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东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西临“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密集区和产业承载区，21%的国土面积上聚集着42.8%的全国人口与42.2%的经济总量，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此外，长江流域人文历史悠久、资源物产丰富，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但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背景下，我国对大跨度流域开发与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长江流域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出现了环境恶化、生态退化、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现有长江经济带的研究综述定性分析居多，为数不多的计量分析所选文献样本较少，并未结合流域发展阶段展开分析。因此，本文结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从知识图谱量化分析视角，系统梳理长江经济带相关研究发展脉络及热点前沿动态，为流域经济发展的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演进
改革开放以后的国家发展重点逐步向东部沿海转移，大大改善了沿海地区的投资环境，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下，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基础，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活跃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与东部差距迅速扩大，因此，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构想孕育而生，具体可划分为如下四个发展阶段：
①孕育萌芽期（1980年代）。马洪在1980年代初提出“一线（沿海一线）一轴（长江）”战略构想之后，以孙尚清为代表的长江综合开发利用考察组在1980年代中期指出，建设一条横贯东西、带动南北的“长江产业密集带”［1］，这也是现期“长江经济带”战略构想的雏形。陆大道在1980年代中后期也提出以沿江和沿海两轴线构成的国土“T”型开发战略构想［2］，并将其体现在1987年开始的《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编制中。“七五计划”中也强调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开发，发展东西部地带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在此阶段，国家加大了对沿江产业的培育改造力度，虽然是长江一体化发展的孕育萌芽期，但战略重点并不在全流域，而是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更凸显“上海经济区”的战略意图。
②发展蓬勃期（1990年代）。1990年中央正式提出“长江发展战略”，要以上海浦东开放开发为契机，带动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发展。1992年4月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也为长江中上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同年6月的国务院经济发展规划座谈会上，形成了发展“长三角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的构想。此阶段战略意图最完整的表述是在随后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形成。该时期的沿江各省市产生了强烈的开发开放意识，主动将发展重点转向沿江地带，尤其是与浦东毗邻的长三角地区，纷纷与浦东开放开发接轨，出台优惠的招商政策，打造优越的投资环境，外向型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
③回落低谷期（2000—2012年）。新世纪以后，浦东开发开放虽推动了长江下游的飞速发展，但对中上游的带动作用有限，未能实现东部率先发展，而后辐射中西部的初期目标。即便沿线省市在2005年签订了《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2009年以后也共同呼吁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因国家针对区域经济不平衡现象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中部崛起计划等发展战略，加之随后提出的“主体功能区”思想，部分替代了早先长江发展战略作用。该时期的流域一体化发展效果虽不明显，但各省市自身发展的战略效果显现，除率先起步的长三角以外，沿岸由东向西又形成了皖江城市圈、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及成渝经济区5个经济极化区［3］，流域经济实现了由点到块的拓展。
④复兴热潮期（2013年至今）。2013年7月，习近平指出“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努力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2014年9月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将长江经济带确定为新时期的“三个支撑带”之一。2016年1月，习近平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同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明确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期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根本目的是利用黄金水道，串联融合东部率先、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挖掘中上游广阔腹地蕴含的资源禀赋与内需潜力，打造由东向西的中国经济新支撑带。
