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驱动力之一。本文以我国69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收入不平等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创新能力越强的城市，其收入不平等现象越显著。其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包括城市规模、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制造业和政府部门就业人数比重和受教育程度，这些结果在采用不同的收入不均指标和工具变量分析的情况下均体现出较好的稳定性。本文认为，主张创新推动城市发展、提升竞争力的观点有失偏颇，如何更好地分配创新红利才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 创新； 城市
一、引言
创新已被视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之一［1 － 3］。创新能够导致新产品的发展、新经济部门的出现以及新工作的产生。区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创新，而创新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又是极度不均的。尽管一直存在着“世界是平的”和“地理距离已死”的观点，但经济地理领域的现有研究表明创新呈现出极强的集聚特征［4］。企业的创新不只有产品，还包括资源整合、学习能力、知识流动、制度组织和其他社会因素，而地理邻近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5］。
许多引用专利数据的研究表明城市是创新活动和知识流动的重要平台［6，7］。在城市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城市规模和人口集聚非常重要，因为创新更容易出现在大都市区［8］。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创新的邻近效应也会日益显著［9］。毫无疑问，城市形成创新，而且创新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问题是如何从创新中获利? 谁在财富创造中获得实惠? 新产品进入市场的过程中，其所形成的大部分价值份额是否被小部分人占据? 全球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城市中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日益加剧，这一趋势出现在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在美国，Baum － Snow and Pavan( 2013) 发现城市规模和工资不平等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而且这一现象在1980s 至2000s 期间愈演愈烈［10］。Korpi ( 2008) 在瑞典城市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不平等现象［11］。在加拿大，Bolton and Breau ( 2012) 认为不平等现象在城市区域尤甚，而且大城市比小城市经历了更快速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12］，Walks ( 2011) 也发现了最大城市区域所经历的收入不平等快速增加的现象［13］。而在中国，经历了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性变化之后，我们也正面临着最严重的贫富差距现象。与此同时，城市中不少公共政策和社会言论极力鼓吹创意精神和创新氛围，他们将创新视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69 个地级市/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建立多维模型以检测创新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同时控制其他潜在的影响因子，目的是探索我国城市创新和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分析的关键问题是: 创新是否( 或某种程度上) 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现象? 现实层面，我们是否每个人都从创新中获利?创新所形成的大部分价值份额是否被小部分人占据?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简要回顾关于创新、收入不平等和城市三者间关系方面的文献； 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第四部分是城市创新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描述性分析； 第五和第六部分是模型建立以及计量结果的分析、检验和讨论；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创新、收入不平等与城市: 文献综述
许多文献探讨创新的空间尺度问题，并强调地理邻近和本地情境对创新活动的重要性［7］。Marshall( 1920) 早期对于经济集聚和Jacobs ( 1969) 对城市多样性角色的研究都明确地指出了这点［14， 15］。城市区域内经济活动的集聚为企业和工人提供益处，这种外部性可以通过产业内或产业间联系进行扩散和传递。Duranton( 2001) 提出了集聚经济内产业间外部性扩散的理论模型，他认为城市多样性越甚，企业就能更加容易地试验不同的生产技术，也能更加容易地与企业合作、与不同知识生产者结网［16］。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林立的城市地区，由于其浓郁的创新环境使得知识溢出、共同学习和面对面交流变得非常容易［17， 18］。此外，城市还为创意阶层提供更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19］。
理论上，创新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收入。经济学家普遍认同技术导向型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 skill－ biased technologicalchange，SBTC) 。基于这一假设，学者们认为新技术的引进( 尤其是计算机和通讯技术) 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这里，新技术可被视为免费的技能。因此，拥有良好教育的个体能够轻易掌握新技术并获利； 相反，不具备高技能的个体将获得低收入［20 － 22］。Wheeler ( 2005) 对美国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证实了技能报酬和SBTC 的假设［23］。
越来越多的文献选择新的理论方法。比如任务导向型模型加深了我们对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收入间关系的认识，他们主要关注于技能、技术和任务之间的互动［24， 25］。相比于传统的SBTC 模型，任务导向型模型对“任务所需技能是固定的”这一观点表示质疑( 即技能和任务是等价的) 。因此，不同于高素质劳动力能够轻易地掌握新技术的简单思考，这一理论强调我们需要考虑不同工作所需的技能［26， 27］。当然，通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人力劳动，但是许多领域的人力劳动无法替代。这些非日常工作包括: ( 1) 复杂和抽象的任务( 比如需要信息处理能力的分析和交互任务) ； ( 2) 手工任务( 需要面对面交流和肢体能力的任务，诸如良好的手眼协调和人工机敏) 。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将两极分化，处于中间技能的日常工作将被机器和新技术取代，而两头的非日常工作将迅速增长。换句话说，通讯技术对工资分布的影响是有差异的。Goos and Manning ( 2007) 对英国工资不平等现象的研究描述了这种两级分化过程［28］。Autor and Dorn( 2009) 研究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空心化现象，他们与Goos and Manning ( 2007) 的结论相似［29］。Goos等( 2009) 在16 个欧洲国家中发现了14 个国家有类似的现象［30］。Walks ( 2011) 也发现加拿大城市区域中越发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13］。
