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总存在两种关系，一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人们在共同生产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后者是人们共同与自然界发生的关系。制度涉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界定，是决定人与人交往的规则，是人类社会共同生产生活要遵循的各种规范。制度创新是人类最伟大的创新，经济制度变迁有其自身内在逻辑。
一 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演进的理论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结构的社会科学。人类社会在相当长历史时期，人和人合作生产和交往的范围很小、关系简单，主要受自然环境、习俗和传统等因素影响和决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和人们之间社会分工和交换的深化拓展，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越来越复杂，人类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也越来越复杂。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变化或经济制度演进，成为重要的实践和理论课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厂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从17世纪中叶到现在，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在此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和学术观点，但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前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制度总体上演进很慢。西欧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兴起，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制度进入快变期，西方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
1662年，英国人威廉·配第在其著作《赋税论》中，最早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根本命题，为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阐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研究了分工协作体系与资本主义市场发展，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把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一个完整体系。大卫·李嘉图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中收入分配，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理论，推动了西方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善。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大规模发展扩张，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时间，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还要多的生产力，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激化，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冲突对抗加剧。任何社会生产都是人类社会生产，人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和巨大社会财富，但物和财富反过来又统治支配了大多数人，资本主义出现了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异化现象，如何认识和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需要更深刻而科学的理论。
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很难讲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问题。按照马克思观点，到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已走到尽头。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分化，按两条路线演进。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在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演进发展出众多学术流派和理论，他们假定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秩序，更多注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效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永恒的不变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必然发生深刻变化，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必然取代老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质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与人关系即生产关系的科学，这种生产关系存在于人们分工协作和交换交往的制度结构体系之中。因此，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是研究经济制度形成、发展、变化规律的理论。
二 经济制度演进的六个规律性特点
制度简言之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经济制度就是决定人们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要遵守的行为活动的规则和彼此认同的契约，它限定了人们行为决策选择的组合。经济制度可以是习惯、习俗等非正规的没有强制性的规则，也包括合同、契约、组织机构章程、政府规章乃至法律法规等正规的具有强制性的制度。一切制度包括经济制度，都是管人的，就是要激励和约束人们行为活动选择，给人的行为划出底线、红线，界定人的权利行使的边界、范围和秩序，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人们分工合作的交易成本，让好人干好事，坏人干不了坏事。经济制度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不断演进的，正式规则、正式制度和非正式习俗与观念约束往往共存和混合在一起，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力与技术变化而相应变化，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扩展社会信任关系，减少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制度演进有基本规律可循，是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大问题。综合相关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制度演进有六个规律性基本特点。
（一）经济制度演进按渐进累积边际创新前行