2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选择
知识图谱是知识计量管理领域最具前景的研究方法，通过集成科学计量学、应用数学、图形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模型，探究知识来源及其发展演进规律［4］，在文献计量分析时，其可视化成像输出可更立体、直观地反映某一研究领域的整体图景及脉络发展。目前知识图谱分析工具各具特色，其中由荷兰Leiden大学VanEck与Waltman研发的VOSview⁃er通过建构距离、密度函数了解各节点之间的聚类关系，绘制作者、单位、关键词等共现图谱；由美国Drexel大学Chaomei Chen开发的Cite Space则注重以树形图及连线等表示各主题的关系强弱［5］，绘制关键词图谱和时区视图，动态识别关键节点和研究热点。为弥补传统定性文献综述过度依赖主观判断的不足，本文采用更为客观的知识图谱文献计量法，综合VOSviewer与Cite Space各自的优势，剖析长江经济带相关研究的热点主题与前沿趋势。
2.2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择“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的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①，同时“来源类别”选择学术影响力与引用结构较优的“核心期刊”与“CSSCI”。在上文梳理长江流域近40年发展战略脉络基础上，厘清各时期流域研究的称谓，选择以“篇名=长江经济带”，或含“长江流域”、或含“长江产业带”、或含“长江沿江”、或含“长江沿岸”②，进行精准检索，并在“文献分类目录”中选择“社会科学”与“经济与管理科学”加以约束。截至2017年11月23日，搜索结果中的论文发表年度横跨1992—2017年，剔除通知、征文、纪要、书评等相关度较低的非学术文献后，共筛选出710篇论文作为分析样本。
3知识图谱结果分析
3.1发文趋势与期刊分类
年度论文发文数是反映某研究领域受关注程度的重要标尺。虽然论文从写作完成至见刊发表普遍存在6～12个月的滞后期，但从如图1所示的总体发文量趋势来看，长江经济带研究具有以国家战略及政策为导向的特征，发文曲线趋势与上文国家战略调整阶段吻合。1990年代以前，最早一批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生态环境、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灾害防治等，属于学者们基于各自研究领域开展的常态化探讨研究，并不能构成研究热潮。长江经济带第一波研究热潮始于1990年代，CNKI中可搜索到的最早社科类论文为1992年，该阶段研究主要围绕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及其与长江沿岸地区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大体属于定性战略构想类论文，占总发文量的22%。2000—2012年间，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转移也影响了学界的研究注意力，为数不多的流域研究集中于流域空间结构以及中上游节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阶段论文量不增反降，十多年发文量仅占总发文量的18%。当前“长江经济带”的提法是自2013年流域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区后，第二次研究热潮的名称③，较早期“长江流域”、“长江产业带”等提法，内涵虽然一样，但现期提法的范围更宽，研究领域更综合，涵盖全流域的资源环境、城镇化、产业发展、区域一体化等一系列主题，近五年研究论文出现爆发式增长，约近发文总量的60%。
载文量排名前十位的期刊如图2，《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以64篇远超过其他期刊，并且与排名第二的《经济地理》、排名第三的《华东经济管理》、第五的《统计与决策》、第六的《湖北社会科学》及第七的《人民长江》都隶属于长江中游地区，上游地区期刊的研究载文缺失明显。相关研究涉及专题广泛，包括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学及统计学、贸易经济、自然地理学与测绘学等。
3.2研究作者及机构分布
研究作者层面④，通过VOSviewer以最少发表5篇论文为门槛，1146位作者中有23位符合条件，发文量前10位作者见表1，参与撰写论文数最多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虞孝感，随后发文超过10篇的作者依次为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的徐长乐、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段学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吴传清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邓宏兵，这些高产作者来自长江经济带沿岸的南京、上海、武汉三地，刊文期刊层次较高，成果对该流域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研究机构层面，通过VOSviewer以最少发表5篇论文为门槛，637个研究机构中有27个符合条件，其中发文量前10位的研究机构及其合作情况见表2。目前流域已经形成中国科学院、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三大研究高地，中国科学院以累计76篇核心论文发表量高居榜首⑤，武汉大学38篇居次席，华东师范大学23篇排第三位，与其他机构间的成果差距明显。从学术合作角度分析，节点间连接强度普遍不高，表明作者及机构间尚未形成良性合作。进一步分析，大部分论文中出现的合作情况都是同一单位的作者隶属于不同部门，或者同一单位的不同作者间合作，即便如此，至少与其他单位合作2次的机构数也只占总机构数的6%，从此可推断，跨机构、跨地域的研究合作比例更少。
