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998 年、2008 年在北京吴传钧先生八十、九十华诞庆祝会上，吴先生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应该充分利用国外留学经历的优势，关注经济地理学学科前沿动态，将国外最近的研究思想引入国内，将国内研究发现告诉世界，继续坚持高新技术产业、技术空间扩散的研究特色，立志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基于此，笔者希望以此文缅怀吴传钧先生。
创新成为新时代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关键词。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创新则是解决矛盾的第一动力。2016年3月1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奉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创新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抓手。
放眼全球，知识生产、传播、应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对创新活动关注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越来越多［1-3］。从学术思想演变来看，经济地理学研究重点经历了从区位分析（Space of places）向现代流空间（Space of flows），从成本因素（cost analysis）向创新因素（innovation connection）的转变。2003年英国学者Karen R.Polenske在麻省理工学院主持的创新地理学研讨会上提出了创新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并于2007 年牵头出版了《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Innovation》。尔后，制度经济学者、演化经济学者也认识到了“地理”对创新活动的重要影响［4］，《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Handbook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Growth》也陆续出版，创新经济地理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然而，从学科建设来看，创新研究成果仍然存在碎片化、系统集成不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创新经济地理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系统整理，从理论框架、分析方法、案例检验的学科三大构件入手，以创新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过程、机理、调控手段为重点，推动创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本文拟在此方面进行尝试，意在抛砖引玉。
1 创新经济地理发展阶段
创新经济地理研究经历了从边缘向中心不断进步的过程。笔者对1990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Web of knowledge中《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Regional Studies》、中国知网中《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发表的经济地理论文进行了检索，获得英文论文13 654篇、中文论文26 525篇，并借助科学知识图谱分析软件Cite space 软件对检索结果进行分析。1990—2000年期间，英文经济地理文献主要关注技术、全球研发网络、产业政策及区域发展等问题；2001—2016年期间，关注的重点转变为创新网络、知识溢出、网络演化等方面（图1）。而中文经济地理文献显示，城市化、空间结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区域差异等是1990年以来学界关注的重点，创新研究不是国内经济地理学者的研究重点，但部分学者开始重视创新能力、知识经济等创新议题（图2）。从研究重点来看，创新经济地理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1.1 第一阶段（1990—1999 年）：创新经济地理学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
1990—2000年，创新经济地理学学者提出了本地学习型区域、技术区、区域创新系统等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其中的5篇论文受到了同行们的关注，引用率最高。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分校Kevin Morgan教授1997年发表于《Regional Studies》第5期的“The Learning Region：Institutions，Innovation and Regional Renewal”被引用了841次，该文以威尔士为例，论述了学习型区域构建、区域创新政策的重要性；加拿大多伦多大学Meric Gertler教授1995年发表于《Economic Geography》第1 期的“Being There：Proximity，Organization，and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dop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被引用了323次，该文指出与合作伙伴邻近是企业成功和新技术推广的主要动力；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Michael Storper 教授1992、1993年分别发表于《Economic Geography》第1期的“The Limits to Globalization：Technology Distric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被引用了256次、《Regional Studies》第5 期的“Regional Worlds of Production：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 the Technology Districts of France，Italy and the USA”被引用了199次，他指出区域保持技术优势和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关键在于学习和创新，全球经济由众多“技术区”（technology districts）组成，而全球经济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些技术区的开放程度（unlock）；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分校Philip Cooke 教授1998 年发表于《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第9 期的“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被引用了186次，该文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首次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概念，并从演化经济地理视角出发，分析了区域创新系统的区域科学属性，并指出，区域创新系统是新区域科学（new regional science），引起了学术界的积极响应。
