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速度而速度，是中国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思路变化，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体现
对上海而言，尤其要把握“服务业整合制造业”的产业发展趋势，而不是单纯追求服务业的高比重，利用上海服务经济的高地，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会议上首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理念内涵，从增长速度、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三个方面作了精辟概括。之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常态”成为关键词，会议系统分析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明确了2015年新常态下的经济工作思路。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中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体现出中央对改革与发展战略互动的新要求。展望2015年，应当结合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的特征性变化，从全国大局看上海如何适应新一轮改革发展战略，形成上海经济发展新常态。
保持经济增速在合理运行区间
2009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2012年、2013年分别是7.8%、7.7%，2014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速是7.4%，估计全年增速将是1999年以来最低的。以前大家一直担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会不会带来大量失业与社会不稳定？从近两年的运行情况来看，中国经济还是“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
201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可能低于2014年的7.5%。经济增速预期一再走低，国内外未免有疑问。对国外来说，主要关注中国经济能否撑得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会议阐释国内经济新常态，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信心；对国内来说，究竟多大增速属于合理运行区间，尤其是对于地方而言，如何保持在合理运行区间，这对2015年及“十三五”的经济工作思路尤为重要。
第一，如何看待经济增速下降。当前大家都在讨论，这一轮的经济增速下降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从短周期而言，此轮下降主要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及4万亿元投资的后续影响所致；从长周期而言，全球经济在未来10—20年进入相对衰退期，中国经济经过前30年的持续高增长后，经济潜在增长率相对下降。在2014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上，虽然不同专家对于未来潜在增长率的高低有不同意见，但对长期下降趋势的判断是一致的。经济增速下降，也有结构性因素，包括区域性、行业性的产能过剩现象，所以中央用“三期叠加”来形容当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中央还是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拉高经济增长速度，但这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以这么认为，不为速度而速度，是中国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思路变化，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体现。因此，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除周期性、结构性因素外，还是改革深化与质量提升基础上的下降。尽管现在我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所带动的就业增加了，能耗减少了，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增强了。
第二，如何判断合理运行区间。对于合理运行区间的判断，可以有三个标准：一是符合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现在不同研究机构对于中国经济未来10—20年的潜在增长率作了很多分析预测，基本在5%—8%左右，达不到或过度偏离经济潜在增长率，都不会是有效增长。当然，其间还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技术创新、外部风险冲击等。二是符合就业吸纳的要求。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目标，经济增速必须要保证足够的就业岗位。当前中国经济能较顺利地转入新常态，就是因为其仍能创造就业需求，2014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已经达到1082万，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三是要为全面深化改革留空间。未来十年，中国还要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改革与发展相辅相成，全面深化改革与经济新常态将成为中央两手抓的工作。从改革而言，只有保持合理的经济运行空间，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才能将改革红利落实到位；从发展而言，需要从全面深化改革中，找到促发展的措施、对策，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第三，如何保持合理运行区间。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同地区由于发展阶段不同、面临问题不一、区位定位差异，对运行区间的“合理性”的把握也是不一样的。譬如，对于产能过剩集中地区，近期的经济运行区间可能会稍低，但要为调整后的发展做好准备。对于上海而言，第三产业发展空间大，就业吸纳量大，经济增速的韧性与弹性也较大，我们非常注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四新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总结以往发展教训，保持合理运行区间，关键是要形成“有效投资、有效需求与有效增长”。
结构优化要符合经济发展新特点
在结构优化方面，2014年中国经济有多方面好的起色：前三季度，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表现。
当然，在结构优化新常态下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我们做了2014年上半年与下半年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对于风险主要有两个判断：一是上半年要防止房地产价格过快下降、地方融资平台政府违约、产能过剩持续加剧的潜在风险“三碰头”。中央对这些问题采取了措施，有所缓解，但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对于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问题，中央要求予以有效化解，应该说可供选择的思路是顺势利用“局部塌陷”的方式，在全国总体保持合理运行区间的同时，容忍部分地区的较低增速，今年一部分省市增速较低，主要也是产能过剩调整的原因。
二是下半年要防止外资外贸“双下行”的风险。近阶段，全国外资外贸总体呈现外资利用大幅下降、主要国家对华投资下降明显、外汇储备再现负增长、出口增长起伏不定、进口增长明显乏力等现象。现在还不能得出在内需战略导向下，外资外贸就可以放手的结论。外资外贸对于中国经济保持在合理运行区间仍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我国的结构优化升级已有起色，但结构优化路径的选择仍然重要。对于2015年上海结构优化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上海要在“四新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实现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200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期间，将上海的“三二一”发展战略，调整为促进二三产业的共同发展与融合发展战略。现在回过头看，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新变革的趋向。对上海而言，尤其要把握“服务业整合制造业”的产业发展趋势，而不是单纯追求服务业的高比重，利用上海服务经济的高地，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服务经济中，尤其要关注信息技术应用对经济增长效率提升的重大影响。互联网经济的兴起，表面上体现为新业态、新模式，实质是节约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也是促进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方面。“十三五”时期，上海要通过构建产业链与价值链，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
第二，上海要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但同时仍要促进制造业发展也是共识。上海的产业发展模式应学习新加坡，而不是香港。新加坡在十年前的规划中就提出其先进制造业比例不能低于20%；香港后发无力，主要原因也在于服务经济的高成本挤走了制造业。现在要考虑上海接下来要发展什么样的制造业？在制造业领域，上海有大飞机、重装备、大电气等优势产业，接下来应当结合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技术创新趋势，进行转型升级。譬如，在重装备领域，是否可考虑结合当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战略，吸引一批国内外重装企业在临港形成集群。除了大型制造业项目外，上海还应重视具有细分市场优势的中小型制造业，在互联网经济、分布式生产的格局下，或有新的发展机遇。
第三，结构转型过程中，上海仍要加大开放力度，吸引外资，新一轮吸引外资直接投资的重点应放在欧美日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与市场竞争力方面，都不输给外资大企业。随着开放环境的完善与跨境商务活动的便利化，预计欧美日的中小企业将成为下一轮外资进入的增长点。上海应成为这些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前台，帮助其实现与中国市场的精准对接，同时创造条件让部分企业落地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