研究区位层面，为减少上述研究组织更名造成的偏差，再次用ArcGIS描绘研究机构所属省市的空间分布，至少发文2次的126个科研机构空间分布如图3，北京因其拥有众多中央职能部门及国家级科研机构，发文量显著；长三角地区的教育资源丰富，科研实力雄厚，尤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河海大学等，都有以长江流域为研究传统的科研机构，最近几年异军突起的南通大学与常州大学也发展显著；另外，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等中部沿岸高校及科研机构，因其所处的区域位置与本土发展的急迫性，自然也比较关注长江经济带的研究；相比而言，长江上游地区科研机构的论文成果相对较少，研究意愿则显得不那么迫切。
综上所述，长江经济带相关研究的作者及机构研究成果悬殊，机构及区域间合作强度较弱，近些年虽出现以项目牵头的合作研究形式⑥，也有如上海社科院、武汉大学等成立的流域研究协会的联合模式，但以论文形式的合作很少，存在研究高地，但不存在合作网络，总体呈“合作不紧密，发文不均衡”的特点，这也可能是制约未来流域研究的因素之一。
3.3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不仅是论文核心内容的提炼，也是文献数据库收录与建立索引关系的桥梁，对文献中关键词共现关系及强度的测度是文献计量分析的重要载体。通过VOSviewer对所有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在总体2039个关键词中符合至少出现2次门槛条件的关键词有401个，在聚类分析选项中的Resolution调整至11.9，将Min.clustersize调整至60，最终获得如图4所示近似平均的6大关键词聚类，研究主要覆盖流域经济、区域发展、要素资源、产业开发、空间格局及战略构想六大领域，时间序列按照由蓝至红的颜色渐变，关键词节点间的疏密关系符合上文研究论文趋势，呈现较密到稀疏至很密的变化。
①流域经济。上世纪末的流域经济发展受到交通、体制等诸多阻碍，存在工业组织结构分散，重大项目重复规划建设，生态与环境不断恶化等问题突出［6］，下游外向型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有学者则认为，发展不平衡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7］，所以流域发展方式并不能“一刀切”，必须在“均衡中求不均衡”，向区位条件好的增长点倾斜，重视产业与设施的合理布局，促进区域间的协调与一体化发展［8］。自本世纪初，长江沿岸逐渐发展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学者们开始关注流域区域间的横向协调，制度、市场、交通等纵向联动的发展研究［9］：譬如提出要强化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力度，明确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角色分工，通过政府协调，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10］；也有研究指出，长江流域经济是陆域经济和海洋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不仅可以提升海洋经济综合利用效率，也可拉动陆域的经济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11］。2013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流域内部经济分异仍很明显，呈发达地区组团状延伸和零星点状分布格局［12］。同时，流域生态环境形势严峻，重化工产业比重较高，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港口岸线无序开发、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政绩考评制度片面等问题突出。因此，流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必须加强经济与生态、干流与支流以及上中下游间的协调［13］，促进要素流动、结构升级，注重增长效率的提升［14］，同时亦要出台全流域绿色开发的综合性法律法规［15］，提高全流域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②区域发展。区域发展方面的研究应追溯到1990年代确定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十四大报告，该时期研究主要围绕上海如何发挥流域战略中的经济龙头作用［16］，促进下游东部沿海的产业与技术向中西部地区扩散，上海亦可借产业西移而获得更大市场，形成全流域共生发展［17］。随着新世纪后的发展战略转移，研究客体从早期的上海浦东、长三角地区，逐渐扩大到长江中上游各省市，关注如何将区域发展匹配流域整体发展需要，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流域经济格局。如研究上游的四川、重庆在长江流域开放开发中的定位与策略［18-19］，探讨中游的湖北、安徽在长江经济带战略中的机遇与挑战［20-21］，解析上游的江苏在流域新格局中的发展方向等［22］。从更广的经济板块视角分析，早期受沿海经济及非均衡发展思想的影响，下游地区的经济水平远高于上中游地区，所以学者提出应培育多个经济增长圈，形成以极促点、以点带线，以极带圈，以圈带面的联动开发格局［23］。新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计划，随后的扩大内需与协调均衡发展思想，使中上游区域的发展速度加快，而金融危机又使下游外向型经济受挫，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级分化现象。总体看来，改革开放后的东中西区域发展差距呈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24］。另有研究指出，区域差距主要囿于历史经济基础、区域发展策略及地理区位，其中区域发展策略对区域差异的扩大影响最为深刻［25］。
