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把长江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并以此为依托建设长江经济带。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和《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正式将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发改委、科技部和工信部则发布了《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国家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和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得长江经济带迅速成为最近两年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热点。
尽管目前关于长江经济带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对长江经济带的认识仍然存在诸多分歧。首先，由于目前长江经济带的概念、范围、背景和战略目标与之前比有很大不同，因此之前的很多观点需要被重新审视，不同时期的观点需要相互对照。其次，由于政府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思路出现调整[1]，目前学界对于未来长江经济带研究的重点存在不同判断———有的侧重航运和交通问题，有的侧重产业转移和产业间联系问题，还有的更注重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最后，目前长江经济带研究关于什么是经济带以及何谓协同这些基本概念仍然缺乏严谨的界定和统一的认识。为此，有必要对当前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对未来重要的研究问题有一个整体把握。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抛砖引玉。
1 长江经济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阶段特征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题目搜索关键词，从CNKI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数据库中检索到论文258篇，去除掉一些通知、研讨会综述和政策报道等内容后，有240篇有效的研究。本文进一步以“长江经济带”和“长江流域”为关键词从当当网中检索、筛选到17本专著。本文还以“Yangtze River EconomicBelt”和“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为关键词在Google Scholar中搜索到4篇英文论文。本文主要基于这些文献分析长江经济带研究的历程和范式变迁。从历年文献的数量和内容看，学术界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图1）。
1.1 兴起阶段（1980年代～1990年代）
长江经济带并非一个全新的事物。早在1984年，陆大道就提出沿江—沿海“T”字型发展战略，其中“长江沿岸产业带”是“T”字型战略中的一条一级发展轴[2]，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3]。“T”字型经济空间布局战略被1987年《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采用。此后，长江经济带一直被作为我国国土开发的重要轴线，学术界也公认长江流域存在一个完整的大区级经济单元[4]。很多地理学家先后提出，长江沿线必须建设一条横贯东西的“产业密集带”，以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的中心城市和农村地区[5]。不过，从论文数量看，这一时期研究主体以政府研究机构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以及浙江、湖北、四川等地区的各类决策咨询部门都发表过相关的研究成果（表1）。与19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带动了沿江省市开发热情这一背景相对应，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问题为开发开放、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布局等内容，且以战略构思形式为主。这一阶段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建设主要以流域为主体[6]，其核心范围是“七省二市”[7]（也有研究界定为“七省一市”[8]）；其战略重点是流域开发中上、中、下游产业布局的分工协作。这一时期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科院上海分院等出版的《长江流域地图集》等。
1.2 停滞阶段（2001年～2012年）
进入新世纪后，长江经济带的研究数量有所减少。这一方面由于浦东开发和三峡建设告一段落，另一方面由于国家仍然主要实行纵向的区域开发政策（从沿海优先发展转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因此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并未被全面实施。这一时期，研究长江经济带的主力是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长江沿线高校，研究范围沿用了之前的7省2市，研究内容偏重生态、物流等基础条件和一体化及空间结构等理论问题。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建设进展缓慢，以部门或专题规划为主要推进形式。如2005年交通运输部牵头沪、苏、皖、赣、鄂、湘、渝、川、滇7省2市在北京签订了《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确定以上海和重庆为核心推动长江经济带首尾联动的发展战略；2010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沿长江通道是我国国土开发一级轴线；2012年国务院批复长江水利委员会牵头编制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但是，由于多部门之间缺乏协调，这些规划基本“流于形式”[9]。
1.3 复兴阶段（2013年—现在）
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构想后，学术界重新兴起长江经济带研究热潮，相关研究的数量呈现爆发性增长（图1）。这一时期的研究机构以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昌大学等长江沿线高校和中科院的分支机构为主。多个刊物编辑了长江经济带研究或讨论专辑。如2014年《改革》第6期以专辑形式刊出众多专家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观点，分别从全局和地方角度探讨了建设长江经济带的策略和目前存在的问题[10]；2015年，《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和《地理科学进展》也分别刊出专辑探讨长江经济带开发中的产业、环境、空间、制度等问题[11,12]。曾刚研究团队自2014年起多次召开“长江经济支撑带总体发展战略研讨会”和“长江经济带研究会年会”等会议，出版了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专著[9,13]，梳理了长江经济带研究的理论基础，考察了经济带发展概况，并介绍了莱茵河等国外重要大河流域的开发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研究的背景和主要问题与199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首先，长江经济带的范围从“七省二市”变为“九省二市”（图2）[14]。