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是世界存在的规律。承载人类聚居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城市及城市体系从古至今以不同的速度演绎着各自兴衰荣落的历史。城市群整合研究具有以下现实意义：首先，在震动的外部环境下需要探索适宜中国区域一体化背景的城市群整合模式和路径；其次，城市群整合可以产生新的增长力量，对城市群整合的战略研究可以重新整合区域资源、塑造区域参与全球竞争的空间一体化优势；再次，区域联动、城市联动是面对国内市场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国内化的空间响应，城市群整合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统筹具有深刻意义。从全球看，一半以上的世界已城市化，因而，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政策层面上应具有宽泛而长期的城市眼光（韦伯，1987）。这意味着城市群正在取代国家和区域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策源地，城市之间的不同远远甚于区域或国家之间的差异，因而备受关注。
一、城市群与城市群整合的内涵
城市群不仅表现在空间属性（距离、区位、自然禀赋等）和经济特性（人口、产业等）上，也表现在所在区域的社会基础（文化、社会规则等）和技术向度（技术与创新水平）上，其存在不仅有助于识别特定空间的城市及城市组合的形态与功能演进，还有助于理解区域的整合发展，有助于评估所在区域的发展质量（可持续性、空间竞争位序等）。城市群表现为内外沟通便利、人类活动空间集聚显著、具有近似的社会基础和多元化的技术向度的区域空间特征。其中，内外沟通便利指城市群或城市化区域的交通、通讯、贸易、市场准入甚至语言等；人类活动空间集聚显著指城市群或城市化区域的人口与产业，包括现实和虚拟两重空间的集聚；近似的社会基础指类似或共有的文化、政治体系和社会规则等；多元化的技术向度指技术（创新）所处的不同水平和技术（创新）的专业化领域等。
区域城市群整合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图1）。从经济学角度解析，城市群整合是一个由整合前城市间交易壁垒高、区域总社会福利较低、消费者剩余低、生产者剩余低、净福利损失高，向着整合后城市间交易壁垒降低、区域总社会福利高、消费者剩余增加、生产者剩余增加、净福利损失降低演化的过程。
二、城市群整合进程的逻辑分析
地域空间组织的演变始终是以集聚和扩散互为力量的。这种方向相反、交互作用的力量是推动城市体系整合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一方面，规模经济使城市不断吸引资金、技术、人口等的集聚，城市随之成为文化及先进思想和事物的集中地；另一方面，拥挤和溢出效应使产生于城市的技术、管理和生活方式等又溢出城市，向周边城镇或农村扩散，在周边地域形成新的集聚。空间上的集聚（Polarization）与扩散（Diffusion）是城市空间演进的基本逻辑。笔者认为，区域空间演化遵从四个不同属性的逻辑：行政力、市场力、交通力和文化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互相博弈，交通力会重置空间格局，而文化力则在空间演进中起着基底的作用。
行政力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政治归属和行政管理。我国历史文化中的中央集权色彩浓重，各级政府拥有不同的行政资源调配能力，幅员广阔和行政条块分割的现实，为掌控行政力的不同行政主体间的冲突孕育了客观和必然的环境。行政力对区域空间的塑造，表现为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制度和政策对区域空间组织的改变上，如行政统一、行政分离、开发政策等。长江三角洲城市区域行政变动的历史视角（表1），显示行政区划与行政政策实质上是不同背景下政治权利的空间配置。从我国区域发展实际看，行政力在区域城市体系空间变动，尤其是城市群整合中仍将起着持续和突变的作用。
市场力的作用来自社会化规模集聚，表现为生产分工及竞争优势的地域整合。市场力是自下而上的力，能在什么尺度和什么范围内发生经济性的集聚就作用到什么程度，完全遵循市场配置的属性。中国早期“市”的概念即是和城镇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如长江三角洲古时太湖水系和京杭运河沿岸丝绸、茶叶、米等交易集散市镇的形成和繁荣便是市场充分发育的产物。至今，长江三角洲块状经济、特色经济和产业群落的发育继续丰富和改变着区域城镇体系的功能与空间组织。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外界推动作用和产业关联、市场整合的内部主导因素共同作用下，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整合取得了动力一致性的改变，市场化力量对行政区域进行解构和重构，表现在长三角区域内主要城市的空间作用由沪宁杭三市之前的平等均衡竞争转变为自觉的功能互补基础上的有序竞争。上海在区域经济、贸易及金融发展方面的出色服务能力及区域整合发展的内在驱动使行政力弱化而经济力强化，城市群形成的合力和导向力的作用方向显现，上海成为城市群集聚力量的核心，区域相互作用力转为源自经济的吸引力（甄峰，2004）。
