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增长势头稳定、总体向好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全面认识、科学把握我国经济形势，对促进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十分重要。
第一，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比较强劲。当前国际环境极其复杂，各种挑战风险和矛盾增多，国家统计局初步统计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6.1%1，非常不易，这显示出了中国经济对复杂环境的适应力与增长韧性。
从国际比较看，6%的经济增速是当今世界的高速度。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为2.4%，2020年将温和扩张至2.5%；2019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6.1%，2020年为5.9%2。中国经济增速仍然是世界平均经济增速的2倍多。G20国家2019年平均增长速度3%，中国经济增速也是G20国家的2倍。考虑价格因素，中国名义增长率约9%，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按现行汇率计算，比2018年净增1万多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上规模较大国家一年的GDP。放长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长时间衰退。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逆周期调控，2010年经济增速高达10.8%，对世界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仍在25%左右。从国际比较看，中国6%的增长速度是很高的。
从中国自身发展历史看，已经有了持续四十年近两位数的高增长。1978年改革开放后，1979年-201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9.5%，创造了二次大战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最快的奇迹。东亚地区有过二十年近两位数高增长的国家，一是日本1951年-1971年，实现了年均9.2%的增长；二是韩国20世纪60年代经济年均增长10%，1977年-1997年保持年均7.6%的增速。
当然，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增长空间余地更大，持续时间可能更久。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不到美国的2/3,2019年人均GDP虽达1万美元，但依然很低，不足美国的1/5。可见，中国经济仍有潜力。
从国内国际发展环境看，中国经济有能力以变应变，不被复杂的外部环境所扰。全球经济处在长周期危机的深度调整中，存在着结构性、周期性、体制性问题。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面临着深刻重构，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从亚洲到非洲、欧洲乃至世界上很多地方均动荡不定。中国经济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即前期政策消化期、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转换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还要有较长过程，发展动力转换会遇到不少困难，增长下行压力加大。这几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6%以上的增速，延续了中高增长态势。即使稍低于6%，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规模居前列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在如此复杂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态势是稳的。
第二，中国经济2020年能够实现6%的增长。一方面，从需求看，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较强。一是投资增速减缓，消费需求增长，经济总体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大规模投资拉动。任何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必须靠大规模投资拉动。中国经济连续四十年年均增速9.5%，均与大规模投资有关。
但大规模投资和超高速增长总有终结的一天，关键是投资下降的同时消费增长要能承接投资下降。2007年消费对中国GDP增长贡献仅45.3%，到2018年已达76.5%。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从2009年顶点时的86.5%下降到2018年的32.4%，这说明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中国有14亿人，对餐饮、住房、医疗、保险、教育等都有着强大的需求潜力。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保持6%以上的增速。不考虑汇率变动，保持6%左右增长，2022年中国人均GDP有望超过1.2万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14亿人口的高收入国家，至少有3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相当于美国总人口，有效需求不可低估。
中国经济虽有长足发展，但还有很多领域消费不足，有效的高品质供给跟不上。中国高端消费相当一部分是外移的，很多著名的、高附加值的品牌都是国外的。随着人均收入增长，对优质医疗、教育、卫生、文化均有很大需求，但这些领域国内供给严重滞后。因此，中国投资增速虽有所下降，但中长期消费仍将保持稳定上升趋势。
二是出口依赖度大大降低，经济增长内生动能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与亚洲四小龙很类似，都是出口导向型赶超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大量外资流入中国，2008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中国从吸引港澳台地区等境外资本、华人华侨资本开展"三来一补”贸易开始，到吸引全球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经营，形成了外资驱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带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和优化升级，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分工合作体系。进出口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进出口总额与GDP比值从1978年时的9.7%上升到2006年峰值64.2%。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贸易，既解决了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又把农民转化为现代产业工人。本土企业学会了如何经营现代化工厂、如何发展为世界工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依靠出口带动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以来，外部需求降低，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恶化，出口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也显著下降。2018年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已经降至33.2%，比峰值时下降了一半。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7.5%下降到2018年的2.5%。2018年货物贸易顺差是3509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582亿美元，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顺差总和不足1000亿美元，2019年中国净出口（货物加服务）总额出现负值，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依赖度明显减少，基本实现了从出口拉动型增长转向内需支撑型增长的重大转变。
