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
根据最新版的《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2013 年全球智库共计6826 家，同比增长3.4%。其中，北美洲1984 家，占29.1%；欧洲1818 家，占26.7%；亚洲1201 家，占17.6%；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612 家，占9%；非洲中南部地区662 家，占9.7%；中东与北非地区511 家，占7.5%；大洋洲38 家。这种分布状况大致反映了世界“东西”、“南北”的政治经济格局，即智库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洲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代化水平的分野。
中国以426 家智库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在影响力排名方面，共有6家中国智库位列全球顶尖智库前100 名，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地区层面看，位列中、印、日、韩地区顶尖智库前20 名的中国有7 家，分别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清华- 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该排名与前一年度的排名，除个别智库排名略有下降外，总体而言变化并不大。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防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环境规划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等机构，分别进入社会政策、经济政策、能源政策、环境、外交政策、卫生政策、国防、国际政策等专业研究领域顶尖智库排名。还有25 家中国智库进入特殊成就顶尖智库排名。
尽管中国智库发展方兴未艾，尤其是2000 年之后民间智库和大学智库的崛起，极大地丰富着中国智库的结构构成。然而，就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对政策变迁形成的大量决策咨询需求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仍相对滞后，智库全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
首先，从智库类型和成长阶段看，中国智库大致可分为党政军智库、科学院系统、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大类。其中，党政军智库和科学院系统的智库成立时间较早，已经形成了一套从机构建制、人员配备、经费来源，到政策配套、成果发布等比较完善的运行体系，而大学智库和民间智库发展起步较晚，尚处于群雄逐鹿阶段。并且从总体上看，大致存在以下几点问题。第一，比较而言，国内智库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尚存有较大差距，能对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对社会产生积极性引导的智库为数不多。第二，各级党政军智库和科学院、高校智库的行政依赖色彩还十分浓重。比较而言，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筹措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相当欠缺。第三，智库创新成果的评价考核机制缺乏激励性，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不够通畅。第四，一些智库小、散、弱，研究成果标签化、无实质内容，导致在决策过程中被边缘化，缺乏话语权。这种状况与当前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内在诉求不相适应。
其次，在智库成果和研究内容方面，也存在三点不足，概况起来就是“三多三少”。一是短视性研究偏多，中长期研究偏少。中国智库提出的建议大部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属于应对性的、被动性的和现实性的，而缺乏整体性的、主动性的和长期性的研究。二是理论性研究偏多，操作性研究偏少。中国智库提出的政策建议有时难以操作，无法落地，也无法引起社会共鸣，这主要是因为某些智库身处庙堂之高，缺乏“接地气”的社会调查研究途径、机制与氛围，提出的对策建议难免有空中楼阁之感，而把高深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可以促进公共利益的政策选择，恰是智库研究的价值所在。三是在政智结合方式上，体制内的渠道多，体制外的渠道少，体制外的智库更倾向于选择媒体、知识界等迂回渠道间接影响决策者。而且，中国智库提出的政策建议，在体制内，往往以文件形式送达，这与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奏折子”的传统有关，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换做是座谈、视频等方式，表达的内涵可能要比单调的文件丰富得多，也更容易被决策者接受。比如，欧洲和美国的智库在表达他们的观点时，往往会选择比较重要的会议，如布鲁金斯的早餐会，还有座谈会、研讨会，甚至是在一些国际的大场合，这样更容易对决策产生影响。
再者，智库发展的宏观环境不健全、不完善也是导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一些必要的有助于各类智库蓬勃成长的制度环境仍相对匮乏，一些行政指令仍束缚着大部分体制内智库的研究人员，使其疲于奔波于承担各类课题来完成考核或增加收入，而并未在激励层面让智库的研究者从“用课题换收入”的怪圈中走出来，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这些问题的解决或许代表着未来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发展方向。
四、加强智库建设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从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说，智库建设和发展仍然有巨大空间及潜力。应当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大智库自身建设，努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第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智库的创新动力。创新其实并不是可以孤立存在的东西，它是需要有思想自由作为必要前提和基本条件的，它与思想自由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自由是因，创新是果。创新实际上只是自由思想的自然结果和最终表现而已，它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的思维、自由的思想，离开了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创新。智库是“思想工厂”、思想产品的制造者和供应者，发挥创新功能的前提条件自然是要倡导思想解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可以激发创新工作活力，也是智库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二，要重视学科创新与智库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双轮驱动发展中发挥智库的作用。一方面，智库建设需要以学科创新为支撑，学科创新需要智库建设提供新鲜血液和实践素材。只有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智库建设和智库发展才能站得更高、更具理性，也才能更深刻地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为政府提供具有创新性思路的政策建议和意见，避免抓不住研究的重点和关键，甚至迷失发展方向，陷入盲目性。另一方面，智库建设也要不断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推动学科创新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
第三，智库建设要努力把握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特点，提升智库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智库建设和决策研究咨询工作，必须从所研究课题和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形成新思维、提出新观点、探索新路径；要注重对所研究领域的问题进行跟踪研究。智库发展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要对智库研究的发展战略或者某一专业问题进行长期研究、跟踪研究，不断拓展新理论、新观点的广度和深度。
第四，推行用人机制改革，坚持唯才是举。智库型人才是一流智库建设和发展的核心要素。应当通过加强专业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培养，形成比较灵活的用人机制；实行老中青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智库人才培养机制，例如，通过发挥老专家作用的“资深研究员”制度以及整合社会学术资源的“特约研究员”制度，智库研究中设立“首席研究员”和“学术带头人”等，通过灵活的用人机制，推进智库型人才成长，重视对智库的人力资本激励，提升智库核心竞争力。
第五，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为智库发展拓展国际空间。从国际经验来看，智库是强调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中坚力量。一些国际著名智库为了确立自身对全球国际问题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大都采取开放政策，坚持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理念。为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政府、社会和民间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要借助智库成员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敏锐而独特的对国际问题与形势的驾驭能力，开展高层次的人际传播与交流。所以，智库既是政策研究机构，又是对外宣传机构之间业务交流和政策协调的平台，更是对外传播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的交流使者。
第六，加强智库理论研究，探索现代智库发展规律，紧跟国际智库发展趋势，以智库研究引领智库建设，在智库建设和实践发展中形成智库的理论成果和人才，反过来推动智库实践发展。例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在中国较早地提出了建设新智库。我们一方面注重智库建设的实践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比较早地开展了智库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专门开展智库研究的学术机构，紧密围绕智库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国内外智库研究、发布研究信息、出版系列智库研究成果、举办智库论坛和研讨，通过国际交流和国内合作，建立与国内外重要智库的联系，打造智库研究平台，努力成为“智库的智库”，为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服务。
总之，现在应该是关注、研究和思考智库的最好时机，中国的发展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智库。让我们在共同推动智库研究和智库建设中，逐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简介： 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