经济制度演进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缓慢累积的渐变过程。经济制度演进往往从边际创新开始，经过不断的尝试和积累，最终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经济制度。
第一，人类经济社会制度变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总体上是渐进、累积、由低向高演化的过程。新的经济制度总是从旧制度中产生、成长和逐步发展壮大。历史上大的制度革命总是很少的，即使发生重大制度变革，往往也因为新的制度有了长时间形成、发展，有了坚实基础。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总体按照累积渐进的边际改进前行，不少时候有点类似气候变化一样。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工业革命前，世界各国经济制度变化很小很慢，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制度几乎不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欧洲封建经济制度中破茧而出，也经过数百年的渐进累积。从欧洲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有启蒙运动，才有资产阶级革命，逐步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第二，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变迁，常常从习惯、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变化开始，先打破没有多少强制性的非正式规则，再改变正式的强制性制度，逐步形成并扩大制度共识。诺思指出，制度演变往往从边际开始，通过非正式约束的演变，逐渐从量变到质变，进而正式规则和制度发生改变。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发展，首要的是人的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规则的变革，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对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作用重大，把欧洲中产阶级从基督教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弘扬为现实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精神，第三等级和市民阶层追求个人权利、追求利润和财富有了合法性。
第三，制度实质上是文化产品，是协调规范人们分工合作的知识载体。制度传承、规则和规范的连续和延续，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和规制锁定的特征。人类社会共同生产生活和交换交往的历史越长，过去长期积累的文化传统、规矩规则、习惯习俗，对当今制度影响越大。很多时候在许多国家和民族，守成比变革创新更重要。为什么相当多国家都是保守主义占上风，激进左翼一般为少数派。须知，历史上抗拒变革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根深比枝叶繁茂更重要，历史文化越悠久的国家和民族，人们在制度变革时，继承传统的东西会越多，偏离传统越多的变革更难以推进。例如，中国一跃跨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制度、文化思想和传统习惯的影响，依然很重。
（二）经济制度变革通常受内部危机爆发和外部冲击驱使
一个国家制度变革，往往是由生存和发展危机逼出来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同国家经济制度变革，大多因内部危机爆发而发生。重大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使人们普遍遭受严重冲击，不得不反抗、斗争甚至革命，驱使制度改进、变革、创新。任何国家太平和谐时，无人愿意改变稳定、有共识并可预期的制度。大多数人越来越不满意现实，并起来抗争，危机和动乱就要来了，就要变革和创新制度。欧洲君主封建制度解体，一个诱导因素也是王室骄奢淫逸，开支太大，国库空虚，不断找商人借钱，还让平民增税。国王甚至整治商人和第三等级平民百姓，引发严重不满、冲击和对抗。国王不得不给商人及平民更多权利，同时减少支出义务，西欧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渐渐发展起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制度革命，也是长期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普遍商品短缺，农产品和日用工业消费品生产供应长期不足，占人口总量80%的农村人处在糊口经济和吃不饱饭的状态。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人心思变、民心盼改，这才有了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革命。
也要看到，不少国家经济政治制度变革，常常受外力冲击影响。比如中国的辛亥革命，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导致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客观上助推了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亦然，西方列强炮舰到来，加重了日本皇室王权的危机感，驱使日本加快自强变革。当然，不管外部冲击多大，自身内部基础、条件和环境都不成熟，真正的革命或变革不会发生。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三）经济制度演进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演进是累积前行的，国家越大，文化统一性和同质性越强；历史越悠久，制度延续继承越厚重，制度演进的内生性越强。从现实情况看，世界各国制度存在很大差异，名曰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此，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如此。如果制度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力外因随便可以改变的，今日世界可能各国制度基本相同了。实际上，即使在所谓类似民主制度架构下，欧洲、亚洲、非洲许多国家制度差异性很大。进一步讲，一个国家不具备内在客观条件、共同意识形态、共有文化传统，靠外部干涉搞不出好的制度创新，往往四分五裂、动荡混乱。比如，中东、北非地区被美国颜色革命忽悠，搞得恐怖组织增多、军人专政、难民猛增。某些南美、非洲、亚洲照搬照抄美国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帝国主义前殖民地，承袭美国西欧制度范式，经济搞得并不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改善也不快，民主政治制度腐败严重。
质言之，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很难照搬移植。制度不同于技术，技术拿来就能用，人家还要保护知识产权，严防偷窃；制度人家千方百计输出，免费帮你设计推广，你不愿被西化同化。所谓制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人民长期形成的整体共同认知，是具有系统性符号性特征的，且可认识、可传承、可积累的关于人们之间如何分工协作、共同生产生活的知识。国家越大、历史越悠久、传统积淀越厚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重大根本性变革越难。
（四）经济制度创新的实质在于拓展社会信任关系
