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产生和实践应用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企业技术创新已经于1990年代步入第五代创新模式：战略合作网络模式［1］。伴随着创新模式的改变，企业创新的地理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从地方和全球二分的单一尺度，演化为全球与地方融为一体的“全球—地方化”［2］。Scott［3］为代表的新区域主义学派关注产业集群对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强调内生性因素、内部根植性、制度厚度对创新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自于本地知识流动、劳动力市场等外部效应；Dicken为代表的全球生产网络学派则指出，局限于区域内部的创新合作会导致区域锁定，企业获取外界知识的能力以及当地与外界知识节点建立联系的能力才是产业集群持续创新的决定性因素［4-5］；Bathelt等学者则认为，通过跨国公司的本地化和本地企业的国际化，集群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本地结网、跨区域联系是合作创新的关键［6］。但是，在网络式创新模式中，创新活动涉及到多维空间尺度的行为主体，地方化与全球化过程并存，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既包括地方向全球的扩展，也包括全球向地方的细化，不同空间尺度之间存在着复杂联系［7-8］，而全球通道和本地蜂鸣无法为不同尺度的知识获取和创新实现提供准确的理解机制［9］。基于此，司月芳等［10］提出“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概念，即分布在全球尺度上的某一产业、技术领域内的创新主体，为谋求创新所建立起来的地方和全球创新合作链接，是多个地方创新网络跨越国界而重新组织起来的全球创新网络。
全球—地方创新网络中，不同空间尺度的作用和分工有所差异［11］。Rutten将创新活动在空间上进行分工，提出不同的任务由不同的企业在地方到全球的不同空间尺度上完成，网络的空间结构取决于创新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基础研究在全球尺度实现，产品创新在本地尺度进行，设计创新则通过与区域尺度的主体合作完成［12］；Lorentzen认为，全球化迫使企业去探索特色知识，企业从全球尺度获取知识成为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避免技术锁定的必要措施，但是，本地或区域承担知识提供者和传递者的角色，本地非正式网络有助于本地蜂鸣的实现，创新的关键阶段仍在本地和区域网络实现［13］。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联系更为紧密，发生于不同地区的不同事件相互关联，国际化的活动在功能分工上得以整合［4］。现有理论与案例多围绕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企业展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研发多发生于母公司所在地，而设立在发展中国家的分支机构多从事生产制造、跨国采购、研究开发和服务营运等职能［14］。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及其后进企业，其创新政策及发展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空间尺度的作用与分工仍不明晰。
学术界关于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研究中，对不同空间尺度之间的关联及其内部作用机制的解释过于碎片化，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来自于何种空间尺度，特别是创新在全球、跨区域、地方尺度上的关系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10］。近年来，一些创新能级较高的企业纷纷着眼于研发的全球化及二次创新的本土化，借助跨国并购迅速构筑起全球—地方创新网络。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将外国被并购企业收编为海外子公司，企业的资源禀赋和组织架构都发生巨大变化，企业之间的邻近性在内容和强度上都将有所不同。在中国企业逐渐成为跨国并购主体的背景下，对后发国家企业跨国并购引发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及其演变进行深入研究，找到其网络建构的关键因素、作用机制、演进方向，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因此，本文尝试基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这一微观行为，分析其对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合作联结、网络结构和空间格局的作用，并系统阐述其网络演化的机制，进而丰富创新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1 案例与方法
