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一带一路”与中华文明传承

来源: 发布时间:2018-01-05 浏览量:23

来源:社会科学报

关于丝绸之路,世界各国均有很多设想。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提出他们的丝绸之路方案。2005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塔尔提出了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这一方案在2009 年被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接受。以后,欧盟的方案、俄罗斯的方案也相继提出。因此,习近平主席在2013 年提出的“中国倡议”,可能是关于丝绸之路的最后一个方案。但四年来正是这一方案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接受。那么,为什么在众多方案当中,大家接受了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呢?一方面,中国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格局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倡议”提出互联互通。在当今时代,欧亚大陆确实需要这样的交通。但我更乐意相信另一个因素,即历史因素、文化因素。中国两千多年的丝绸之路,沿线各个国家之间通过贸易来交往,而不是用战争入侵的方式。经历了很多局部战争以后,各国都感受到世界需要和平发展,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包含着中国文化因素。

中华文明让丝绸之路延续两千年

两千年的“一带一路”当中包括了两个时段。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通向西域,包括中亚、西亚、东非、欧洲,公元1 000 年以前这一时段是往西走的,主要靠骆驼运输。在这当中,中国能够在1000 多年使骆驼往返于途的文化因素,是我们多元的宗教文化和开明的王朝文化。如果我们把中西方文化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在中世纪以前乃至中世纪,欧洲的文化是神权文化大于皇权文化,教宗的权力甚至可能大于一个国家的国王。但中国始终是王权文化,比较开明、包容的王权文化,因此,我们不排斥外来的商人到中国做生意。实际在丝绸之路上,中国的商人并不多,更多的是来自于阿拉伯、犹太、欧洲、中亚、西亚的商人。如果中国的宗教是排他的,那这一文化因素就很难使丝绸之路延续一千年。西方的宗教是排他的,是唯一神,是出世的;而中国的宗教文化是人世的、世俗的,是多元神,可以自主去信仰一个宗教,相互之间和谐相处。上海实际上有八个宗教,但却从来没有因为宗教而发生过可的战争。中世纪以前的中国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中国的宗教文化,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比如穆斯林的商人、犹太教的商人、基督教的商人都可以在中国经商,和平相处,这就使来自于各国的商人可以在长安居住下来,没有因为出现因宗教因素而产生战乱,从而阻止丝绸之路不断演进的情况。中国文化就像孔子所谓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后来1000 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运的不仅是丝绸,还有茶叶、瓷器,所对应的中国文化已经发生变化,即主要是江南的“和”文化,有“和而不同”的元素。

运河文化:丝绸之路的文化介质

在介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前1000 年到后1000 年的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还应注意到另一种文化现象,即中国大运河的运河文化。中国的运河从隋唐开始,直到现在,江南这段还在使用。大运河原来主要是把南方的物产运到北方皇都所在地,比如北京、洛阳、开封,其中也包括我们向国外运送的丝绸、茶叶、瓷器。运河文化是中国丝绸之路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因此,在讨论“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的时候,运河文化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在上世纪末,我为上海市政府做了上海世博会主题设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当时,我们研究了城市文化问题,选择了《清明上河图》来展示城市文化,而《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就是运河文化。运河沿线城市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带,而且是很繁荣的城市带,在某种程度上与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是有关系的,即大运河沿线有18 个城市,北起北京,南到杭州。中国文化由原来的地域文化变成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甚至带有国际范,则是在大运河上形成的。比如说中国的戏剧最初都是地域性的,但有了大运河以后,很多戏剧,比如天津的相声、河北的棒子、山东的快书一直到江南的评弹、越剧都被串起来了。因为通过运河运输的时候,速度很慢,往往要花两个星期。晚上,大家往往聚在一起听戏。中国的京剧,可能很多外国朋友想当然认为是产生于北京,实际上京戏的来源是当时的四大徽班陆续进京,与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又接受了昆曲、秦腔等民间曲调的元素发展而成,是南戏北上。在大运河上的戏曲曾经繁荣到什么程度?在苏州的虎丘昆曲《长生殿》曾唱了三天三夜。

并且运河还催生了其他文化现象。人们在住店的时候要喝点酒,因此,中国的名酒最早的不是茅台酒,而是运河沿途的酒,比如北京的二锅头、江南的女儿红,主要的名酒往往产生在南北交汇碰撞的地方。喝了酒要下菜,所以中国早期的京、鲁、淮扬、苏帮四大名菜都与大运河相关。大家坐在一桌,不听戏的时候,往往自己讲故事,相互聊,于是聊出了明清小说。经查证,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其作者都生活在扬州和淮安之间运河附近,均与“一带一路”有关系。因为中国南方和北方文化存在差异,大家在这里碰撞,形成了很多思想的火花,从而留下了许多文学的典故。因此,我们在研究“一带一路”当中,应该把大运河看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一个过渡。中国的丝绸之路是在两个时段上面,但它和中国不同的文化是对应的。

江南何以成为丝绸之路的原产地?

