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发展战略的讨论，离不开两种提法:一是“创新驱动”，二是“四个中心”建设。现从评述的角度，来探讨“创新驱动”和“四个中心”建设中的问题。因为真正的讨论，还是要从问题出发。
回顾之前的10年，可以看到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格局是有变化的。首先是从“三个中心”变成“四个中心”；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四个中心”重点推的是“两个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之后，上海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战略。当时有4种提法，其中“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提法认同度很高，成为一种战略共识，于是就把这个提法作为上海发展战略。其后两三年中，“四个中心”的提法淡化了，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提法很热，一直到中共十八大，中央明确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这也是中央对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的一种肯定。最近，“四个中心”实际上又变成“三个中心”了，因为自贸试验区建设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贸易中心的进一步创新。显然，贸易中心建设又会加强。
现在的问题是，上海今后的发展战略，究竟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还是“四个中心”建设，这两者并不完全一致。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我认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仅仅是手段，最终要服务的是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还有一个需要认清的关系:“三个中心”和“一个中心”的关系。如果认为，上海建成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上海自然就成为经济中心、成为“四个中心”了。这个推理是错的，因为金融、贸易、航运都是服务业，如果把信息技术加进去就是现代服务业。但是，上海这个拥有2400万人口的城市还需不需要实体经济?还需不需要制造业、先进制造业?这一块关注得不够。如果对实体经济关注不够，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即“创新驱动”指的是什么创新?文件上很清楚，是科技创新，也是制度创新。上海做得比较好的，首先在制度创新。上海确实抓住了这一轮改革开放的主动权，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了“三个中心”的建设，但不能说上海的制度创新推动了经济中心的建设。
第一个制度创新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我国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后，第三产业实行征收营业税制度。上海从2012年开始“营改增”改革试点以后，在全国的震动很大。因为这实际上是我国新一轮改革的问题，这一轮改革有很重要的课题。从前30年改革中可见，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因此与通货膨胀相比，能否充分就业是更长期的问题。在农村改革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就需要再就业。因此，第一轮发展是兴办乡镇企业，其利于解决农民充分就业的问题，但是乡镇企业寿命不长。这里涉及城镇化问题。中国小城镇的发展过程已经证明，依托小城镇来发展企业是有问题的。所以，10年后乡镇企业走向衰落，也不再能吸收劳动力了。第二轮发展是加工贸易的发展。加工贸易的发展没有达到预期的用市场换技术的目的，但解决了农民充分就业的问题。如果没有加工贸易，农民工进城后就无业可就。之后，第三轮发展靠什么?中国在全世界有一个最大的反差现象:连续15年，中国工业成长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但同时有人认为中国是第三产业最不发达的国家、是第三产业比重最低的国家。这是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如果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解决就业问题，可能就形成第三轮的充分就业。为什么制造业能充分发展，而第三产业比重就低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第三产业实行营业税。这是可以反证的。中国工业增长速度快，一般归于两个因素:一是加入WTO，二是快速城市化。其实还有一个因素，是在制造业实行了增值税，从而促进了市场细分，企业和产业由此得到发展。这也就是说，第三产业比重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没有实行增值税。所以，“营改增”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营改增”，上海考虑的主要有两点:对全国讲，是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对上海讲，实际上是再造“三个中心”的微观基础，再造现代服务业的市场主体。
讨论“四个中心”的问题，现在和1980年代后期的微观基础已经不同了。当时没有信息技术革命，1989年还在讨论超导革命，1993年后信息高速公路就出现了。而信息技术的出现，实际上在改变产业业态和企业的组织形态。所以马云说，如果银行不改变，他们就要改变银行，他要做金融的搅局者。这就是网络金融问题。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是按照原来的程序，按部就班往前推。但是，如果进行技术变革，今后的金融业就不需要那么多门店、那么多营业部，很多金融业务在网络上实现了。网络金融的出现，对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意味着什么?对CBD(中央商务区)意味着什么?上海的浦东新区、黄浦区、虹口区与金融业关系较密切。黄浦区提出要发展网络金融集聚。网络金融集聚，做得好可能是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中一个很大的推动力。但这个问题不加注意，也有可能影响上海原定的2020年“基本建成金融中心”的目标。“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体现在制度创新上。上海在这方面已走在前面，由此推动了上海“三个中心”微观基础的再造。
第二个制度创新是建立自贸试验区。上海改革30年有一个经验:上海是通过开放来推动改革的。上海建立自贸试验区就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这方面，上海的研究很有前瞻性: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这些问题比较早就提出来了。这两项改革，预示着上海在中国新一轮改革中可能会走在前面。自贸试验区建设得好，会给金融、贸易、航运“三个中心”建设带来一个新的格局。
另外，上海仅靠建设“三个中心”是不够的。这一次金融危机，美国最大的教训是把金融搞得过头了。因为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美国拥有铸币权的情况下，搞金融挣钱最快，所以它在这些年里很轻易地放弃了制造业。回过头来，美国发现问题大了，于是要制造业回归。客观评论，美国这点做得不错，无论是在新的工业革命方面，还是在制造业回归方面，它现在的制造业指数大概是全世界最高的，达到57左右。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建设自贸试验区、搞“营改增”，现代服务业发展是有机会了，但如果轻易地放弃制造业、放弃实体经济的话，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除了制度创新之外，还有一个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上海还是要强化，但并不是说上海整个科技都要创新，如上海没发展光伏产业，所以前几年在这方面损失不大。但是，上海的实体经济必须要发展。上海发展实体经济，有5件事要做:一是文化创意产业。二是绿色经济。雾霾的出现，提醒了上海，因此上海必须要发展绿色经济。三是平台经济，也有称网络经济的。网络经济这个概念太大，而平台经济对应于实体经济、对应于企业，是使企业怎么利用信息平台、撮合供求各方交易成功而形成的一种商业模式。之所以强调平台经济，是因为这可能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一个突破口。原来讲金融中心建设、贸易中心建设，首先想到的是集聚大量的商业银行、要素市场、跨国公司及其总部。但在平台经济、网络经济的条件下，如果上海有几千家、上万家平台经济企业，那么微观基础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解决了。首先，企业要做生意，要发生贸易行为。作为贸易中心的上海，当然有大量的企业在做贸易、订合同。在网上每天发生的贸易合同就有成百上千个。其次，合同签订后就要产生物流。网上交易促进了快递业的发展，中国在这几年中发展最快的是快递业，而全国七大快递公司，5个在上海。其三，航运中心的企业微观行为，也是在信息平台上产生的；然后包括结算、支付、汇兑等网上金融的企业微观行为也大量产生，这里真正的突破口是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发展。所以，未来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第一个标志就是有成千上万的平台型企业出现在上海。这是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建设的一个微观基础。四是健康经济。全国老百姓现在对上海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是治病，是得了大病要到上海治，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目前，居住在上海的人看病难，外省市人在上海看病更难。在发展健康经济方面，这个市场理应是上海做得最好的。全世界不乏先例，如韩国把“美容”做得很大，台湾把“肝移植”做得很大。上海有很大的医疗市场，健康经济如果发展了，上海就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实体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五是智能制造。在制造业中，有很多突破口，比如制造精品钢、特种钢等。而在整个先进制造业里，上海最需要发展的是智能制造。如制造机器人，因为上海是独生子女政策做得最好的，是全国第一个进入老龄社会的，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发展要适应人口就业结构。那么，上海用机器人替代人力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