1.1 案例介绍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继2007年中国工程机械产销量超越美国、日本等国后，销售收入又于2009年跃居世界第一，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工程机械制造大国。但是，国内市场相对同质产品的白热化竞争不断加剧，加之跨国企业的高端产品市场抢占，迫使国内优质企业急需进行技术升级，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中寻找新的蓝海领域［16］。与此同时，2008年以来，欧债危机下的国际市场疲软加速了部分国际知名企业运营的举步维艰，意大利CIFA公司、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等众多国际工程机械业优质企业的销售市场需求走弱，出现后继乏人的困局，造成企业转手意愿强烈［17］。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在一些领域拥有良好的知识基础，企业管理层具有较高的敏锐度和市场把握能力；同时，中国未来庞大的城镇化建设为工程机械业构建了强劲的潜在市场，创造出“中国机会”的概念［18］。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作为一种企业资源重新配置的方式，跨国并购契合了双方的需要。近些年来，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的跨国并购在数量和规模上不断突破，例如，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在2012年斥资3.24亿欧元收购德国著名工程机械公司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90%的股权，创下新高。
进行案例研究的目的在于归纳理论，而非寻求大样本统计规律。由于案例研究属于非抽样的研究，因此在进行案例选择时，应将判断抽样方法和理论抽样结合使用，不需要遵守抽样归类和法则，具有足够特殊性和典型性的案例即符合要求［19］。基于选定样本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的原则，本文首先对研究案例的样本进行确认，选取中国进行过跨国并购的10家大型工程机械企业进行案例分析，合计并购外国企业有32家，具体信息见表1。
1.2 数据与方法
本文采取量化分析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首先，专利作为企业专属的战略性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所进行的创新活动，而合作发明专利是探讨知识共享和创新合作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20］。在中国知识产权局官网（SIPO），对10家中国工程企业及其子公司的中文专利进行了查询；同时，以中国企业的英文名称为搜索词，在SIPO和欧洲专利局（EPO）分别进行搜索；针对被并购的外国企业，直接在EPO进行搜索。
对数据的处理分为三步：第一，以申请人为筛选标准，筛选出至少含有两个申请人的专利数据；将中英专利整合，删除因中英表达差异但实际完全相同的重复数据；被合并的国外企业，则以并购时间为准，将并购之后所产生的专利数据归类为并购企业的专利之中。第二，针对所得的合作专利数据，逐一排查其中因为文字相似而非目标搜索企业的数据，最终筛选出所需要的合作专利数据，共7 301条；通过查询企业、高校、研究所等官方网站获得各主体属性、成立年份、所处城市等基本信息，并通过企业注册信息对企业数据进行二次确认。其中，企业属性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位于中国的外资企业以及位于外国的外企五种。第三，每个企业以第一次并购时间为界限，将专利分为并购前和并购后两个阶段；将10个企业所有并购前、后的专利分别合并；将发生于本市之内的合作视为市内合作，发生于本市之外、本省之内的视为省内合作，发生于本省之外、本国之内的视为国内合作，发生于本国之外的视为海外合作。最终，统计获得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并购前后的专利数量、参与专利合作的主体数量、所涉及的城市等数据。
其次，笔者通过实地调研获得一手访谈资料。2017 年7 月5～8 日，第6 届中国国际机器人展（CIROS）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召开，笔者对参与跨国并购的两家机械类企业进行了深入访谈，出于对企业隐私的保护分别称为A企和B企，A企为大型国有企业，总部位于陕西，对德国、日本、美国等企业进行过多次并购；B企为小型国企，位于安徽，在意大利进行过一次跨国并购。作者就企业跨国并购动机、整合过程、跨国并购后企业在组织机构、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创新合作五方面对两个企业分别进行了详细访谈，获得了一手质性资料。同时，所研究的十家企业知名度高，企业领导颇具有学习精神，非常注重经验、教训总结，反映企业发展的公开出版物内容全面，借助网络平台、数据库和新闻媒体获得大量二手资料。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借助UCINET软件对创新网络拓扑图进行可视化表达，对节点属性和网络结构属性进行探讨；其次，借助Arc GIS软件运用核密度分析方法，通过将离散的点群转化为连续的密度图来研究空间点群的分布，对创新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考量；最后，结合质性资料进行深入的质性分析。
2 网络演化与机理
创新网络的演化是网络组织为了应对“稀缺”、维持和扩展自身生存空间，在内外部环境不断变化时，节点及节点间关系不断调整，所导致的创新网络组织形态的变化，在微观上表现为网络组织内部网络联结关系的演化，节点间网络联结关系的演化进而导致网络结构和空间格局的演化［15］。网络联结关系的建立和改变受到节点之间邻近性、节点自身资源的影响。
2.1 创新网络主体及网络结构演化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创新网络的主体结构在跨国并购之后发生了明显变化。跨国并购之前，国有和民营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占比合计达到70.41%，但是在合作次数上参与度高达88%，并且呈现国退民进的特征，是最具创新力的主体；并购之后主体数量下降至46.07%，创新参与度却低于22%，创新水平相对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由外国投资或建立的企业尤其是合资企业的创新重要性明显提升，合资企业在主体结构中的占比从7.14% 上升为21.95%，但参与比例从2.39%提升至60%，创新水平迅速提升，一跃成为创新网络的主导者。企业始终是创新网络中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高校和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只起辅助作用，在主体结构中合计占比徘徊在13%上下，合作次数一直低于10%，这与工程机械产业知识的综合性特征有关［21］，基于工艺创新的“干中学”比基于产品创新的“知识学习”更为重要，基于生产实践和实际应用的产业链合作起主导作用，知识伙伴的重要性较弱。