那丝绸之路运的是什么东西?它运的是丝绸、茶叶、瓷器,这些东西并非产自西安、广州等,而是产自江南,主要在景德镇、湖州、杭州。这固然与气候条件有关系,但我认为更与江南文化有关。在唐、宋以前,中国最富庶的是中原地区,但唐朝到宋朝发生过两次大移民,其中很多都移到江南。这意味着江南文化首先是一个移民文化,移民文化和原住民文化有很大不同。如果我们从现代经济来讲,市场经济的前提首先是个移民社会,这可以解释有了大运河以后为什么独富了江南。江南的文化本质是“和”文化。之所以形成“和”文化,首先宗教信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更加世俗,和农耕社会结合得更加紧密。比如说中国的儒释道,在中原大家各信各的,但到了江南以后,儒释道融合了,禅宗就吸纳了三种宗教文化的一些优良成分。道教帮江南人解决了人与自然怎么和谐相处的问题。儒教,2500 年前孔子为一个尚没有秩序的混沌的社会提出了一套纵坐标,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尊女卑,然后又给出了横坐标,仁义礼智信。从今天来看,江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把君君臣臣这一方面弱化了,因为中国的王朝基本上均建都北方,只有南宋偏安一隅,在杭州待了一百多年。但当初移民来的孔家后裔不愿意回到曲阜,而是留在江南民间讲学,于是在江南就有了数百所书院。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80%出自江南,即所谓的江南士大夫,江南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高地。但江南文化的儒学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原儒学,不再是“仁义礼智信”了,而是颠倒过来,我把它归纳叫“信、义、仁、智、礼”。因为大运河的商业文化,做生意是远距离的,比如说徽商和晋商之间,货物往来,相互之间如果没有信用,可能生意就很难长久。

宗教观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伦理观的变化。在“一带一路”当中,当几百万人从中国北方移到江南的山坑坑里面,生老病死,有苦有乐怎么去对待?内心需要一个安顿。那么佛教、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都可以提供他们自己的答案。美国南加州学派研究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世界上曾经有600年经济最繁荣的地方是在中国的江南。因为江南文化提供了一种和谐文化,道教解决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儒教解决了人和人之间和谐相处问题,然后佛教也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解决了怎么安顿人的内心即生死苦乐的问题。这使得老百姓在这儿能够安身立命,勤奋劳动。这就是为什么江南成为丝绸之路的原产地。

江南文化另一个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地方,就是人生价值观。中国文化在中原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的中国梦:考状元是第一目标,当不了官就当农民,第三个选择做手工业者,第四个选择才是经商。所以在中原文化当中,经商办企业被看作是一个较低贱的工作。但是在江南文化当中,由于大运河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机会,商业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于是江南人第一目标还是考状元,但第二目标是经商办企业。这也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当中为什么民营企业家大多数都出自江南,特别是浙江。

典型文化案例:“千年瓷都”景德镇

我们看“一带一路”和中国第二类的城市文化有些典型的案例,比如反映大运河南北文化交汇的台儿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码头上去有道观、天主教堂,各种各样的东西和谐相处在一起。这反映中国文化当中开放的一面,正是因此造就了万商云集的局面。当然,在扬州、淮安,如果对中国明清小说有兴趣,你们可以去寻找罗贯中、吴承恩、施耐庵等曾经所在的地方。还有一类是工匠文化,我特别推荐的城市是“千年瓷都”景德镇,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在来自全国各地做陶艺、瓷艺的有3 万人,另外还有5000 多位来自国外的陶艺者。与之相应,景德镇的文化,一是工匠的精神,追求精细;二是循环经济的概念,江西的道教比较发达,它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烧瓷器用什么东西来烧?用柴火。北方烧瓷器,一个窑通常不会持续,往往最后随着附近整座山上的树都被砍光,然后窑就搬掉了。但景德镇烧了一千多年,说明它的窑和其周边的山林是一个循环的关系。我认为这对当前都很有意义。三是廉政文化。我在景德镇看到一个古代的县衙,边上有一座独立的建筑是巡察院,即古代的纪委,他对地方官吏非常严格,不允许贪污。因为一个城市要变成一千年的瓷都,不是一代工匠能够做到的,工匠可以烧出很好的瓷器,但如果官吏总是到他那里敲诈、行贿受贿,那么第二代就走掉了,哪里来千年瓷都?

“一带一路”是文明的交汇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一带一路”,其交汇点在哪里?长江一直往上,往南就是古茶马道,往西就是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海往南往北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今后甚至还可以和北极航线连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因此,上海打造什么样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带一路”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结合部。如果从源头来讲,明朝时期,当时一位老外和一位中国人造就了在土山湾的近代上海文化,我将它归之为江南文化的第三阶段海派文化。一位是徐光启,他信天主教,懂英文,把很多中文的东西翻译成外文;另一位则是利玛窦,他懂中文,把很多欧洲的东西翻译到中国来。他们是朋友,一起翻译了《几何原理》,使中国人懂得了几何。那么在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当中,有很多来自于中国的东西,文学上的赵氏孤儿,经济上的重农学派,政治上的文官制度等,这些对欧洲的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我认为最伟大的事件是中国的蔡伦造纸,公元七世纪传到了阿拉伯,公元十世纪传到了欧洲。人类原来在文字上很难传播,因为所有的传播工具太重,价值不菲,只有纸张既轻便又有经济性。这对整个欧亚文明、“一带一路”文明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上海在世界文化当中,在“一带一路”与中华文明当中应该起什么作用?这值得我们深思。

“一带一路”这一文明是相互交汇的,正像习近平主席在接待特朗普总统时所讲的,“人文交流是一项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事业”。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要重视文化,重视人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