这一时期，国内创新经济地理学者则重点关注区域创新环境、企业根植性、技术扩散。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1999年发表于《经济地理》第2期的“知识创新和区域创新环境”被引用了320次，1999年发表于《地理研究》第12期的“区域创新环境和企业根植性—兼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区的发展”被引用了255次，论述了区域创新环境建设、企业根植性、知识创新等对本地化经济发展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曾刚教授1999年发表于《人文地理》第3期的“长江三角洲技术扩散规律及其对策初探”被引用了152次，该文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指出了技术扩散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论述了长三角区域技术扩散规律。
1.2 第二阶段（2000—2009 年）：创新网络的主体及其相关关系
2000—2009年期间，创新经济地理学者比较关注邻近性、知识流动、集群创新、空间联系等问题，5篇引用率最高的论文颇具代表性。荷兰乌德勒支大学Ron Boschma 教授2005 年发表于《Regional Studies》第1 期的“Proximity and Innovation：A Critical Assessment”被引用了1 456次，他指出地理邻近对创新和学习推动作用有限，甚至有可能造成区域锁定（lock-in），阻碍区域技术进步；英国剑桥大学Ron Martin教授2003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第1期的“Deconstructing Clusters：Chaotic Concept or Policy Panacea？”被引用了833次，该文否定了前期产业集群研究结论，强调了从公共政策视角研究产业集群的重要性；加拿大多伦多大学Meric Gertler 教授2003 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第1期的“Tacit Knowledge and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Context，or the Undefinable Tacitness of Being（there）”被引用了701次，该文系统分析了隐性知识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隐性知识的生产、搜寻和共享。这三篇文章共被引3 000余次，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意大利比萨大学Elisa Giuliani 教授2007 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第2 期的“The Selective Nature of Knowledge Networks in Clusters：Evidence from the Wine Industry”被引用了286次，该文否定了地理邻近和根植性对地方网络创新的推动作用。论文指出，集群内创新知识流动具有不均匀特性，企业自身属性是影响地方创新的核心因素；新加坡国立大学Henry Wai-Chung Yeung教授2009年发表于《Regional Studies》第3 期的“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etitive Dynam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被引用了154 次，该文指出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程度决定了区域发展水平。另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Harald Bathelt教授2003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第2期的“Toward a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被引用了257 次，荷兰乌德勒支大学Koen Frenken 和Ron Boschma 教授2007 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第5 期的“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Industrial Dynamics and Urban Growth as a Branching Process”被引用了157次，两篇文章强调了区内、区际关系对创新网络发展的重要影响。
同期，国内创新经济地理学者则关注产业集群创新、学习、企业网络及全球价值链。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2004年发表于《经济地理》第7期的“关于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被引用330次，该文指出创新是产业集群最好的出路，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学习和创新起着关键作用；河南大学苗长虹教授2006年发表于《地理学报》第4期的“全球—地方联结与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被引用104次，该文指出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的构建，有助于传统产业集群技术学习；华东师范大学曾刚教授2004年发表于《地理学报》第12期的“上海浦东信息产业集群的建设”被引用了78次，该文系统阐述了产业集群的内部机理。
1.3 第三阶段（2010—）：多尺度空间相关关系与网络演化
2010年以来，创新经济地理学者重点关注创新活动的全球与本地联结、集群创新网络演化等问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Harald Bathelt教授2014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第5 期的“The Creation of Knowledge：Local Building，Global Access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oward an agenda”指出，本地知识创造、全球知识获取对区域创新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性；英国卡迪夫大学Robert Huggins 教授2014 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第3 期的“A Network-based view of regional growth”指出，本地网络与全球网络共同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路径；挪威斯塔万格大学Rune Dahl Fitjar教授2015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第3期的“Global Pipelines for Innovation：Insights from the Case of Norway”指出，国际网络与区域、国家网络对于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Ekaterina Turkina教授2016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第6 期的“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luster Networks：Evidence from the Aerospace Industry”分析了全球集群网络从本地化向跨区域层级结构演化过程及其对价值链演变的影响。
