城市群要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作为国家战略的城市群，其概念源自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的大都市带研究。戈特曼在研究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化现象时发现，这一地区形成了由若干大都市区首尾连成一体，彼此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密切的交互作用的巨大的城市地域复合体，其人口规模超过了3000万人。戈特曼采用megalopolis命名这一超级大都市区[2]。无独有偶，增长极战略也是由法国学者提出的。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50年首先提出增长极理论，当时它被定义为对其他经济部门施加推进效应的一个快速成长的经济部门，通过投入产出原理，这种效应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后，增长极的理论被引入区域科学中，认为在特定的城市或区域中密集投资，可以激发周围区域的成长。从196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采用增长极理论编制区域发展规划，以应用于落后地区的开发[3]。
大都市带和增长极两个概念及应用有显著区别。戈特曼认为大都市带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它集外贸门户职能、现代化工业职能、商业金融职能、文化先导职能于一体，成为国家社会经济最发达、经济效益最高的地区，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而增长极战略通常用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开发，通过对增长极的密集投资进而对周边地区形成涓滴效应来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
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及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编制的建议均提出要建设沿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个世界级的城市群，还要在中西部地区建设若干个区域性城市群及一批省内的城市群以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2]。从目前城市群建设情况看，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是迄今规划所谈的城市群皆缺乏一定的界定标准，造成城市群规模差异过大。如发展水平最高的珠三角城市群面积仅5.47万平方千米，而长江中游城市群面积广达31.7万平方千米，超过除黑龙江外所有东部和中部各省的面积，也大大超过世界上两个最发达的大都市带——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带18万平方千米的面积和日本东京－北九州大都市带10余万平方千米的面积。显而易见，如此庞大的城市群与定位于城市这一空间尺度的增长极相差甚远。二是国外通常把空间增长极布局在经济落后地区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而我国城市群往往已是区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全国角度看，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发展固然有助于全国的均衡发展，但就城市群战略而言，应该首先带动本地区的协调发展。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首先探讨中国城市群的界定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城市群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最后分析珠三角城市群崛起与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城市群的界定
2000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大都市带或城市群展开持续研究，而这一研究的前提就是相关概念的界定。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大都市研究所的Lang和Dhavale于2005年发表了“Beyond Megalopolis: Exploring America’s New‘Megapolitan’ Geography”一文，他们在戈特曼大都市带概念基础上提出巨型都市区“Megapolitan Areas”概念，认为这是人口超过1000万人由都市区组成的集群网络。巨型都市区要满足以下标准：一是至少由两个或更多的都市区组合而成，都市区和小都市区成连绵分布；二是预计到2040年人口规模达1000万以上；三是具有独特的历史和认知的“有机的”文化区域；四是具有大致相似的自然环境；五是由重要交通走廊连接主要的城市；六是由物流和服务流形成城市网络；七是以县作为基本单位。通过这上述标准，他们界定出美国有10个巨型都市区，其中6个位于美国东部，4个位于美国西部。这些巨型都市区除1个城市化水平为67.3%外，其余城市化水平均超过80%，显示巨型都市区的重要特征是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并在美国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4]。
我国学者姚士谋等首次使用“城市群”命名我国大尺度的城市密集地域[5]，其后周一星在基于都市区界定的基础上提出都市连绵区的概念[6]，一批学者据此研究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及辽中南四个都市连绵区[7-9]。近年来，方创琳在其城市群研究中提出了“15+8”的概念，15指15个发育比较成熟的城市群，8指8个发展中的城市群，缺点是前者和后者规模相差太大[10]。
笔者认为，目前一些城市群的研究由于缺乏界定，空间尺度差异过大，由此或导致规模小的城市群经济总量过低，难以起到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或由于城市群圈定的范围过大，致使城市群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内部的区域差异较大。如姚士谋、方创琳等提出的成渝城市群的面积约为20万平方千米，是我国最大的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面积的一倍，而成渝城市群在2000年五普时的城市化平均水平仅28.8％。因此，城市群概念的确定和范围的界定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到城市群能否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和辐射作用[11]。