经济制度就是要拓展超越个人联系的社会信任关系，促进分工合作生产深入发展。经济制度要建立人和人之间普遍认同、共同遵守的规则规范，并且可计算、可监督、能执行、能惩罚，从而使人们扩大相互信任关系。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撕开了传统社会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面纱，培育发展了超越个人联系的社会信任关系，形成了可预期可计算的市场。只有建立在个人自由权利之上、超越个人联系的社会信任关系的拓展，各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流通、分工合作体系等才能扩展。哈耶克曾强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诺思称之为非人格化的交换关系。经济史表明，历史上超越个人联系的信任关系广泛深入发展，直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才真正成为可能。集市贸易、城邦间交易、远距离跨国不定期不固定贸易，早已有之。但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靠制度、靠契约、靠法律、靠现代经济组织协调的经济交往。
第二，跨国拓展社会信任关系，需要相互认同并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则，基础在市场，关键在政府。今天世界各国都建立了一整套自己的经济制度体系，保护本国公民财产权、公平交易和分工合作秩序，但超越国界的经济关系还不太好处理。虽然有各种跨国机构组织和世界贸易规则以及相互间协定，然而，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高于跨国经济贸易投资利益。同时，各国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也影响相互间信任关系。讲清楚各自理解的国际规则、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求大同、存小异达成制度共识，非常重要。不必讳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制度更成熟、更完善、也更开放，我们的经济制度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也不定型，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还要下决心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拓展社会信任关系，基础在市场，关键在政府。要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才能拓展社会信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根本转变由来已久的父母官式的“强政府”的思维方式和理念，彻底改革审批经济制度，简政放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改善政府服务。要按照现代政府的原则，建立健全责任政府、透明政府、法治政府、清廉政府，让人民依法有效监督政府是关键。
第三，中国经济制度长时间深受熟人社会关系的影响。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状态，有着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使超越个人联系的社会信任关系拓展很难，往往是以家为核心，在熟人基础上拓展信任关系，也就是按照血缘、亲缘、地缘、人缘一圈圈向外拓展关系。直到今日，中国老百姓办事情往往先找家人、亲戚、老乡、朋友或者寻找政府支持、帮助、资助，甚至变着法子戴顶“红帽子”，否则难办事。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地方性市场早已非常正规和发达，货币或某种形式金融早已存在，土地和劳动力的转让在村庄内部或相邻村庄间也方便和合法。但是，大规模工业投资始终没有自发出现，豪族大姓经营的产业超过一定规模后受政府压制或没收。超越个人联系的信任关系总是由政府或王权提供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要构建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相对还是缺乏合约、章程、规定、法律法规等正规制度体系，也缺乏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和伦理价值等非正式约束，拓展超越个人联系的社会信任关系比较艰难。
（五）经济制度变迁一般在制度改变后的利益增加超过制度改变的成本时发生
任何经济制度创新，都要有对制度变迁的需求牵引，也要有相应的制度供给。科斯认为，制度变化是在改变制度后的利益增加超过制度改变所需成本时发生的。理论上讲，微观制度变化的利益增加超过制度改变所需成本，还能计算。但宏观制度变化的利益增加很难计算，影响面广泛，不同个人、群体、企业、组织等受到影响的效应及其程度差异很大，而且宏观制度变化引起的宏观收益增长，有较长滞后期，有的根本制度变化的积极影响要很久才能看到，短期可能是阵痛和动荡不安。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大多数人福祉是否改善，人们满意度和支持率是否提高，作出大致判断。
第一，要把握人们对经济制度变迁的需求。人们会通过各种途径、方法、手段发出信号、喊出声音、提出诉求，让制度变迁需求充分显露。如果社会经济中组织、政府、政党不理睬，不改变现有制度，人们就会以各种方式抵触、冲击或有意违反现有制度。现有的组织、机构、政府、政党不呼应，会有新的组织、机构、政府、政党等出现推动制度变迁。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技术变化、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结构及其价格变化、宪法秩序及政治规则制度改变等，影响人们对制度变化的需求。
第二，要把握经济制度变迁的供给。制度供给主要取决于政治秩序和治理体系中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主要包括制度设计的成本、对制度知识的积累，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收益与成本、社会相关利益群体的认同度，尤其是居于支配地位的强有力决策集团的预期净收益。为什么许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很少？尽管这些国家声势浩大的革命并不鲜见，但革命风暴过后，旧制度总体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变。破坏旧制度易，但创建新制度难。究其深层次原因，还是这些国家长期形成的政治秩序和治理体系中，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不强，主要制度创新及其团队或集团对制度设计的知识与经验积累、成本与收益计算，以及对不同利益阶层的了解不深。同时，这些国家相当多的国民只是主观感觉上不满意或不喜欢现行制度，并没有多少对新制度的知识，甚至价值观和内心并不认同和支持那些新制度。
第三，综合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经济制度变化发生需要五个基本条件。一是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强烈到某种临界值。二是制度设计成本不能过高，大致可计算并有比较稳定预期。三是制度变革以后，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市场交易成本或组织管理成本等。四是制度创新增加的投入，小于制度创新后增加的收益。五是宏观制度创新能提高社会净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或卡尔多改进状态（前者是制度变革所有人受益或至少没有人受损；后者是制度变革是受益者所得足以补偿受损者的所失）；微观制度创新能给微观主体带来新增利润。
（六）经济制度演进总体走向基本趋同
经济制度创新源于制度竞争，制度竞争推动制度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制度在基本规则上趋同，是长期历史趋势。首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变迁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其次，经济制度演进是人与人经济关系变化，体现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是处理人和人关系的基本准则。不论国家、民族、种族，人与人的交往，自由、民主、博爱、法治、公平等，不是某些国家的专利。随着国与国之间人们经济社会交往交换扩大和深化，人们相互认同和共同遵守的观念、规则等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跨文化的沟通更容易而不是更困难。当然，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矛盾，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还会存在。但和而不同，对长期历史形成的多样性文化包容也会增加。