交通力的作用来自骨架基础设施建设对通达性的改变，从而引起的区域城市网络体系节点地位的改变和城市空间格局的重塑。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沿沪宁、沪杭交通走廊已形成以产业为依托的城市连绵带，如沪宁线的高新技术产业带，交通优势在产业集聚和城市竞争中的作用普遍而言是无法替代的。交通的作用在于提供了社会发展的物质通道，而通道促进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观念氛围的传播，在人、物空间移动的渠道上提供区域发展的背景框架。交通力为区域城市空间开发提供了集约化的路径，并且通过对城市之间往来时时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改变，影响着城市间的交互作用和城市网络体系的交互态势。
文化力的作用在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阐述中就有所揭示，即文化力的经济社会属性（韦伯，1987）。区域文化的均质性为古往今来城镇空间的密集产生与分布奠定了经济社会发展时的文化、观念等基底性要素。文化的地域特质和延续性决定了文化对区域空间组织变动的柔性约束，如我国东中西部和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使商业意识、商业观念、商业文化发展较弱的西部和北方地区在区域整合的过程中缺乏意识层面的动力。但文化也是有惰性的，如处于中部地区的河南，黄河流域的古文明与悠久的历史在今天的区域发展时却不够灵敏与融通。文化惰性提供了对城市群空间分析和全球竞争的独特理解，而文化的空间广域性决定了文化对空间整合的柔性引导。更宽泛地说，文化力的要点在于“地方化的习俗”、“非交易的相互依赖”等，这些更柔性更微妙的非市场行为和“气氛” （Edward W.Soia，2006）使得区域的整合不可避免地具有地方的根植性。
三、城市群整合进程的战略分析
城市群整合的战略与城市群整合的目标密切相关。因而，谈到城市群的整合策略时，首先需确定城市群的发展方向，即城市群希望达到什么层次或内容的空间发展、城市群希望整合进入什么样的空间的基本问题。城市群整合的目标是实现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城市群及其所在区域的发展质量，维持城市群及其所在区域的永续竞争能力。目标的层次性决定了不同的空间目标指向不同的空间标的（spatial bid），进而产生不同的整合策略或途径（行为）。城市群的空间标的因城市群的发展战略不同可分为三类：全球性空间标的的城市群；区域性空间标的的城市群；地方性空间标的的城市群。但具体到不同空间标的的城市群其选择的整合策略或途径（行为）有较大差异（表2）。
根据城市群空间标的不同，这里需要指出的具有特别意义的城市群整合策略为：（1）教育资源的独特性与城市群整合。拥有优质或独特教育资源的城市具有优于其它城市的整合能力，能够以知识、技术的优势更容易地整合进入同一层级或更高层级的城市群。（2）历史、地理等的独有特质与城市群整合。这种独有特质会产生类似教育资源和教育设施建设发展的作用，但不同的是，具有这些特质的城市与城市群的整合受距离的消长作用较明显，能否整合进入城市群或整合进入什么层级的城市群，更多依赖单体城市与城市群中心的距离。因为基于教育资源和教育设施的整合是技术联接的，信息化很好的削弱了地理距离的影响，而历史、地理的实体存在强调空间距离。 （3）区域劳动力工资与工种体系和城市群整合。选自劳动力市场上的整合途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建立适合的工资与工种体系，达到了鼓励区域和城市群内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作用，进而通过顺畅的城际人力资源联系，促进城市群的产业分工和经济整合。（4）交易成本与区域整合。交易成本属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对于我国行政区经济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群整合有着特别的激励效果。交易成本的变化以及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的交易网络的状况都是城市群整合时可大力着手选择的途径。
小结：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城市群整合实质上是空间要素为了完成既定的空间标的（spatial bid）而进行的空间过程优化，是政策对空间经济的福利考虑的反映。从城市规划的视角来看，城市群的整合是为了使城市能够具有永续竞争的发展能力，城市群整合的空间形态不仅取决于城市群聚落已有的纹理和密度，还取决于文化、政治和社会技术（Kevin Lvnch，1984）。因而，城市群整合具有空间（地理）的、经济的、规划的多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