鉴于城市群具有引领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需要城市群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经济实力，笔者在过去提出的城市群界定标准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为以下6条标准：一是以都市区作为城市群的核心。由于中国城市的行政区划不能反映城市实体地域的大小，有必要引入城市功能地域即都市区的概念。一个城市群至少有两个人口百万以上大都市区作为发展极，或至少拥有一个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大都市区。二是大城市群的总人口规模达1000万人以上。三是应高于全国平均的城市化水平。四是沿着一条或多条快速交通走廊，连同周边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城市和区域，相互连接形成的巨型城市化区域。五是城市群的内部区域在历史上要有较紧密的联系，区域内部要有共同的地域认同感。六是作为功能地域组织的都市区缺少相应的经济统计数据，而地级市能够提供较为齐全的统计数据，因此城市群的组成单元以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型行政区为主，包括副省级市、直辖市（重庆的市域规模相当于省，只计算核心地区），个别情况下包括省辖市，如中原城市群的济源市，武汉城市群的仙桃、天门、潜江三市。
以2000年“五普”和2010年“六普”数据首先对中国大都市区进行界定，并辨认出若干个大都市区集聚区域[12-13]。由于2000年时中国整体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城市群的范围不宜圈的过大，除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等个别早已明确范围的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的空间界定都以两大都市区为端点，沿铁路干线所形成的城市带。如辽中南城市群主要以沈大线之间的城市组成，山东半岛城市群主要由济南－青岛－威海之间的城市组成，成渝城市群主要以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城市组成，中原城市群主要以陇海线开封－洛阳之间的城市组成，等等。这样，中国大陆合计有13个规模较大的城市群。其中，长江三角洲、珠三角、京津唐、山东半岛、辽中半岛、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吉林、中原地区、闽南地区、成渝地区等10个地区均有两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以及一批人口在50～100万的都市区，这些都市区沿交通干线相互连接，形成了彼此间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的城市群。此外，武汉、长株潭、关中等三个地区虽无两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但核心都市区的人口超过200万人[14]。
表1是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计算出的13个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和城市化率。它们的总人口均超过了1000万，按照城市群人口规模的大小，可将13个城市群分为三个等级：一级城市群的人口总规模达到5000万人以上，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三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2010年的人口超过1亿人，远远超过其他城市群的人口规模，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若包括区域中心城市香港、澳门，其人口规模也超过6000万人，是中国第二大城市群。京津唐人口超过4700万人，是第三大城市群。二级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介于2000万～4000万之间，包括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武汉、闽东南等6个大城市群。三级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介于1000万～2000万之间，包括关中、哈大齐、长吉、长株潭等4个城市群。
城市群是城市的集聚区，一般具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36.09％，除中原城市群外，其他12个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和东北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均超过50％，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接近50%；而闽东南、成渝、武汉、关中、长株潭、中原等6个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均不到50％；成渝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仅为44.1％，但比四川盆地城市群28.8％的城市化水平已高出15.3个百分点。显而易见，本文界定的成渝城市群比四川盆地城市群更好地反映它作为巴蜀地区增长极的地位。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球资本加快向中国转移，由于全球资本转移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所产生的就业机会导致中西部地区人口加速向沿海地区流动，这种双向流动造成沿海城市群人口激增。2000年至2010年间，长三角人口增加了2020万人，珠三角、京津唐两个城市群人口也增加了1000万人以上，三大城市群合计人口增加4347万人。其他10个城市群除武汉城市群人口略微有所减少外，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别是同处沿海的山东半岛、闽东南以及成渝、中原四个城市群的人口也增加了300万以上。13个城市群人口合计增加6459万人，而同期全国人口（不包括港澳台）增加7400万人。这表明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口流动已突破省、市行政区划的束缚，城市群这一空间单元已成为我国人口的主要集聚区。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城市化率提升较快的时期，2010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为49.68％，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和辽中南的城市化率接近或超过了70%，珠三角的城市化率甚至达到82.73%，成为一个超级都会区。其他城市群中，除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率略低于50%外，均在50%～60%之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市群的分布具有沿海、沿轴、沿江的特点，东部沿海地区有6个城市群，其余城市群则沿东北的哈大线、中部的京广线、陇海线以及长江沿线分布（图1），这和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和经济梯度空间格局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构成了我国的高铁网络。图1还显示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的建设三大世界级城市群和建设中西部哈长、中原、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范围。其中，京津冀城市群的范围和二市一省行政区划完全吻合，而其他城市群则仍以直辖市或地级市作为城市群的基本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