③要素资源。要素资源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资源与生产要素两大方面，这也始终是流域几十年研究的重点。生态资源方面，长江流域因其具有发展大耗水、大耗能、大运量工业的优越条件，早期就是国内外投资布点的重要区域，但大规模发展现代化工农业时，污水和废渣的处理能力与工农业发展不平衡，造成流域污染日益严重［26］。新世纪以后，有学者提出应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和管理模式切入［27］，主张流域统一管理，出台环境立法体系与绿色GDP考核体系［28］，并要根据流域各区的生态特征、生态功能及生态问题，将流域划分成不同的生态功能区，进行因地制宜的防范与整治［29］。近期研究则关注生态与产业的关系，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资源的高效绿色利用［30］；生产要素中的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是流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但本世纪初，流域东西向交通运输方式仍很单一，滞后于经济发展［31］。因此，近些年学界呼吁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以发挥多式联运的优势［32］。人口方面的研究指出，提高产业与环境对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33］，而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突出，劳动力回流与人口家庭化迁移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关键［34］。除此以外，土地要素的利用主要与流域的城镇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科技及市场化发展紧密关联［35］，流域能源效率由西向东逐渐增高，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制度进化对能源效率影响显著［36］，物质资本与劳动投入等传统要素仍然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城市化，产业结构及制度创新等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37］。
④产业开发。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最初设想就源于上世纪提出的“长江产业密集带”，之后的产业研究涉及结构升级，转移承接等整体规划布局，也包涵农业、工业、旅游业等产业类别深度剖析。流域早期虽具有承东启西、联南结北的地理条件，但因交通不便，制度僵化等问题并未真正形成跨省市的流域产业体系，因此，学界提出须对长江产业带的总体布局制定长远规划［38］，以效益为先，注重重点开发与整体推进相结合［39］，各地区不仅要因地制宜考虑自身发展，也要虑及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以适应他人的调整［40］。新世纪以后的流域产业门类齐全，但梯度差明显，地区发展不平衡，所以专家提出从产业布局、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三方面推进产业协调发展［41］：产业布局方面，应开展多主体、多领域、多因素的协作配合，由区域点状、块状组团走向流域和全球的带状、网状组团的**，打造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业集群［42］；产业转移方面，要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引领作用，促进中上游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43］；产业升级方面，须逐渐摆脱对污染产业的依赖，强化环境规制，积极引导产业绿色化发展［44］。区域间不同产业的发展差距明显，其中的制造业服务化的低水平收敛趋势明显，两极分化严重，需要梯度推进［45］。生产性服务业方面，上海和重庆的比较优势明显，集聚程度较高，均衡发展须关注新型信息化提升［46］。总之，在新常态下的产业研究需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强调创新驱动实现产业升级。
⑤空间格局。早期流域航运交通潜力尚未开发，各区行政体制与管理机制也制约了流域空间经济的联动［47］，因此，随后研究主要关注建设长江干流为主轴的东西向立体交通走廊，推进流域空间结构重塑以促进沿江地区融合发展。新世纪初的沿江“点—轴—集聚区”空间结构初现，而其形成与分异主要受到开发条件、中心—边缘效应、区位及政策等因素影响［48］，另有研究认为是各地不同程度的市场化进程对其产生的非对称影响结果［49］。另有代表性观点指出流域已形成条形“核心—外围—边缘”空间结构，存在三大核心、一条主轴、一条辅轴、四条地方轴、一个外围地区和一个边缘地域［50］，三大核心即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的中游城市群、以重庆和成都为核心的上游城市群。随着流域区间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早期区域发展不均衡造成的空间碎片化，转为现期集聚后的多极化。直至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流域空间结构经历了极核发展、点轴扩散、网络化、局域一体化等发展阶段，总体呈一条主轴、三大核心圈、多条辅轴格局，基本形成串珠式核心—边缘结构［51］。也有观点提出“一带两廊，三区四群”的新空间结构，其中两廊为沪汉蓉、沪昆两条发展走廊，四群为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宁合芜城镇群、中三角城镇群和成渝城镇群［52］；另有学者主张“一轴线、两板块、多中心”的格局，指出中下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为核心的上游城市群两板块间联系是流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53］。总之，当前长江经济带存在着多维、多向、多尺度的空间尺度双核结构现象［54］，但推进三大城市群发展已成为提升全流域空间效率的共识。