另一种观点是Florida ( 2002) 提出的创意阶层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意阶层的增加导致服务阶层的增加，这种服务阶层主要是指底层低技术工人。服务阶层需要“关注创意阶层的杂务”，他们的发展依赖于创意阶层的发展［19］。Florida 最近的研究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不足，他认为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可能是创意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幸的副产品［31］。然而，他极力提倡的创意时代受到了批判，对于一些学者提出的“如何应对这种贫富差距现象”，他并未做出回应。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学界最常用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来表征收入不平等。数据采用了“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 CHIPS) 的微观家户调查数据。为了追踪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动态情况，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 CHIPS) 已经相继在1988 年、1995 年、2002 年和2008 年进行了四次入户调查。这几次调查由中外研究者共同组织，并在国家统计局的协助下完成。样本的选取是对国家统计局的大样本数据按居民收入的高低排序后，采取等距抽样的方法得到的。由于本文所掌握的微观数据的信息量比较充分，因此非参数方法不涉及对总体收入分布或洛伦兹曲线的假定，直接计算样本收入不平等指标并作为总体估计值［32］。
基尼系数的表达式为:
每座城市的个体现有收入yt排位，μ 是城市平均收入水平，表达式是
基尼系数的取值区间是0 到1，即完全平均分布到完全不平均分布。
泰尔指数的表达式为:
泰尔指数的取值区间是0 到无穷，即平均分布到极不平均分布。
两种指标会对不同区段的收入分布变化产生敏感反应，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更加敏感，而泰尔指数对顶端收入水平的变化更加敏感，因此利用两种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指标为本文分析提供了额外的稳定性［33］。此外，表征创新的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 SIPO) 网站的专利检索数据库。
四、城市的收入不平等与创新
表1 展示了1995 年、2001 年和2007 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格局和变化趋势。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在1995 至2007 年间快速增长，分别增加了1. 1%和2. 5%； 第二，研究时段内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显著，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的离散化程度加剧，样本城市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的变异系数的增长幅度都在1. 0%以上； 第三，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比小城市更加明显，且有缓慢扩大的趋势。
图1 是1995 － 2007 年我国城市规模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图，每个时段的数据点都用一个简单的二元回归曲线拟合。在1995 年，收入不平等与城市规模间的关系是正向而微弱的； 但是到了2007 年，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显著。可以看出，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存在更加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大城市在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创新是否在大城市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中发挥作用?
表2 展示了我国各等级城市专利创新活动的变化过程。在2007 年，每百万人均专利授权数是624. 3，比1995 年增加了16. 2%。尽管每一年的专利授权数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大多数创新行为来自特大或大城市。表3 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点，我们列出了2007 年我国专利授权数排名前十位的城市，这些城市的专利授权数和每百万人均专利授权数( 除重庆外) 均远超平均水平。可见，大都市区域是创新活动的温床。
图1 展示了2007 年我国收入不平等与城市创新之间的关系图。纵轴代表基尼系数，横轴代表每百万人均专利数，圆圈半径代表城市规模，红色虚线代表所有城市的平均基尼系数和平均专利水平。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创新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大城市的基尼系数更大，拥有的专利数量也更多，反之亦然； 第二，收入不平等和城市规模间也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除了重庆以外，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在右上象限，而小城市主要集中于左下象限。
五、模型建立
为了更加明确地估计创新在城市收入不平等中所扮演地角色，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因变量INEQit表示城市i 在t 年的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INNOVit表示城市i 在t 年的创新情况，用每百万人均专利授权数表示。CITYSIZEit表示城市市区的人口规模。许多文献都证明了城市规模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城市间潜在的收入不平等差距就会更大［34， 35］。参考前人研究的成果，我们假设两者的系数( β1和β2) 都是正的。
除了上述两个自变量外，本文还选取了3 个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可以解释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这些变量包括经济变量ECONit、组织变量INSTit和社会人口变量SOCDEMOGit。经济是表征城市发展的需求变量，包含制造业和政府部门的劳动力就业比例。制造业劳动力的流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出现［36］，政府部门就业( 比如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可被视为平衡收入分布的源泉之一。除此之外，城市的整体失业率也被纳入经济指标中［37］。
组织是情境变量，用省域尺度的真实最低工资表征。真实最低工资帮助处于收入底层的工人以缩小贫富差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真实最低收入的增长并未与平均工资的增长同步，这是收入不平等现象越发严重的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