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长江经济带将放慢甚至停止建设步伐。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发展并非截然对立，事实上，需要转变的是之前不科学、落后粗放的发展方式，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推进长江生态保护
上海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能否充分发挥交汇点制度创新的优势，决定了上海能否服务好国家战略并从中发展自身。上海要发挥全球科技创新带动作用，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技术资源，进一步提升枢纽功能，在深化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今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共同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2014年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颁布已有一年多。但是，从目前来说，长江经济带发展尚未达到预期“成色”。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导原则下，“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建设如何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取得更大发展成效？对此，我谈一些初步的认识。
区域合作阶梯式三阶段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建立统筹协调、规划引领、市场运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统筹各地改革发展、各项区际政策、各领域建设、各种资源要素，促进长江经济带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因此，区域协调发展就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内容。
长江经济带由11个省市的“三大二小”共5个城市群所构成。近年来，经济总量约占全国GDP的35%左右。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由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所构成，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20%，约13万亿元。长江中游城市群由湖北武汉的“1+8”城市群、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和江西的南昌、鄱阳湖城市群等所组成，GDP约3.7万亿元。成渝城市群由成都部分区域和重庆所构成，GDP约4.5万亿元，另外还有云南的滇中城市群和贵州的黔中城市群。
区域一体化是区域合作的目标。从区域合作的模式来看，呈现阶梯式发展三阶段。区域合作的初级阶段是城市的布局合作，中级阶段是生产的要素合作，高级阶段是政府间的制度合作。
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还处于区域的布局合作阶段，鄂、湘、赣三省的区域合作重点，是在区域合作的布局上制定统一规划。成渝城市群走过了区域合作布局的初级阶段，已经到了要素合作阶段。目前，成渝城市群正是区域合作发力的时候，发展速度名列前茅。要素合作，加速了人流、物流、技术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流动，政府按市场经济规律搭台，企业按市场经济规律唱戏，区域合作风生水起。
长三角城市群走过了区域的布局合作和要素合作阶段，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区域合作的最高层面即制度合作阶段。长三角是我国城市群合作的先行区域，早些年，政府按市场规律设计了一系列合作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区域企业积极性，要素合作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财政红利，地方政府税收颇丰。由于企业的生产要素需要不断流动，才能不断产生红利势能，因此，长三角的企业就产生了生产要素流动的强烈愿望。而当地政府由于得到了较高的税收，就不愿意区域内的企业生产要素流出，从而设定了限制要素流出的门槛，这显然不符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目标。但是，要加速要素流动，这不是在企业层面上能够推动的，关键要在政府的制度层面上进行合作。长三角政府在合作的体制与机制上，创造了一个通畅的运行平台，实行了“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建立了三省一市的决策层（沪、苏、浙、皖最高决策体制）、协调层（副省级座谈会的协调机制）和执行层（各省市委办局执行机制）的三级运作模式，协调了长三角区域需要解决的综合交通、能源合作、环境保护、劳动保障和人力资源、区域信用体系、区域信息共享等专题问题，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只有发展才能更好保护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有人认为，这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将放慢甚至停止建设步伐。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发展并非截然对立，事实上，需要转变的是之前不科学、落后粗放的发展方式，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推进长江生态保护。
无论是长江上游、中游还是下游，都要做好生态修复工作。当然，由于三大城市群的区位、功能和定位各不相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模、总量、结构与区域资源、环境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具体规划上应各有侧重。