国内创新经济地理学者在城市之间、产业转移、不同空间尺度之间的创新联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方创琳等学者2014年发表于《地理学报》第4期的“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综合评估与空间格局分异”，重点分析了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水平、成效、问题及对策；苗长虹等2015年发表于《地理科学进展》第5期的“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进展与展望”，重点论述了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技术溢出效应；司月芳等2016年发表于《地理科学进展》第5期的“基于全球—地方视角的创新网络研究进展”，首次对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概念、类型进行了界定，论述了全球—地方关系是理解创新网络发展演变的重要途径；曹贤忠2017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于全球—地方视角的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网络研究”中以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及其实证检验。
2 创新经济地理当前研究热点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创新经济地理界目前比较关注创新活动知识源、创新活动空间尺度、创新活动组织方式等三大议题。
2.1 创新活动知识源
创新的关键在于不同的知识源及相关知识的交流、整合与转化，不同属性的知识及其交流方式直接影响了知识生产、企业创新绩效［5］。知识流动促进创新，维持和提高了地方集群内企业的竞争力［6］，但不同类型、不同渠道知识流动对创新活动的影响不完全相同。根据表现形式和所属领域，知识可以分为隐性、可编码化、科学、技术、文化、美学、表述、符号等不同类型。其中，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隐性知识、可编码化知识在表达形式、交流方式、转移难易程度、地理空间范围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7］（表1）。
学术界对内、外部知识对企业创新网络的影响大小认知各不相同。德国基尔大学Eckhardt Bode教授对1990年德国西部地区发展研究后指出，外部知识对区域创新发展的贡献较低［8］；华东师范大学曾刚等发现，发展中国家企业创造新知识能力不足，技术进步动力主要来自区外，本土企业对国外技术的吸收与模仿是其主要表现形式［9］；但英国拉夫堡大学Trevor Buck教授则指出，本土企业的技术扩散对邻近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跨国企业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10］。加拿大学者Harald Bathelt 则提出了全球集群网络（Global Cluster Network）概念［11］，他指出，从空间尺度上看，全球知识管道包含以下三种形式：①从地方层面上看，区域间知识联系是企业家空间迁移的结果。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企业家成为“新的英雄（New Argonaut）”，他们利用与自己独特身份和背景有关的、存在于母国和客居国之间的潜在商业机会，发挥了边界扳手（boundary spanners）的作用，促进了世界上相距较远的多个集群之间的市场、产品、技术信息交流［12］。②从区域层面看，区域内企业通过与全球领先企业的垂直合作，来谋求自身发展［13］。通过全球范围内不同区域之间编码化而不是隐性知识的传播，通过垂直联系，提升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知识能力和竞争力［14］。③从全球层面看，产业集群是全球创新网络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看重的区域不是行业低成本要素集聚区，而是行业隐性知识集聚地，跨国公司更愿意在具备类似母国集群环境的地区寻找合作伙伴和新投资地［15］。企业创新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知识存量的多少，创新主体可从区域内部的知识溢出中获益［16］，同时也需要通过与区域外部“通道”来获取自身匮乏的知识［17］；Ron Boschma等发现，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地理邻近程度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曲线关系，本地大学、公共研究中心是本地企业最重要的知识溢出来源［18］。Tom Broekel认为，不同邻近性对网络结构演化均有影响［19］，知识交流、内外部知识碰撞有助于促进创新、提高创新绩效［18］。
2.2 创新活动空间尺度
随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但创新经济地理学者对空间尺度的认识存在分歧［20-22］。以地方产业集群、区域创新系统等为代表的“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论者认为，创新具有粘性，多依赖于诸如美国硅谷、中国台湾新竹等特定区域，区域内生因素、内部根植性和制度厚度对创新的决定性作用［23-27］；而以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商品）链的为代表的“关系地理学（Relational Turn）”论者则认为，新区域主义忽略了区域内部与外部的知识传递、合作与学习，全球知识（Distant Knowledge）与地方知识互补才更加有利于区域创新［28-31］。美国经济地理学者Ernst 教授指出，旗舰企业（Flagshipfirm）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知识资源，与区外的客户、供应商、大学、科研机构等建立了正式、非正式创新合作网络关系，促进了ICT产业全球转移和技术升级［32］。杜德斌等国内创新经济地理学者指出，跨国公司不仅是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主体，也是全球创新网络的核心主体［33-34］。