三是宏观调控能力强，逆周期调整办法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根本性、制度性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但中国始终没有弱化宏观调控。综观全世界，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没有一个国家放弃过宏观调控。因为市场也会失灵，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促进形成有效市场。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各地发展非常不平衡，又受着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宏观调控在稳定国家经济过程中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府的有形之手往往容易缺乏有效有力的制衡监督，有时候会错用、乱用。但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积淀，中国政府的宏观管理经验越来越丰富、管理能力越来越强，有形之手也越用越好，错用、乱用的地方少了。中国的土地、资源、国有企业等产权的国有属性也有助于政府发挥有形之手的积极作用，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运用宏观调控进行逆周期调节的意义更加重要。中国宏观调控工具箱储备充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整余地依然较大,有应对经济下行的多种政策运用空间。
另一方面，从供给看，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一是中国工业体系完备程度全世界第一。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多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约971倍，年均增长11%，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首位3。完备的工业体系是中国的巨大优势，是抵御经济风险的重要保障。小国不可能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工业体系不完备，就容易受制于人。比如，韩国制造半导体的化学原料是由日本企业提供的，如果日本"断供”，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将面临停工，芯片就不可能生产了。中国工业体系配套齐全，产业链完整，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强，有助于抵抗外部经济风险。
当前全球分工格局深刻变化，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前十年相比非常不一样。当时的全球产业分工是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迅速扩张，现在全球产业链布局开始内向收缩，比如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试图把高端产业、关键产业收回国内，甚至想把制造业都收回去。但是，把已经长时间转出的制造业收回去很困难。因为制造业需要大量土地、机械设备、劳动力等不易流动变换的生产要素，短时间很难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更何况，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高，制造业复杂的零部件材料配套长期缺失，中低端产业回流的可能性很低。但是，高端产业领域中技术、品牌、高级人才等要素容易跨国转移，该类产业回流的概率大。所以，我们看到某些研发、设计等环节流回了发达国家，但是其配套的制造环节还是要到中国的深圳、苏州、无锡等地采购中间品或加工制造。
另外，现在确实有一些中低端产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泰国、老挝、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印度等国家，但这些国家不具备中国这样完全的工业体系。中国出现产业转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企业为了降低相关成本，将相关成本竞争型制造环节转移到更低成本的东南亚国家。二是中美贸易摩擦倒逼企业将部分生产转移出去。比如，有企业在中越边境建厂，将中国国内生产的主体产品运去越南，在越南进行最后的生产，只要有30%的增加值，就可以原产地标准向美国等出口，避免加征高关税。
因此，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具有稳定实体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就中期而言，国内绝大多数产业不具备转移出去的条件。因为，离开了中国的产业链和国内需求，高端领域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中低端面临着综合配套不全的竞争压力，生存都很困难，在中国经营是多数企业的最佳选择。但是，中国要警惕产业空心化，不能由于工业体系完备而放松了对实体经济的重视，要避免过度发展虚拟经济，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只要工业体系的基础在，经济稳定增长就有支撑。
二是劳动力素质和水平整体提升快。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从理论上讲，中国劳动力供给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蔡昉以普通劳动者工资上升和熟练劳动者工资趋同为标准分析认为，中国在2004年就进入了"刘易斯拐点”［1］，并在2010年出现人口红利消失点［2］。当前，虽然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量出现了拐点性变化，但劳动力素质和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必须全面准确地看待劳动力整体优势的转变。
（一）中国劳动力总量规模依然很大。如果按16-59岁为劳动人口，2005年中国有8.97亿人，占总人口的68.70%；
2018年这一年龄区间的人数仍有8.9亿，但占比下降至64.30%。人口老龄化是很多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难题，不少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都在65岁以上，比如日本、英国是65岁，德国是67岁等。因此，如果按工作到65岁计算，201。年，中国15-64岁人口9.99亿，占总人口的74.5%；2018年，15-64岁人口9.94亿，占总人口的71.20%。所以，对标发达国家，放宽标准看，中国还有近10亿的劳动力，劳动力总供给规模依然很大，仍是全世界劳动力总量最大的国家。
