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Mcdowell and Adams,2010;Fay and Hallegatte,2012;Olaiya,2015），许多国家和地区把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家园作为实现区域发展的重要举措。放眼全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世界银行、国际ISO协会、欧洲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组织和地区都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中；回望国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长江经济带，必须严格遵循绿色发展理念。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017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1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6.8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44.5%，比2016年增加了1.2个百分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5835元，比全国人均水平高出10.4%。生态环境方面，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污水处理厂综合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处理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81.6%、86.0%、94.1%、84.6%、40.4%，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数据凸显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开展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指数研究，有利于准确把握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现状，为更好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国内其他城市绿色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二、相关文献综述
绿色发展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原则，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抓手。从内涵看，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①绿色发展的理论与内涵。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立足地区实际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理论（黄茂兴、叶琪，2017；刘思华，2011；王如松，2013）。相比西方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发展理论的内涵更具包容性，既包括传统可持续发展中所关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与粮食和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强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危机（胡鞍钢、周绍杰，2014）。从某种意义上讲，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共生性和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即三大系统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Hu,2014）。②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欧阳志云等（2009）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K-Means聚类分析对全国286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发现我国城市的绿色发展状况整体不佳，沿海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较高，而西北地区城市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李琳和楚紫穗（2015）构建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省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进行评估和多层次的动态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较明显但呈缩小之势；东部地区优势较明显，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劣势较突出，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表现较优，中部地区整体水平偏后。③绿色发展的机制探析。能否实现绿色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有效的绿色增长管理，绿色增长管理旨在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以及所对应的外部性管理。其中，外部性管理是指对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产生的排放进行有效管理，以降低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并促进资源使用的减量化（胡鞍钢、周绍杰，2014）。推动绿色发展可通过政府环境管理机制、市场驱动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共同完成。政府环境管理机制在于绿色发展法律法规、制度惯例和监管治理的建立，市场驱动机制就是利用市场供给需求杠杆倒逼企业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机制则是发挥公众参与、社会组织监督、新闻媒体信息公开等作用。④绿色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张晓强（2010）认为绿色发展应以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为支撑，以发展绿色新兴产业为导向，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促进技术创新，创造就业机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及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赵峥（2014）认为我国城市绿色发展的战略路径要充分考虑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差异：东部地区应以服务业和创新为基础，以城市群为核心经济发展趋同走向绿色协同发展；西部地区要主动提升发展标准，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资源型城市应完善升级机制，健全新产业接续替代机制。⑤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异和影响因素。郭永杰等（2015）综合运用熵值法、改进TOPSIS模型与障碍度模型对宁夏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宁夏绿色发展水平的内部差异明显，北部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南部地区，而制约宁夏县域绿色发展的障碍因素具有地域差异性。蔡绍洪等（2017）综合运用计量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对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内蒙古和重庆的绿色发展水平最好，甘肃和青海的绿色发展水平最差。
学者们对区域绿色发展进行了有益研究，但还缺乏从更小空间尺度关注内部差异显著的复杂区域的绿色发展问题。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理单元，各城市在发展阶段、制度文化背景、生态资源禀赋和环境保护工作上存在巨大差异，且针对绿色发展开展的各项工作因关注重点不一致、发展步调不匹配导致了严重的“碎片化”现象。鉴于此，本文以城市为地理单元，分析研究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及制约因素，把握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现状，为政府决策提供借鉴参考。
三、指标体系构建和研究方法
（一）内涵分析和指标体系构建