处于长江上游的成渝等城市群的任务重点是，要坚守上游地区生态优先发展的定力，发展生态型产业，坚决将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拒之门外。从目前来看，各地已采取了一些针对性举措。比如，重庆实施了最严格的水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沿江绿色生态廊道，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在全国7大水系中保持最好。重庆的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获批国家第一批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云南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全过程，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贵州在创新环境的保护思路上，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和示范试点建设。目前，长江上游区域已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由赤水河流域扩大到乌江、清水江、南盘江流域部分的重点排污企业。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就是要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实施创新和科技推动，保护好绿水青山，使长江中游的黄金水道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统筹铁路、公路、航空、管道建设，加强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加快多式联运发展。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的前提下，中游地区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打造沿江绿色能源产业带，把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成为引领中部地区崛起的核心增长极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示范区。在中游地区可适度规划布局大型高效清洁燃煤电站，增加电力、天然气等输入能力，同时研究制定新城镇新能源新生活行动计划，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绿色建筑和新能源汽车，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
对于长三角城市群来说，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建设江海联运体系。长三角区域处于长江与东海的交汇处，国家战略布局是以上海港为核心，以江苏港和浙江港为两翼，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国务院批复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规划，将舟山群岛定位为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将在那里建设我国大型原油储备与原油加工基地，并正在规划杭州湾大通道的建设。舟山群岛可开发的深水岸线有五十余处，总长280公里，占到了全国的五分之一，航路众多，航道纵横，水深浪平，多条国际航线穿境而过，是我国乃至世界大规模建港航线最有利的地区之一。舟山群岛将建设全球一流的大宗商品综合枢纽港，以物流成本吸引和集聚全球大宗商品战略物资，利用大宗商品深水泊位，打造水水中转的集装箱转运基地，培育大宗商品航运服务，发展大宗商品配套加工服务，成为我国江海联运的服务中心。
解决问题不能“一刀切”
长江经济带属于流域经济，加之各城市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因此各自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有所差异，不能“一刀切”。
对于长江上游城市群发展而言，关键是解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与协调管理的问题。近年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没有大的改观，长江沿岸集聚着约有40余万家化工企业，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工业“三废”的排放量逐年激增。工业污染直接排入长江，大量水电站的建立改变了长江本身的生态平衡。过度捕捞给渔业资源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长江流域面临着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水生态四大问题的困扰，使“鱼米之乡”几成“污染之乡”。
为完善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治理与协调管理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要科学确定长江河流生态系统用水总量，以及湖泊、水库、地下水等生态系统用水总量和水位要求；全面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加强干流沿江5个城市（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攀枝花）河段和5条主要支流（嘉陵江、岷江、沱江、汉江、湘江）综合治理，强化5个主要湖泊（滇池、巢湖、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和2个重要水库（三峡、丹江口）富营养化治理。二是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包括落实碳排放补偿机制，量化长江流域清洁空气供给费用补偿；建立下游经济发达地区反哺中上游欠发达地区机制；提高效益林补偿标准，加大退耕还林补偿力度等。三是创新长江生态保护的管理协调机制。建议设立专门负责长江流域环境保护合作的委员会，制定关于环境合作的长期规划与发展战略，加强区域环境立法的合作与协调。建立长江流域信息通报机制，共享环境监测信息，积极推行环评会商交流。建立区域内的重大环境事件的通报机制，污染整治工作的协作机制，区域联合执法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协调机制。
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而言，关键是解决如何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加快航运中心的建设问题。长江干线航道全长2838公里，干支流通航里程约7.1万公里，占全国内河通航总里程的56%，因此被称为我国的“黄金水道”。但是从目前来看，这条水道还未产生应有的“黄金效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长江中游航道大多通航等级偏低，航道等级结构不合理；长江沿岸大部分港口功能单一，机械化程度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长江黄金水道航运服务业主要以船代、货代等附加值较低的下游服务为主，航运融资、咨询、保险、仲裁、海损理赔、公证公估、航运组织、船舶管理、海运经纪等航运服务上，还没有形成规模，航运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较低，等等。