其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不再单纯局限于流域协调，而是主要服务于扩大开放打造新经济增长点和促进国内区域间合作两个目的。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速放缓[15]，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受到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等的排斥，国家希望通过长江和沪昆高铁等交通干线连通上海自由贸易区与中西部地区，打通经印度洋和中亚到欧洲的线路，从而开拓新市场、创造新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区划长期基于纵向匀质区域划分[16]，并未有效减少东中西的发展差异，国家希望依托长江经济带战略推动区域政策转向横向的经济带[17-19]，促进东中西联动协调发展，释放长江中上游的发展潜力[20,21]。最后，从研究主体来看，这一阶段学术机构的实证分析多于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
2 长江经济带研究重点
为减少与邹辉等人研究[12]的重复，本文主要关注经济地理学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不考虑诸如生态、水利、航运等偏重自然地理学或工程学研究。总体上，现有研究主要采取以下三个视角———一些研究把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给定的区域范围，对经济带的区域地理特征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关注长江经济带内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经济联系等问题；另一些研究则主要把长江经济带理解为一种发展战略，分别从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制定角度出发提出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构想或具体策略；还有一些研究介于两者之间，主要为长江经济带的政策制定进行现状评估。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对这三类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
2.1 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地理特征
2.1.1 区域内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目前对长江经济带内部空间差异的研究主要基于三个视角。一个是基于构建的指标对空间差异水平进行定量评价。如白永亮和陈文娣等基于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Moran’sI等度量了长江经济带整体和长江中游经济带内的区域经济差异水平和特征[22,23]；尚勇敏等基于城市流模型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的节点等级和空间格局[24]。另一个视角是基于已有的划分，比较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的差异。如沈玉芳和刘伟等比较了长江经济带的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分析了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25,26]。还有一些研究直接基于现有各地市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情况，归纳长江经济带内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结构。如陈修颖和于涛方等在归纳长江经济带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上，认为长江经济带存在“核心-边缘”结构[4,27]；赵琳和张超等分别基于各地级市的经济指标和夜间灯光数据，归纳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和整体特征[28,29]；方大春等则利用断裂点模型和经济辐射场强模型，测算了上海等四个核心城市在长江经济带的辐射范围及其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强度[30]。
2.1.2 区域内的联系
当前研究的另一个主要话题是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内联系。这些研究主要采用各种计量方法评估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或产业关联度。如李桢业等基于外向型产业的区位熵和流强度等指标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内不同城市之间联系强度的态势及其影响因素[31]；向云波等基于中心性指数、可达性系数和经济联系隶属度等指标衡量了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和特征[32]；秦月等则运用灰色关联度法，分析长江经济带的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的产业关联程度[33]；程艳等则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物流产业的前后向关联度及其对国民经济的波及效应进行了测算，发现长江经济带物流产业结构特征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34]。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部分研究开始采用网络分析方法，考察长江经济带城市集群空间的网络结构特征与空间合作路径[35,36]。
2.2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与政策支撑
2.2.1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整体构思
长江经济带的构想提出后，很多专家学者和智库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设长江经济带的具体策略。如很多学者认为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重点应该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设能源体系、综合运输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体系[6,37,38]；杨万钟等认为长江经济带建设应以“三通”为突破口，需要建立权威性的统一管理机构[7]；段进军认为应该构建纵向联动的制度、市场、交通，推进高新技术等产业领域的合作[39]；王小广认为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急需解决交通运输体系、产业联系、省域整体发展和城市群效应等几方面问题[40]；彭劲松和张智勇等强调区域合作和协同制度的建设[41-43]；徐长乐建议形成政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推进产业转移和产业关联、促进区域优势产业联盟的形成和促进技术和制度创新[44]；尚勇敏等建议长江经济带建设应完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加强城市群的联动[24]；陆大道则认为国家只需在交通、信息、能源、城市发展以及贸易平台等方面予以能力上的保障和科学的空间组织，除此不需要给以经济上的优惠[3]；郑德高等提出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可采取“一带两廊、三区四群”的新空间结构[45]。还有一些研究主要从某具体方面入手支撑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如王树华主要从生态补偿机制角度出发[46]；杨德新强调技术转移机制的完善[47]；肖金成和黄征学主要从新型城镇化的角度理解长江经济带[48]；彭智敏则主要侧重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架构[49]。
