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口指标表征城市发展的供给变量，包括大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比例( 民族结构) 、女性人口比例( 性别结构) 、15 － 65 岁的人口比例( 年龄结构)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 受教育程度) 。Pendakur andPendakur ( 2002，2011) 对于加拿大的研究表明，加拿大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人群存在收入不平等。少数民族比例高，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38， 39］。考虑到我国特有的少数民族政策，这一指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尚不明朗，因此将其纳入模型分析。此外，一些文献认为受教育程度比例越高，收入不平等现象也越严重［40， 41］，本文使用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εit是误差项。
六、结果分析
表4 展示了收入不平等与城市创新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I 至III 使用基尼系数作为因变量，模型IV 至VI 模型使用泰尔指数作为因变量。模型I、IV 只包含了城市创新和城市规模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之后的模型II、III、V、VI 逐步将经济、制度环境和社会人口因素纳入分析。
模型I 的结果表明城市创新与基尼系数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的分析结论一致。城市创新水平越高，城市收入不平等现象越显著。此外，城市规模与收入不平等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可见，城市集聚经济促进生产力的提升，但与生产力挂钩的工资报酬，却会因个体能力和工作技能的优劣而存在差异。城市化进程会对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产生不同的工资报酬影响，而前者通常会高于后者［31］。
模型II 和III 在模型I 的基础上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其结果同样反映出城市创新对收入不平等的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城市规模对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影响消失。模型II 首先加入了经济变量，制造业从业人数比例与基尼系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不太一致［16］。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迅猛发展的关键阶段，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城市人群的收入来源主要依赖制造业的发展，而强调经验和固有技能的制造业会因为个体差异而产生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其次，我国服务业的低端和劳动密集现象( 如餐饮、住宿、保洁等) 仍较严重，其为低学历毕业生提供的就业机会要比为高学历毕业生提供的就业机会多得多，身处服务业部门的人群并不一定比身处制造业部门的人群的收入差距大。政府就业人数比例与基尼系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见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公共服务能有效缓解城市中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此外，城市失业率与城市收入不平等也存在正向关系，但显著性程度不明显。
模型III 加入制度和社会人口因素，其中影响最明显的指标是受教育程度( 即本科及以上人口比重) ，综合前文所述的基于集聚效应的生产力提升和基于个体技能的收入报酬差异，我们认为，拥有越多精英人才的城市，收入不平等的现象越显著。适龄劳动人口比重( 即15 － 64 岁人口比重) 的增加也会造成城市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而女性人口比例、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及制度因素的作用较小。
采用泰尔指数作为因变量的模型IV － VI，其结果与采用基尼系数的模型的结论一致。总体而言，不论是利用基尼系数还是泰尔指数，城市的创新能力越强，收入不平等的现象越显著。在加入经济、制度和社会人口因素之后，这一现象仍然显著。
为了避免模型建立所涉及到的内生性问题( 比如创新与收入不平等的互为因果、遗漏其他解释变量等) ，本文利用时间滞后和空间权重两种工具变量来解决。首先对表征创新的专利授权数进行时间滞后处理，由于创新合作项目通常是长期的并以合约的形式进行固化，合作过程最终致使专利的应用年限达到五年［42］，因此本文对专利数据进行五年滞后处理。第二种方法是利用空间滞后来消除内生性。本文建立基于城市间直线距离的反距离加权的空间权重矩阵。这种方法的含义在于，我们并不直接观测某一城市的创新活动，而是基于其他城市的创新活动，距离给定城市越近，权重越大。本文根据国家测绘局公布的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中的1: 400 万地形数据库，通过Arcview310软件整理得到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具体表达式如下:
表5 是经过时间滞后和空间权重矩阵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到创新、城市规模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与前述一致，模型建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七、结论与讨论
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与日俱增，而不平等现象又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这种发展态势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犹未可知。笔者从城市微观数据入手，选取我国69 个地级市/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前述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1996 － 2007 年间，我国城市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不断上升，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且不平衡程度比小城市更加严重。
第二，本文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创新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拥有更多创新活动和成果的城市通常也存在更加明显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当然，在加入经济、制度和社会人口等控制变量之后，创新不再是城市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唯一解释，产业和人口构成同样重要。拥有更高适龄劳动人口比例的城市拥有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其中劳动力集聚于制造业部门使得城市不平等现象加剧，而城市中政府和社会团体等服务部门的高就业率将会缓和不平等现象。此外，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这一结果预示着政府采取措施时将会变得异常棘手。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重大突破意义。许多对于收入不平等议题的文献大多集中于国家尺度［43， 44］，但我们应更进一步地关注城市尺度以探索城市创新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45］。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产生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那就是创新红利在城市社会中是如何分配的? 在当今社会鼓励创新的背后是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如果这一趋势有增无减，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将变得更加不确定，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少数上层收入阶级( 包括大多数专业人才、管理者、技术部门和其他高技术工人) 与大多数底层低技术、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分化。越发显著的不平等现象会损害城市安全和社会健康［46， 47］，长此以往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48］。在讨论城市发展时，我们不能再忽视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现象是创意阶层理论的黑暗面［49， 50］。一味地将创新精神和创意阶层鼓吹为城市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是有失偏颇的。如果创新想要成为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那么其红利应惠及普通大众而非部分精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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