再次，事实上，客观世界从没有唯一的纯而又纯的制度。罗德里克强调，“世间并不存在最佳的制度组合模板，那只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幻想”。②世界各国经济制度从来不是完全不同的，更不是相互绝对对立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没有主义之争，基本规则制度一致，不能用意识形态贴标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尤其是发达国家有许多社会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也不排斥非公有制、不排斥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起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离群索居。经济交往和分工合作拓展，各种经济制度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很多基本原则和制度共识，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同一性更多，不是更少。
三 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制度创新的理论思考
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体制内发生的重大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革命，是自上而下有控制推动的渐进式制度创新。中国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不照抄照搬别国制度变革模式和做法，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和实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制度变革。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革命
拥有几千年文化文明传统的大一统人口大国，历史上政治运动和经济社会变革大都发生在体制内，继承传统往往比颠覆性创新更重要。
1. 守正创新的经济改革。以公有制、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历长期艰苦革命斗争，夺取全国政权后，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建立起来的。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础，也是推动中国初步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重工业基础的制度保证。尽管社会主义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存在历史局限性和不少问题，但我们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倒重来的根本制度变革，既不尊重历史发展阶段和环境，也超越国情实际，实际上很难推进。我们坚持了新中国成立后形成、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同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着力聚焦革除传统集中计划经济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借鉴世界各国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经济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革命、自我完善。守正创新的核心，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守正创新的根本，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原则，就是不否定历史探索经验和成就，不抱残守缺，墨守成规。
2. “干中学”的体制创新。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的制度创新，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红线、标准和原则，但没有能拿来就管用有效的制度模式，也不能沿着不存在的理想化中看不中用的空想制度前行。改革伊始，各级领导人也不可能有一个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系统和清晰的目标框架和路线图，最多只能是大致的改革方向以及从哪里启动改革。总之是从群众最关心最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放权让利，放松管制，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推进制度变迁。中国最多的和最重要的是人，要相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充分调动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干中学”推进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
3. 政治与经济相对分离的制度变革。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首先要改变政治挂帅的抓革命第一、促生产第二的历史困境，回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就必须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政治革命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从而推进中国经济制度创新，让全国人民聚精会神抓经济发展。然而，在一个长时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复进行路线斗争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深受“左”的思想影响的总体知识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国家，重大的政治经济路线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胆略智慧，在重要历史关口，对于启动和推进改革开放具有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领导方式相对稳定，决定了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能够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不动摇。
4. 守牢稳定底线的改革。重大制度变革，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大国，最怕的是重大变革引起经济、社会、政治不稳定，甚至大规模动乱。从改革伊始，党和国家就特别强调，正确把握好发展、改革、稳定三者关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坚持维护稳定这个压倒一切的底线。中国发展的历史尤其是1840年以来的历史表明，只要不出现大的动乱、内乱、战乱，经济社会发展总会向前，文明大国有很强的发展韧性。反之，大国一旦出现动乱、内乱、战乱，往往影响范围很大，持续时间较长，带来的损失很严重。近代以来，历史留给中国的机遇不多，我们必须确保和平稳定大局，紧紧抓住机遇、创造机遇，推进改革创新，遇到困难时走两步、停一步，坚决不走回头路。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实际的必然选择