2.2.2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地方响应
除了从长江经济带整体建设出发的政策研究，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从各地方如何响应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地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策略和构想。如在2014年举办的“长江经济带高峰论坛”上，江西、重庆、云南和贵州的官员（学者）都基于各自的省（市）情提出了融入长江经济带的实践探索[50]；魏后凯、杨庆育和杨荫凯分别提出了重庆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和策略[20,21,51]；冀学金则提出湖北需要构建沿江走廊[52]。
2.3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基础评估
2.3.1 单个要素的评估
不少研究评估了长江经济带具体要素的发展概况。如朱英明等认为农村人口的转化问题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并考察了长江经济带内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总量、就业结构和转移过程[53]；段学军和王合生则认为外向型经济在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主要评估长江经济带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趋势、地区差异和结构性特征[54]；徐长乐等从产业分工和合作的角度出发，认为长江经济带存在要素流动不畅、行政区经济严重、区域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55]；李忠民等基于DEA模型评估了长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效率，发现交通基础设施效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吴传清和董旭采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估了长江经济带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56]；刘军跃等测度了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发现整体的集聚优势不明显[57]；张荣天和焦华富则运用DEA等模型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58]；Yue等运用遥感影像、人口普查和其他统计数据构建了一系列指标衡量长江经济带内7个大城市的城市蔓延程度[59]；Xu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的物流产业（尤其是水路运输业）的发展情况[60]；Wang等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经济协同发展中港口的作用，总结了三个港口与城市协同发展的模型，并提出了长江经济带港城联动发展的建议[61]。
2.3.2 多要素的综合评估
还有研究从不同要素综合的角度评估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水平。其中，有的研究侧重存在的问题。如沈玉芳等认为长江经济带的结构趋同化比较明显[62]；张雷等分析了长江上游地区的工业布局问题，认为长江上游的工业布局存在生产率低、市场基础弱、投入不足和生产粗放等问题，应抓好“两线加一点”的建设[63]；刘毅等对长江轴线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解剖，认为目前存在区域差距扩大、产业同质化竞争显著、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64]。还有的研究侧重长江经济带的合作基础和面临的机会。如刘玉等从基础系统、协调系统和潜力系统三方面入手，构建指标体系评估长江流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及存在的问题[65]；改革杂志社专题研究部系统比较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交通基础设施、支柱产业、生态建设和协调合作情况[66]；沈玉芳等对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协作的现状与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两地合作仍存在不少问题和限制因素，但也具有经济协作与协调发展的潜力与有利条件[67]；李靖等认为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现状和长江文化为长江经济带内部合作提供了基础[68]。另一些研究直接基于评估结果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点方向。如佘之祥在对长江经济带的区位条件、投资环境以及资源、生产力布局和基础设施等进行系统评估的基础上指出了长江经济带的开发重点[69]；陈雯和樊杰等基于对生态、土地、人口、经济和交通等要素的集聚功能和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估，对长江经济带空间开发的适应性进行了分区[70,71]；Zheng等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同效应及其驱动因素，发现长江经济带各要素的协调发展程度呈上升趋势，并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比较优势趋于弱化[72]。
3 总结与评论
2013年习近平提出长江经济带开发战略以来，关于长江经济带的研究快速增长，部分刊物还组织专栏讨论相关问题。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出发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主要关注3类问题———经济带区域地理特征的实证研究、经济带建设的政策研究和服务于政策分析的现状评估。不过，现有研究在以下几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未来应该继续深入分析。
3.1 经济带的概念不够清晰
尽管“经济带”的提法被广泛运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并未给出其确切定义[73]。这导致大多数研究对经济带的具体内涵缺乏清晰界定，不同研究对经济带的理解存在很大分歧———“大家用的是同一个词，却说的不是一回事”[74]。具体到长江经济带，目前至少存在两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长江经济带是一个实际存在的跨省（市）的经济区[4]，这一观点强调长江经济带的地域范围（即长江而非黄河），主要对这一范围内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但很少考察当前长江经济的范围是否合理、为何目前这一范围能够称之为经济带等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长江经济带是一种区域开发模式（即“带”而非单个城市）。如陆大道提出，长江经济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轴”对附近区域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形成产业聚集带，但作为一种国土开发模式，长江经济带的地域范围不需要明确划定[3]。那么，经济带是否需要有明确范围？目前长江经济带的范围是否科学？经济带需要有哪些要素或标准？这些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3.2 与国际学者的对话较少