现有创新经济地理研究成果从全球、区域、地方等不同侧面探讨了创新活动的最佳空间尺度问题。然而，笔者认为，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部门，创新活动的最佳空间尺度并不相同，也并非一成不变。区域创新系统过于强调内部联系和本地化知识的重要性，这显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创新发展特征；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创新网络论者片面将国家看成是地方的简单叠加，全球看成是国家的叠加，忽视了不同空间尺度的特征和作用机理的差异，夸大了跨国公司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对中小型创新企业的关注度不高。实际上，经济地理学者也意识到单一尺度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两大分支出现融合趋势。英国卡迪夫大学Robert Huggins等学者将本地网络（local net⁃work）与非本地网络（non-local network）结合，建构了本地与非本地网络共同作用下的区域发展路径的分析框架［35］；司月芳等指出，只有从全球—地方相结合的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阐释创新网络的空间尺度问题［36］。
2.3 创新活动组织方式
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全球劳动分工日益深化，除了全球范围内的垂直产业分工之外，出现了外包等新生产组织方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将高附加值的核心环节留在发达国家，世界各地的产业中心通过产业链联系在一起［37］。
1980年代，中小企业创新积极性逐渐增强，其在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大幅上升，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活跃的创新活动引起了经济地理学者的关注，新产业区的概念应运而生。Allen Scott等学者指出，区域创新活动是多个创新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由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地方政府等构成，且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区域组织系统。
1990 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幅提升。一方面，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商品链形成和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跨国联系，国家政府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影响力下降；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重塑了全球生产格局，出现了地方性产业集群和生产中心，形成了治理范围较大的诸多超国家集团。Pe⁃ter Dicken等指出，在龙头公司协调下，由企业和国家、国际组织、劳工组织、消费者、公民社会组织等主体围绕全球生产和服务，而建立了全球生产网络［38］，而最优化成本—能力比、市场需求、金融规则、风险控制是全球生产网络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力［39］。
综上所述，网络是企业创新活动的新型组织形式，而网络一般可分为基于知识获取目的的联系网络和基于技术联合攻关目的的合作网络，其中合作网络主要关注重复、持久或持续的互动或联系［40］，联系网络则由创新主体之间非正式的互动和联系组成，组织更新和改变他们的联系较为频繁，从而引起网络的动态演变［41］，二者之间在结网目的、类型、结构和空间尺度上具有显著差别（表2）。
3 创新经济地理未来研究方向
随着全球范围技术进步、产业重构进程的加快，企业创新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创新经济地理学者取得了一大批创新网络研究成果，但仍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分析方法和应用对象。展望未来，笔者认为，作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创新经济地理学，应该围绕创新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过程、机理和调控手段，重点开展以下四方面研究工作：
第一，需要从全球与地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向互动的角度，构建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应从全球和地方等多个空间尺度融合的视角出发，探讨创新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空间格局及集聚态势以及空间演化路径和演化轨迹，明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进而总结归纳创新经济活动的一般空间演化过程与规律，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假说。
第二，需要从数据库、机理解释等方面入手，构建创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方法。现有实证数据获取渠道包括实地调研和公开数据库两种方式。前者的优点在于数据鲜活，能直观认识网络特征，但数据的可信度较易受到被访者配合程度、知识完备程度、准备情况以及访谈技巧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优点在于可获性和可控性较高，但存在针对性不强、与现实状况偏差较大的风险。未来研究需要将两种方法加以整合，准确、高效地反映创新经济活动的现实状况。另外，区域内部各行为主体之间、区域之间创新合作的发生发展机制难以准确刻画，迫切需要借助大数据和计算机模拟等新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
第三，需要重点关注创新网络的影响因子、创新绩效、创新机理问题。对不同空间尺度创新网络的影响因子进行识别与测度，构建创新网络的影响因子库；探讨区域创新网络对创新的影响，深入刻画创新网络创新绩效，分析创新网络的创新机理问题。同时，还应开展不同地域类型的创新网络比较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创新网络治理方案。
第四，需要开展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同技术水平产业的典型案例剖析。现有创新经济地理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产业链和区域内部创新方面，缺乏从网络视角对不同技术水平的典型产业创新网络的影响因子、创新绩效的深度研究，更加缺乏对不同空间尺度、不同行业创新经济活动的比较分析，迫切需要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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