中国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是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度变革的理论反思和实践创新。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逐渐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按劳分配制度。改革开放前30年，这个制度对于中国加快推进工业化、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是有效的，尽管出现较大波动震荡。根据麦迪森研究，1952−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加速，GDP增长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0%，工业在GDP比重由8%提高到30%。当然，国民经济大起大落波动，资源要素消耗浪费较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改善比较缓慢，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3%，低于世界平均2.6%的水平。②
第二，中国传统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远未达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水平。无论从行政集中程度、计划覆盖控制范围，还是经济组织总体规模、生产体系专业化分工程度，我们都低于苏联和东欧。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组织化管理水平、“五小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更是低于苏联和东欧。中国搞分权化、市场化改革，起步更容易，阻力更小，没必要推倒重来。
第三，“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集中计划经济也被冲得千疮百孔。一方面，最紧迫重要的是解决吃饭、穿衣、交通、居住、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人心思稳、人心思变、人心思改；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在具体制度与实施执行方面有很多漏洞和很大松动，十年动乱从组织结构到运行管理机制都被冲得体无完肤。党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动放权让利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顺应民心民意，也有了有利条件和基础，尤其是来自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阻力也变得很小。
第四，历史文化传统，是好是坏都无法抛弃。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历史传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一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千年不变、根深蒂固，对中国改革路径方式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中国的制度变革，尤其是重大制度变革，从来都不可能偏离长期历史形成的制度形态和文明文化传统太远。否则，要么过于激烈，导致严重混乱或大的内乱；要么遭遇诸多**、反抗和不配合，搞不下去。
（三）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制度创新
制度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根本性。制度必须与时俱进、顺势而变。好的制度变革，不是说出来的，是从实践中干出来的，靠实践、历史、人民来检验。
1. 中国改革开放是奔着解决问题的制度变革。什么经济问题最突出最需要解决，体制改革和制度突破就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是必须紧紧抓住的优先任务。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是短缺，首先是粮食、副食品等农产品严重短缺，吃不饱饭是大问题；还有日用工业消费品严重短缺，凭票证、排队等办法抑制需求。所以，中国改革从农村生产制度入手抓突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从搞活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以及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入手，逐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允许企业在计划外采购原材料和扩大生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价格双轨制”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突出问题，建立在统一市场体系基础上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改革成为紧迫而重大任务。
2. 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央统筹推动的经济制度革命。中国的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驱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制度，是根本制度保证。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制度重大历史性变革，总是由中央领导集体尤其是领导核心想清楚、下决心后才真正启动的。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广东等沿海“三来一补”引进外资等，没有党中央尤其是核心领导人认同和支持，都不可能持久。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南方谈话”发出坚定不移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信号，重启更大力度全方位深层次新一轮改革开放。
3. 中国改革开放是渐进边际制度创新。制度是内生性的，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一个国家历史越悠久、国家越大，路径依赖越强。中国改革开放充分把握几千年封建社会农耕文明的制度特征，不搞激进式休克疗法的制度革命，走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在“干中学”推进边际制度创新。中国经济改革首先从传统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最薄弱环节的农村开始，采取不触动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办法，既不背离公有制基础，又实际上改变了产权关系，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又大大提高了农村农业生产效益。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搞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既坚持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又调动了企业主要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入企业家要素，在边际上改变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阿里巴巴的支付宝搞这么大，实际上先抢占模糊地带，切入银行支付环节，从边际上打破国家银行的制度垄断，实际上做起了信贷等银行业务。但搞着搞着过头了，形成一家独大的行业垄断，国家不得不出手反垄断。