现有研究中，国内出版的文章或专著占了绝大多数，以英文发表的论文只有4篇，且全部由中国的学者发表。这与前面提到的概念不清的问题相关，并且从侧面反映了已有研究的两个局限。一方面，很少有国外学者参与长江经济带研究表明，目前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仍然局限在高度地方化甚至政策化的背景下，导致长江经济带的相关研究问题缺乏国际上的普适性，因而难以引起其他国家学者的兴趣。另一方面，从国内学者很少与国际学者交流合作来看，目前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仍然以本土的概念和视角为主，既没有与国际主流或热点问题（如多中心区域、城市网络等）衔接，也没有形成类似“关系”、“户口”等被国际学术界接受的本土概念。中外学术对话缺失不仅会限制长江经济带研究视角的多样性，也可能错失很多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因此，未来有必要加强研究概念的完备性、方法的科学性、成果的普适性和研究队伍的国际化程度，从而加强长江经济带研究的国际影响。
3.3 协同发展的目标界定不够明确
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区域，长江经济带应建立在不同区域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基础上。然而，已有研究对长江经济带应该达到何种发展状态的问题仍未取得一致。例如，对于区域间的差异究竟是协同发展的基础还是障碍的问题，目前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分歧。有的研究把区域经济差异作为区域经济协调度的指标之一[75]，暗示区域间发展差异过大不利于经济协同发展。但是，另一些研究认为，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是区域分工和协作以及协调发展的条件[25]。那么，协同发展是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吗？如何推动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城市（群）间的互动？类似地，有研究认为产业重复度高会造成地区间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同类产业的集聚和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区域内分工协作的重要形式。那么，何种区域产业形态对协同发展更为有利？如何推动不同区域的产业转移与承接？如何培育区域产业集群？现有研究并未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有必要基于相关理论明确长江经济带未来的发展目标，并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衡量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程度，以此评估长江经济带目前发展的阶段和存在的问题。
3.4 已有研究潜存范式之争
范式是由某些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信仰、价值、技术等构成的科学成就整体[76]，是描述知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概念。从范式的角度出发，当前的研究存在着类似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分化[77]。具体而言，目前关于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中存在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立足未来发展和政策制定的工程学话语，另一套是立足现实状态和实证分析的实证科学话语。工程学逻辑是目标地区有潜力或需要成为一个“经济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在这一语境下，经济带类似于经济区划，是区域经济空间管治的重要战略工具和未来努力实现的理想。在工程学逻辑里，经济带的范围是人为划定的，正如中国不少城市群的空间范围是由地方政府出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划定一样[78,79]。相反，实证科学逻辑是研究地区已经满足了所谓经济带的一系列标准，只是其具体范围和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界定和分析。在这一语境下，经济带虽然已经形成，但是存在问题和不完善之处，这些问题和不完善之处有待经过实证分析后加以解决。类似外生地理学与内生地理学的对立[80]，这两种学科范式都未明确界定经济带的概念和衡量标准———实证话语主要关注经济带的现实情况和运行机制，在讨论中预先假定了经济带的存在，通过将经济带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为一系列指标并与现实情况比对来确定经济带的边界和存在的问题；工程学话语主要关注经济带建设的可行性，把经济带作为一个政策构想，在实践中不断补充甚至改写经济带的标准和内涵。这种二元范式的存在解释了经济带概念的模糊性和当前研究对经济带理解的分歧，也使得当前研究存在很大局限———实证话语往往只关注现实情况而不考虑政策效用（如当前的情况是好是坏？空间差异是协同发展的障碍还是条件？），工程话语往往面临科学性不足的挑战（如为何需要经济带？为何包含这几个省市？），因此长江经济带的边界、主要问题和研究热度变化频繁。未来的研究应该将这两套范式进行整合，取长补短，提高研究的严谨性和实用性。
3.5 对创新活动的研究相对较少
目前的研究对长江经济带的经济、交通、人口和空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很少关注经济带内的创新活动。然而，推动区域发展的不只是交通和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在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中，后发地区不能只是简单承接发达地区的落后产能，否则一方面会破坏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无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相反，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应该建立在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推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上。正因为此，最近发改委出台了《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但是，对于如何推动长江经济带内创新合作、如何培育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网络、如何为不同创新主体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等细节问题，仍需细化。因此，未来有必要对当前长江经济带内部的创新绩效、合作主体、资源和机制进行系统评估，从加快创新成果生产和推动创新合作与技术扩散的角度，制定相关的政策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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