生产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生活富裕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生态良好决定着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可持续程度，而生产、生活和生态则分别对应了人类活动复杂系统中的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可以认为，城市的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生态构成了城市绿色发展的全部内涵。
“绿色生态”是绿色发展的必要条件。生态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宝贵财富和源泉，积极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就能创造出更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空气、河流作为环境公共产品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共同治理，良好的环境质量将催生更多潜在效益。
“绿色生产”是绿色发展的基础支撑。发展绿色产业，推进科技创新，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提供清洁产品和服务，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反之，严格苛刻的节能减排和环境门槛也将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绿色生活”是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水平的绿色生活反映了城市实现自我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良好的城市绿化水平能直接反应城市绿色风貌和景观，丰富人类生活方式；同时，只有实行有效的污染治理手段，改善人类生活环境，才能切实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基于上述，本文借鉴国内外著名的8个绿色发展领域的指标体系2（图1），从绿色生态、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三个方面，选取森林覆盖率等21个指标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表1）。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指数、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单位产值综合能耗等11项指标出现频度较高（4次及以上），占指标总数的52.4%，可以认为本文的指标体系设定较为合理。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TOPSIS熵权法是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的综合评价方法之一，它对原始数据进行同趋势和归一化的处理后，消除了不同指标量纲的影响，并能充分利用原始数据的信息，所以能充分反映各方案之间的差距、客观真实的反映实际情况，具有真实、直观、可靠的优点，而且其对样本资料无特殊要求。因此，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公报以及相关机构公开发布的数据，选用此方法对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计算过程如下：
①对m个研究区域n项指标构建初始矩阵A=(Xij)m×n，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归一化判断矩阵B=(Yij)m×n，其中Xij为第i个区域的第j项指标值；
②确定各指标的熵值Hi并计算熵权Wi：
③确定理想解Z+和负理想解Z-，计算各方案与Z+、Z-的距离D+、D-：
④得出评价得分Ci：
Ci介于0到1之间，值越大，优劣次序越靠前。
四、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评价
（一）整体评价
通过计算得到2016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指数排行榜（表2）。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分值均不足70分。其中，杭州、昆明、贵阳、舟山、黄山、丽江、重庆、丽水、成都和遵义占据榜单前十位，前十中省会城市/直辖市占据半席；泸州、亳州、淮南、新余、黄石、铜陵、景德镇、六盘水、淮北和攀枝花则位列排行榜的后十位，几乎都是资源型城市。从差异性而言，第一位的杭州比最后一位的攀枝花多了1.68倍，前后差距较大，且只有10座城市的绿色发展指数超过60分，还有15座城市不足40分。从协调度而言，长江经济带110城市普遍存在“偏科”现象，各领域评价得分存在巨大差别。前十城市中，杭州各领域层的均衡性最好，绿色生态、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三项排名分别为34、3和1，而黄山各领域层的均衡性最差，绿色生态、和绿色生活三项排名分别为9、7，但绿色生产只能排到第83位。
（二）梯度分布
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指数与其位序近似服从Zipf规模-位序分布规律，得分的对数与其排序的拟合优度达到了69%。借助自然断裂点分析方法和现实数据，确定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指数的自然断裂点分别为66、55、47和41。据此，将城市分为五个等级。
第一梯队包含杭州、昆明和贵阳3座城市。杭州在绿色生活领域位列第1，绿色生产领域位列第3，绿色生态领域位列第34。昆明在绿色生态、绿色生活两个领域进入前十，分列第2和第5。贵阳则在绿色生态、绿色生活分列第15和第2。这三座城市均是位于省会城市，发展基础较好，具有明显的城市治理和生态禀赋优势，且在生产过程中注重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指数最高。
第二梯队包含舟山、黄山、丽江等23座城市。这些城市具有较强的绿色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其中一些城市在个别领域表现突出。例如，黄山、舟山、丽江的绿色生态和绿色生活优势突出，上海、武汉、南京在绿色生产领域优势突出，但综合能力不如第一梯队。
第三梯队包含毕节、普洱、宁波等38座城市，部分城市是地方中心城市，在个别专题领域变现也非常突出（例如普洱在绿色生态、宁波在绿色生产方面极为优秀），但总体水平较为一般。
第四梯队包含南通、广安、泰州等29座城市，这些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主要受限于单个领域的无力表现。一些东部沿海城市可以关注于绿色生活和绿色生态领域的改进，一些中西部城市则可以更加注重技术的提升和环保产业的推进，这部分城市的绿色发展潜力空间广阔。
第五梯队包含宿迁、娄底、鄂州等17座城市。这些城市大多数是资源型城市，在绿色发展方面存在严重的短板，发展水平极为滞后，在未来应急需补齐短板，增强绿色发展能力。尤其是在绿色生产领域，需要进一步推进各项治理措施和政策制度。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马鞍山、徐州经验（两者绿色生产排名分列第33位和第38位，远高于其绿色生态和绿色生活领域排名），着手从产业转型升级、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方面做出努力。
（三）空间格局
空间格局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在上中下游存在显著不同，中上游地区的绿色发展形成了明显的以昆明-贵阳、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抱团集聚现象，而下游地区发展较好的只局限于杭州、上海等少数城市（图2）。上游地区的成都-重庆-贵阳集聚区形成了一整块绿色发展高地，以昆明为中心的滇南地区和湖南、江西南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也较高，集聚程度也较为明显。下游地区的上海、杭州等城市自身发展较好，但周边城市发展水平落后。浙江整体而言形成了一定水平的集聚区，江苏南部和北部分别形成了不同水平的集聚区，但绿色发展的整体水平不如浙江，这与浙江天然的地理环境有关，同时也与浙江生态和城市治理有关。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形成了低水平的绿色发展集聚区，这与其低水平的城市治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恶劣的生态环境有关。
（四）细分领域评价
分领域来看，普洱、昆明、丽江、铜仁、保山、临沧、昭通、遵义、黄山和张家界在绿色生态领域位列前十。其中张家界、普洱等城市在环境质量方面做得较好；而广元、重庆等城市则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
在绿色生产领域，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武汉、成都、长沙、无锡、合肥和南通位列前十。一方面，这些城市的环保事业起步较早，发展水平较高，技术转型升级和节能减排成为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这些城市中大学和科研院所林立，环保企业密集分布，创新主体多样，智力和技术资源丰富。