4. 中国改革开放是开放倒逼型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根本是自身内部原因使然，但外部冲击压力也影响很大。现代市场经济形成发展于欧洲、北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发展艰难，又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没有外部市场经济发展影响和经济全球化冲击，搞市场取向改革是很难的。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带动了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访日、访美，对日本市场经济发展、美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印象深刻，高度赞赏。强调中国要抓住世界产业转移和分工合作体系拓展的经济全球化机遇，在经济上对外开放、学习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营办法，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每一次扩大对外开放，都促进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往往都靠扩大改革开放，倒逼更大力度的制度变革。发展外经外贸、引进外资，不仅让我们解决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储蓄不足、外汇不足的“双缺口”难题，还学习到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组织制度与管理方式，而且倒逼了中国市场取向改革。改革开放初期的毗邻港澳等地区率先对外开放，使珠三角经济发展、制度创新领先全国，带动全国改革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力推动中国按国际通行规则和惯例，改革国内经济贸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上海自贸区以及自贸区新片区、海南自贸港等，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倒逼中国深入推进整体性、系统性、深层次制度创新。
5. 中国改革开放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革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改革，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类社会历史上，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变革，根本是这个国家或民族人民选择的结果。违背人民意愿，得不到最广大人民拥护支持的制度，都不会长久。好制度不看少数人怎么说，要以人为本，切实解决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老病死的问题。制度往哪改、怎么改，要看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认同不认同、满意不满意。不是看少数高贵者怎么想、怎么弄，更不是看其他国家的某些政客、精英如何评头论足。当然，在制度和主义方面，我们也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强人所难、乱议人非。道不同，不相为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但不要四面树敌，不轻易反对别人走他自己的路。二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好制度各方面人群评价是重要的，但讲到底要看实践绩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好不好，最终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三是坚持不追求空想的理想主义最优模式。要知道，世事长短相形、前后相随。有利必有弊，利和弊很多时候不可能截然分开。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最优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也别想把世界各国好的制度都拿来武装自己。寄望于把世界各国最好的经济制度都拿过来优化组合，可能会得到最差的制度。
四 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制度创新的若干认识
经过40多年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但还不成熟、不完善、不定型，一些重大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突破，同国际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必须深入推进经济制度创新。
（一）坚持问题导向破解重大体制性障碍
渐进式改革先易后难，越往后改革成本边际递增，风险挑战增大。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好改的都改了，剩下都是难啃的骨头。改革要打持久战，必须始终注重解决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持续推进边际制度创新；又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有系统观念，综合配套、统筹协调解决好难题。重大体制性障碍长时间突不破、不敢碰、不解决，或者时机、条件、环境不成熟冒然突破，导致危机混乱，走回头路，甚至走邪路不是没有可能。
（二）坚定不移走市场经济改革道路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持续高增长奇迹。行百里路者半九十。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中央统一集中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权威主义统领、政府力量主导、行政权力强大的作用举足轻重，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是双刃剑。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导致相当多人本质上不相信市场经济，更深信政府管治。政府也是一种政治经济组织，任何组织一旦形成，都有自我扩张的利益冲动和实际行动。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也客观存在各种利益关系，也可能失灵。况且，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总体上是强势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不是或主要不是一个“强势政府”，首先需要的是扩大分工合作秩序的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对产权关系的尊重和保护，政府最重要的是依法保护各种产权，维护市场经济道德基础。越往后改越要防止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和既得利益关系固化，要警惕“看得见的手”削弱、阻碍“看不见的手”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尤其要防止改革方向南辕北辙，偏离市场经济目标，落入以权力为核心的行政性分权市场体系陷阱。
（三）必须持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目标方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消灭贫困，让人民广泛享有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防止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虽然社会主义发展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不同发展水平，制度设计和安排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具体关系、主要手段等不一样，但本质要求和目标方向不能偏离。改革开放伊始，经济制度变革就是要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等衣食住行普遍短缺的问题，尤其要让占中国人口80%处于糊口经济状态的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因此，打破长期以来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鼓励人们勤奋努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更多人一起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制度变革仍然要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在促进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多需要和更高要求，推动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要注重在发展中解决公平问题，做大蛋糕的同时更加公平分好蛋糕，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健全统一完善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和均衡优质发展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加强再分配调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