⑥战略构想。此方面研究有明显的时间脉络与政策导向。早期基于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视角提出了沿海沿江“T”型发展战略，随后学界关注如何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发挥上海区域中心城市及流域龙头的作用，优先发展第三产业，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加工深度等［55］。也有研究指出，“三通”、权威统一管理机构及基础设施是推动流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关键［56］。另外，上世纪末流域频发的洪涝灾害对中下游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经济与生态间的矛盾凸显，学界因此也更关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提出诸如建设长江防护林带、强化环境管理、提高环保意识、建立权威性流域直辖市管理机构等对策［57］。新世纪以后，随着国家发展战略西移，我国区域发展蓝图已从沿海到沿江到内地，从东部至西部到中部，从北部到南部到海岛，形成了全覆盖。该阶段的长江经济带研究更偏重如何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相配合，如怎样发挥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开发西部的重要支撑作用［58］，如何依托“黄金水道”连通中部省区，极化武汉在中部崛起中的带动作用［59］。亦有研究基于对沿江各战略发展区的功能识别，定位流域发展方向［3］。随着大河流域经济特征日益明显，学界呼吁将发展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整合之前多项局部战略，体现全流域统筹协调，克服影响流域持续发展的深层矛盾［60］。所以，新时期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意图就是要联结东中西三大区域，联动“两带一路”，使国家区域战略更具整体性。同时，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重点解决区域间的协调治理机制及体制改革创新［61］，促进区域间协调联动，区域内均衡发展［62］。
3.4研究热点时序演进
研究热点是在一定时期有内在联系的文献所共同探讨的主题，而文献关键词是从文章中抽取出来的高度概括文章主题的核心词汇，是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及凝炼。本文采用的词频分析法则是一种利用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域中出现的频次来辨析该领域发展动向与研究热点的文献计量方法［63］。在CiteSpace界面中的时间区选择1992—2017年，Nodetype选择Keywords，阈值设置为Top50per2slice，选择最小生成树算法（MST）精简网络，得到477个节点，539条连线的关键词图谱。然后选择Layout的Timezone，形成如图5所示的研究热点时间脉络。随着时间的演变，学科不断涌现新的关键词，形成新的热点和趋势。节点为年轮状，蓝色的年轮表示较早的年份，红色的年轮表示最近的年份，年轮的厚度与该年的关键词频次成正比。因此，根据年轮大小及分布可知，早期的研究热点聚焦明显，后期的研究热点分布广泛，关键词分布疏密程度呈两端密集中间稀疏的“哑铃状”分布，与国家战略启承转折一致。
进一步按照前文国家战略演进划分的流域发展阶段，将后三阶段高频关键词整理至表3。具体分析：1990年代初的研究热潮期主要聚焦“经济发展”、“地区经济”、“浦东开发”等，以长江流域的宏观战略研究为主；二十世纪初的前十年，国家发展战略转移降低了长江经济带的研究热情，此阶段“国家战略”、“产业转移”、“城市群”、“协调发展”、“区域发展”等关键词较为明显，研究主要体现在区域间的产业、城市等协调发展方面；2013年流域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关键词数量突增，涉及学科门类拓宽，其中“绿色发展”、“城镇化”、“影响因素”等关注度较高，研究聚焦社会各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热点的多元化也展现了对流域发展更全面系统地研究态势。
3.5研究前沿动态分析
研究前沿是科学研究中最先进、最新、最有发展潜力的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64］，具备创新发展性与学科交叉性等特征。目前前沿分析主要通过高被引文献、施引文献与突变词三种载体，但本研究认为，高被引文献可能是因为相关研究的模型或计算方法相似，或作为前期基础研究而被引用，加之引用关系分析存在较长的滞后期，并不能很好反映前沿动态。突变词则可以反映相关研究在某些年份文献中骤增及延续的状况，较适合表征研究前沿的发展趋势［63］，因此，本文利用CiteSpace提供的突发检测（burstdetection）算法，考察词频的时间分布，检测频次变化率高、频次增长速度快的“突发词”（brustterm），分析长江经济带研究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
表4显示，突变词中强度较高的“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及“长江沿岸”体现了长江经济带概念与内涵随国家战略转移的时序修正，贯穿流域发展的各历史阶段。如果将1992—2000年间的高突变词进行组合，其中的“地区经济”、“经济中心城市”与“浦东开发”正好表征当时以“地区经济”引领流域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阶段。“可持续发展”从1999年突变，持续到2004年，不仅体现了此时期的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问题与流域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也与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相呼应。之后研究中也相继出现了“能源效率”、“绿色发展”等于生态环境有关的其他关键词，说明可持续发展一直是长江经济带研究的主旋律。“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流域发展的主旋律，但从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及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概念辨析，验证了流域发展由“量”转“质”的增长模式变迁。最后，2013年以后出现了“城市群”、“城镇化”等突变词，说明目前流域研究更关注通过城镇化建设以提高城市群的空间辐射能力，努力实现“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规划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