从创新主体的合作网络演化来看，如图2 所示，跨国并购之前，创新主体数量为94个，合作发明专利589件，最重要的创新主体为中国本土的国有和民营企业，湖南三一智能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成为网络中创新水平最高的主体，以其为主导的三一集团内部合作最为活跃；跨国并购之后，创新主体数量增长近三倍，激增至370个，合作专利数量高达6 706件，主体平均发明的专利数量从6.01增长至18.12，平均创新能级有了质的飞跃；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参与度下降至21.47%，以中集集团为代表的合资企业占据了主体总量将近60%的份额，取代了三一集团的网络地位。其中，合资企业是中外合作建立的企业，既是中国“引进来”政策的产物，例如中集集团在成立之初就具有国际化基因，同时也是国外企业控制中国市场的重要方式［22］；外国对中投资自主建立的外资企业能够在跨国并购之后从不足1%上升至13.32%，而来自国外的外企从0.72%增加至1.47%，是因为被并购企业在跨国并购之后成为中国企业的国外子公司，为了充分利用国外创新资源和国内的市场资源，双方通常会在国外作建立新的子公司、在国内建立新的合资或外资企业［23］。
跨国并购之后，创新网络的规模有所提升，创新主体及主体间合作联结的数量都明显增多，但是网络绩效有所下降，网络结构呈现出不均匀的等级性特征。如表3所示，主体参与创新合作的平均次数从33.957增加至56.81，但是所拥有的合作关系即合作伙伴数量从3.894下降至2.822个，网络主体间可能的合作关系的实际发生率由并购前的4.2%下降至0.8%，主体间相互联系所需要的平均中转次数从1.88上升至4.523，平均创新能力的提高伴随着获取合作伙伴能力的下降和联结难度的增加；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从0.552上升至0.625，主体的集聚程度有所提升，网络中存在模块化小团体。因此，跨国并购之后，创新主体的平均创新能力提高，但创新网络的整体绩效有所下降，同时伴随着更明显的“小世界”特征；少数主体具有极高的创新能级，占据了结构洞位置，与一定的合作伙伴集中发明了大量的专利，稀释了网络的平均创新绩效与可达性水平。
综上可知，跨国并购之后，国有和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下降，中外合资企业成为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全球—地方创新网络中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全球尺度的合作伙伴数量与创新活动频率都有所增多；与此同时，创新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模块化和小世界特征，处于结构洞位置的高能级创新主体在创新网络中起主导作用。
2.2 创新空间尺度及空间格局演化
中国城市的创新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均匀的层级式特征，对创新有强烈需求的企业倾向于在全国范围内寻求符合创新需求的合作伙伴［24］。嵌入全球创新网络之中对于区域网络的持续更新和升级至关重要，但是企业在没有区域网络的情况下更难获得全球知识资源，跨国并购前后，国家尺度始终是最重要的创新空间载体，与Sternberg［25］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并购之后，城市和省级尺度的重要性有所提升，一方面，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内部创新主体间合作研发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科技政策、R&D投资塑造了中国国家创新系统中的行政壁垒，促使省级行政区内的各主体之间的创新合作［26］（图3）。
不同创新主体在并购前后对空间尺度的选择有所差异。首先，国有、民营与合资企业在跨国并购前后均合计参与了80%以上的研发合作，其对创新伙伴的选择直接影响了不同空间尺度的重要程度，而国家尺度一直都是三类企业最重要的合作尺度，并购之后在城市和省份尺度的合作比例也明显增加，这就决定了国家尺度的主导地位，城市和省份尺度依次成为次重要的空间载体。其次，外资企业在并购前局限于城市之内寻找合作伙伴，并购后超过3/4的创新活动在国家尺度进行；海外尺度的扩展主要依靠外企实现，如图4所示，在跨国并购之后，其主要合作伙伴有57.71%来自国外企业，来自中国的合作伙伴中，有22.39%属于合资企业，主要源于并购双方在国内外新建立的合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国外子企业主导了海外创新活动，其与国内合资企业在创新深度与合作频率上也不断加深。另外，研究所相对于高校表现出更明显的国家尺度偏好则是由于其R&D资金多来源于中央［27］，而很多高校研究经费来自于省级政府，因而倾向于与省内企业开展合作。
在跨国并购之后，专利数量从589 件增加至6 706件，其中，98.11%的专利合作发生在中国，参与的城市数量从31个增加至67个，全球尺度的创新联结次数也由32次剧增至397次。图5展示了跨国并购前后中国区域创新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变，核密度成像显示，跨国并购之后，城市的创新能级以及城市间联结数量有了很大提高，创新合作的空间分布更为密集。并购之后，中集集团所在的深圳成为创新绩效最高的区域，三一和中联重科所在的长沙和株洲地区以及首都北京仍是重要的创新集中地；与此同时，长株地区向北京和上海单向辐射的局面有所改变，跨国并购之后，深圳与青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之间，以及长株地区与北京、长三角之间的并行合作通道已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