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群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分析
戈特曼认为大都市带是国家的核心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同样，中国的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也应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样才能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2000年，13个城市群的地区生产总值为52074亿元，占全国GDP的58.25％。2012年，各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03053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61.44%，经济集聚度有所上升。其中，长三角因其规模较大，占全国GDP的比重高达17.37%, 珠三角所占份额为9.21%，京津唐所占份额为7.62%。不过，长三角和珠三角占全国GDP的比重较早期已有所下降。三大城市群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达74.5％, 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合计占全国进出口额的60%以上。三大城市群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为90%左右，其中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几乎占全国的一半。在机场旅客吞吐量方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机场合计占全国的35.2%（表2）。另根据北京和上海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北京拥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48个，跨国公司研发中心466个，上海则分别拥有445个和366个。综上所述，三大城市群不仅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地域，而且也是我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枢纽。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2012年公布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结果显示，在世界城市的排名中，上海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东京、香港，列第六位，而北京列第八位[15]。这证实了笔者在1998年的判断，即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出现管理与生产分离的等级结构对于中国城市等级体系的重构有重要意义[16]。
一般认为，增长极的培育时间需要20年至30年。此后，由于增长极集聚了大量的经济能量，对区域发展的扩散和带动效应将逐步显现，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珠三角是我国最早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地区，从深圳被开辟为经济特区起，迄今发展已经历35年。从时间上说，珠三角已完成增长极的发展阶段，其能量开始向边缘地区扩散。表3显示，1990年，珠三角人口和GDP占全省的比例分别为35.2％和65.5％，人均GDP是外围地区人均GDP的3.49倍。1990年代是珠三角经济起飞的时期，人口和经济迅速向珠三角集聚。2000年，珠三角人口占了全省的一半，GDP更是占到了78.4％，而珠三角和外围地区人均GDP的比值扩大到3.68，经济的极化现象十分显著。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广东省很早就提出振兴两翼，促进北部山区发展的规划，并出台不少政策措施。进入21世纪，人口继续快速向珠三角集聚，但经济的集聚势头大大减缓，一方面珠三角进入产业结构的调整时期，另一方面，珠三角向周边扩散的“涓滴效应”有所加强。2010年，珠三角占全省的经济份额仅比2000年增加0.9个百分点，表明边缘地区的经济增速已开始赶上珠三角，所以珠三角和外围地区人均GDP的比值快速下降到3.19。
近几年，珠三角特别是深圳、广州、东莞等城市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出现了产业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迁，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因此大大减缓，其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0.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外围地区很多市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珠三角，使2014年珠三角GDP占全省的比重较2010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但仍达到78.9%。这说明近年来珠三角一极发展的态势虽有所减缓，但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折。显然，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惯性的传导机制，破除“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并不容易。而且，从珠三角的案例看，增长极的能量即使向外扩散，也未必遵循距离衰减的原则使毗邻的边缘地区首先得益。珠三角产业外迁并不总是发生在广东省的两翼或北部山区，而是以“蛙跳”形式或迁往中西部地区，或直接迁往东南亚国家。进一步看，由于深圳、广州等地经济转型较早，正在孕育下一轮发展的机会，而外围地区的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珠三角，两者之间的发展差异从长期看能否缩小目前尚难判断。
四、结论
城市群是城市化空间组织的重要形态，且多次写入国家的发展规划。根据本文提出的城市群界定6条标准，目前中国有13个大城市群，它们在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正在向世界级城市群发展。
但是，城市群在历经长期发展后，能否产生带动和辐射作用，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仍然有待观察。特别是当区域经济发展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更多依赖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后，城市群特别是其中的核心城市因集聚了高级生产要素而拥有更强的竞争力，使缺乏高级生产要素的边缘地区在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因此，以增长级为理念的发展模式的利弊需要学术界长期观察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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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ZH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71145。
作者简介：宁越敏，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主任，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城市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