在绿色生活领域，杭州、贵阳、丽江、丽水、昆明、舟山、黄山、成都、张家界和九江位列前十。这些城市对污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的处理率较高，城市绿化建设方面具有较高水平。当然，一些如贵阳、丽江、黄山、舟山等西部城市和旅游城市本身工业企业少，污染整治难度低，这也是它们在绿色生活领域得分较高的原因之一。
从二级指标层来看，自然资源最好的是广元、重庆、曲靖、昭通、遵义、雅安、巴中、保山、临沧和昆明，均位于长江经济带上游，这些城市的森林、水域、农田等生态禀赋得天独厚，自然资源表现最好；环境质量最好的是张家界、普洱、贵阳、丽江、黄山、昆明、铜仁、舟山、安顺和临沧，主要是中西部城市和旅游城市，这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城市管理和禀赋优势；节能减排最好的是泰州、资阳、鹰潭、随州、咸宁、吉安、长沙、遂宁、扬州和合肥，东中西城市分布较为均衡，单位GDP产生的碳排放和所需的能源资源消耗最小；绿色科技最好的是上海、南京、杭州、武汉、苏州、成都、重庆、长沙、无锡和宁波，大多是东部发达城市，其中上海的优势地位突出，得分比第二名的南京多出近25%。污染治理最好的是杭州、贵阳、昆明、丽江、舟山、玉溪、张家界、丽水、巴中和荆门，城市绿化最好的是丽水、丽江、黄山、杭州、舟山、贵阳、九江、昆明、湖州和遵义，上述两项指标既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既有东部城市也有西部城市，绿色生活发展水平的空间均衡性最好。
五、结论与建议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趋势，而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更要严格遵循绿色发展理念。本文借助TOPSIS熵权法构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以城市为地理分析单元，研究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制约因素和空间格局，得出以下结论：
（1）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指数得分均不足70，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其中，杭州、昆明和贵阳位列绿色发展水平前三位，成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3大引擎，前十中省会/直辖城市占据半席。排名后十位的城市主要是中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从绿色发展均衡性而言，各城市“偏科”现象严重，其中前十城市的杭州最为均衡，黄山最不均衡。
（2）空间格局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在上中下游存在显著不同，中上游地区的绿色发展形成了明显的以昆明-贵阳、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抱团集聚现象，湖南、江西南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也较高。而东部地区发展较好的只局限于杭州、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中，苏南-上海-浙江整体上形成了一定水平的绿色发展集聚区，而苏北和皖北则形成了较低水平的绿色发展集聚区。
（3）细分领域评价中，中西部的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在环境质量方面也做得较好；上海、南京、杭州等东部城市的环保事业起步较早，发展水平较高，同时具备丰富的智力和技术资源，环保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强，因此绿色生产做的较好；污染治理和城市绿化表现最好的既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既有东部城市也有中西部城市，绿色生活领域的空间发展最为均衡。
针对以上结论和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开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工作的顶层设计。流域经济带的城市绿色发展，应树立协同、一体化的战略思维。因此，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急需在宏观层面开展顶层设计研究，对产业布局、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和城市治理做统筹安排。各省市都应当共同参与长江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统一规划的制定，避免行政割据带来的盲目发展。同时，也可以选择一些发展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能够支持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作为重点，培育成为带动地区绿色发展的增长极和增长带。
（2）大力推行“飞地经济”产业模式，优化产业分工与布局。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城市会出现“偏科”现象，即东中部城市、省会城市在绿色生产等方面表现优异，在绿色生态上严重不足，而西部城市和小城市正好相反。“飞地经济”产业发展模式能够有效优化资源的合理分配，实现各城市自然禀赋的互补。在“飞地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的影响下，西部城市可以从东部城市的产业转移中获得高效生产、技术创新和先进管理模式，东部城市则能疏散非核心功能，专注绿色发展核心领域，提升城市品质，补足绿色生态的短板。
（3）资源型城市应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发展壮大绿色产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排名后十位的都是资源型城市，它们在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等指标上表现较差。此类城市可借鉴马鞍山、徐州等先发资源型城市经验（两者绿色生产排名分列第33位和第38位），着手从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出发，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发展壮大绿色产业，进而带动绿色生态和绿色生活领域的发展。
（4）构建基于城市群的分层分区推进机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能力在上中下游存在显著不同，但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即邻近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接近。因此，在强调整体利益的同时也应关注各区域的实际情况，构建基于城市群的分层分区协同发展机制。西部城市群特别是成渝地区在绿色发展上已形成协同态势，在未来应继续加强龙头城市的带动能力，扩大影响力和辐射范围；东部城市群要避免苏北-皖北连片“贫绿”现象、杭州上海“孤掌难鸣”的局面，在现有基础上应进一步发挥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同时重点关注中小城市的绿色发展，推进基于城市群的绿色发展进程。
（5）倡导多方共同参与的绿色发展治理。城市的绿色生态、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参与和治理，把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转变成多方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政府在自然资源修复、节能减排、污染治理、市政绿化上做出努力，企业和居民则更多参与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科技创新和环境质量等领域的行动，发挥各方共建绿色发展的主观能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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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长江经济带内还包括一些行政等级相当的自治州，但考虑到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情况会影响可比性，因而本文未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2 8个指标体系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世界银行城市竞争力指数（2015版）、国际ISO协会可持续城市标准指标体系、欧洲绿色城市发展指数（2011版）、瑞士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丹麦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英国未来论坛可持续城市指数（2007版）和中国国家环保部生态文明试点示范市建设指标体系（20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