（四）注重构建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取向的经济制度创新，充分激发了亿万人民投资创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创造了近40年约两位数高增长世界奇迹。目前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动各种资本、生产要素和资源持续大规模投入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尤其是保持长时间高投资率以拉动经济高增长。但随着工资水平快速攀升，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制造业吸引投资的减少，高速公路、机场和高铁网络等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建成，特别是低成本的技术引进、模仿和复制越来越不可能，大规模投资拉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加大投资可能会加重债务负担、增加过剩产能、催生大量资产泡沫，加快国民经济脱实向虚。必须认识到，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和制度，虽有利于推动大规模投资拉动、资源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实现高速或中高速经济增长，但仍难支持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可持续发展，很难实现高质量发展，也无法为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奠定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再出发，制度创新再突破，要围绕为高新技术研发、转化和产业化应用提供制度支撑，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新型举国体制。关键要改变政府过多干预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分重视和加大政府投入、政府扶持的分钱分物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要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让市场配置创新要素和技术开发与应用；政府重在营造公开、公正、公平的激励科技创新的环境，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搭建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共性技术研发，放宽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激励创新创业创造，促进全社会劳动者科技知识素养和技能水平提升。要聚焦少数关键的“卡脖子”硬核技术，加大政府投入，强化政策支持，依托核心企业，加强产学研用密切结合，更多运用市场化、国际化办法，集中力量攻坚突破。不能什么关键技术都干，不能四面出击，不能盲目搞科技国际竞赛，要从制度上政策上防止一哄而上的科技大跃进。
（五）着力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法制保障
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定型、有效，根本靠法治保障。社会主义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本质是命令经济、权威等级制经济，不是现代法治经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传统，缺乏现代意义上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传统。我们必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则，把法治建设放在重中之重位置，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现代法治体系和法治制度建设，进一步明确界定和保护各类产权，完善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的法治环境。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充分尊重和严格保护企业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依法有效保护劳动、资本、技术、知识、数据等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法权利，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六）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前经济全球化虽遭遇逆风逆水，但全球经济分工合作体系的广度和深度，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达到历史空前水平，世界经济制度仍在向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演进。中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从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制造业中，充分发挥了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解决了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和资本供给不足的问题，学习、借鉴和利用了国外企业管理经验和技术。但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总体上仍处于最后的生产组装或一般的出口加工环节。“这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中级熟练劳动活动，不是高科技活动”。今天的世界，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国际分工协作还在深化拓展，价值链升级和高技术制造业与服务业外包机会更多，中国必须抓住而不是放弃一切可能的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国际分工合作的机遇。要看到，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发展。面对急剧变革的全球技术和全球分工合作深度拓展，没有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中国很难可持续发展，我们不少方面还不适应高标准的国际经济制度规则，无论在市场准入、竞争中性，还是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和数据信息开放等方面，都还有不少差距。为此，我们要大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持续加大全方位对外开放，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进制度型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