为完善长江中游城市群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加快航运中心的建设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全面推进长江干线航道系统化、标准化治理。推进船舶的大型化、标准化进程。长江水系主要港口布局应以流域性航运物流枢纽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为中心，下游地区港口群应配合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东部沿海港口建设。中游地区港口群，应依托武汉新港建设，逐步形成以武汉新港为主体，以中部地区重要港口为补充的国内综合运输中转集散基地。上游地区港口群，以把重庆港建设成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为契机，加大云南、贵州、四川等省港口的建设力度，完善港口集疏运系统。二是在长江流域加快航运中心集疏运一体化服务系统建设。香港之所以能在航运集装箱运输量大量外移到深圳之后，航运业产值仍然有所提升，主要是因为他们能为深圳等港口提供国际航运的一体化服务。而目前，长江流域航运服务企业总体服务类型单一，服务项目集中在中低端，企业服务网络化程序低。三是完善长江中游航运发展的配套政策。比如，支持和促进航运服务产业加快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大集聚航运人才向长江流域集聚的政策，优化口岸通关环境、便捷航运物流发展的政策，等等。
对于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而言，关键是如何完善创新区域协调的发展体制与机制问题。比如，在互动合作机制方面，还存在规划体系不健全，顶层设计不到位，综合交通网布局不均，长江沿岸港口结构不尽合理，江海联运分工不明确等现象。在市场一体化建设机制方面，大通关建设有待提升，启运港退税试点有待扩大。在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治理机制方面，水污染严重，地区间环境纠纷较多，区域生态安全屏障脆弱，联防联控联治有待加强。
为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加快推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机制。比如，研究制定《长江法》,出台长江经济带系统战略规划，并成立长江流域管理的法定机构。二是加强建设部门条线的流域性与跨部门协调机制。比如，建立长江流域生态保护机构，优先确保饮用水安全，建立全覆盖的水质监测网，保护岸线湿地与珍稀鱼类，等等。三是长江口沿岸需要在国家统筹协调基础上，建立港口联盟，明确江海联运的区域合作分工。
对上海是使命也是机遇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全面推进之年。上海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对我们来说，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既是机遇，也是身为“排头兵”、“先行者”的使命所在。
首先是双向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开放格局是由东向西布局的，上海处于中国沿海最东面，是东方的“桥头堡”，通过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可以发挥向西辐射的作用。同时，长江经济带又是对外连接的重要基地，通过云南的国际湄公河合作次区域等，将国际先进理念和开放政策向东聚集。这就是一个由西向东开放的过程，上海可以通过援滇等工作机制，积极参与区域大合作。
其二是对外开放枢纽的建设机遇。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对外开放，上海有望借此推动长江流域的总部经济发展，吸引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结算中心落户，引入国际金融机构，同时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跳板”。
其三是完善外贸合作机制。长江经济带覆盖面广，参与省市多，上海能发挥人才、制度、管理优势，探索建立区域外贸协调工作机制。
第四是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节点枢纽城市。长江经济带的互联互通，首先是设施互通。上海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及国际国内航线网络，将能发挥门户集散的功能。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建设也关系密切。从上海往北到连云港，可以直通新欧亚大陆桥，而上海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国际港口城市。这将有助于构建对外开放大通道。
最后，长江经济带战略还将进一步推动上海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探索实践。上海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能否充分发挥交汇点制度创新的优势，决定了上海能否服务好国家战略并从中发展自身。上海要发挥全球科技创新带动作用，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技术资源，进一步提升枢纽功能，在深化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在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方面，应从巩固上海枢纽港地位考虑，鼓励上海港口物流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参与沿江港口的建设运营，并扩大启运港退税政策试点范围等；在加强与沿江地区电子通关衔接、推进贸易便利化方面，进一步打开东南亚、中西亚及欧盟市场，形成货物和服务贸易同步、国际和国内市场相互融通的发展格局，使上海成为我国向东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成为连接长江流域腹地和国际市场的枢纽节点；在中国企业从上海“走出去”的基地建设方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准备“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了一个窗口，减少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批程序并帮助企业降低了融资成本。因此，上海应在帮助中国企业提高国际贸易领域的市场份额和话语权方面做好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