（二）劳动力质量和素质大幅提升。中国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是由农民工训练出来的产业工人。可以说全世界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么多的农民工训练为现代产业工人。活跃在从造桥、建路到各类制造工厂里的一线技工等，大部分是从农民演变而来的，通过干中学成为了新一代产业工人，目前仍然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重要作用。现在我国每年还有大约800万大学毕业生，加上成人教育、网络大学以及各种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每年大概有1200万有知识的年轻劳动力进入社会4,他们经过训练很快能够适应各个产业领域的发展需要，这个优势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三是中国的综合科技实力整体上已跃居世界前列。从研发人数看，2018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量为419万人，中国研发人员总量2013年超过美国，连续六年稳居世界第一位。从研发投入经费看，2018年中国研发投入总量19657亿元，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1991年到2018年年均增长20.0%；其中，2018年基础研发投入经费1118亿元，1996年到2018年年均增长19.6%。从科技产出看，2018年我国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数达154.2万件，连续八年位居世界首位5。在5G、铁基超导、核电等高新科技领域，中国已经进入世界领先行列，可与发达国家并跑。尽管不少高科技领域中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重大原创仍比较少，但经过数十年发展，综合科技实力已经大幅增强，具备了进行高水平研发的基础和能力。
四是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产业最密集、人口数量最多的都市圈和城市群。通常认为在沿海200公里的范围之内，气候温润、地势平坦、人口稠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地带。无论是在美洲、欧洲还是亚洲，都存在这个规律。2006年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指出，世界将因为科技和通信的飞速发展而变得更加平坦［3］。但我们认为，无论多么平坦的世界，以超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城市群依然是经济发展高原上的高峰，是世界各国经济强劲活跃的增长极。中国的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带等都是世界超大型的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比如长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2.25亿，GDP超过21万亿元，类似的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增长极。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稳住了、隆起了、升级了，中国经济就稳得住、起得来。
五是中国的制度创新潜力大、空间大。前四十年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靠的是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仍需靠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体系，但与国际最好水平最高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发展质量等也比发达国家差不少。差距就是潜力，差距就是动力。只要我们善于学习世界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进制度创新，就一定能更好地激发14亿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一切创新创造创意活力动力充分涌流。目前，中国正在通过新增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办好进口博览会、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等举措扩大开放，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成果签订也将倒逼中国深化改革，更大力度的"放管服”改革将会助推营商环境优化，由此中国将大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中国的经济制度还未定型、还不成熟，在制度创新和改革开放上还有非常大的潜力，市场化和制度创新的空间很大，具有支撑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创新条件。
二、中国经济发展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当代中国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整体上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必须准确把握变化，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风险挑战。
第一，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变化。一是把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移的趋势变化。1979年-2019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增长奇迹。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所有后发赶超国家在走过高速增长阶段以后，经济都有逐步下台阶的过程，中国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后发赶超国家在经过高速增长时期以后，下台阶时候经济增速一般要下降30%-40%。比如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高增长后，70年代中期从两位数增速降到6%左右，90年代又降至2%以内，至今增速仍很难超过2%，2018年的增速是0.7%。
但是，即便日本经济长时间保持几乎零增长，但国民净产值持续增长，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在持续改善。中国经过四十年两位数的高增长，经济增速回落至6%-7%是正常情况，关键要高质量发展。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要转变传统观念、战略，要正确对待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GDP增速下降的同时，只要人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科技实力不下降、财政收入不下降、公共基本保障服务不下降，就不用过于恐慌。因为中国经济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都与以前大不相同，要摒弃高速度增长思维，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发展质量。
二是把握产业结构长期变化趋势。经济增长是否持续稳定健康，很大程度上与产业结构有关，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结构变迁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化都有一定的规律，产业结构随着国家内部的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而变化，通常遵循由以第一产业为主转向以第二产业为主再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规律。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转换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2001年中国三次产业比例为14.4%：45.2%:40.4%，二产占比最大。2018年三次产业比例变为7.1%：40.7%:52.2%，服务业已经占到半壁河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018年美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80.6%，德国服务业占比是61.84%，日本69.12%，全球平均水平为66.02%。全国开放程度最高的上海，2018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69.9%，近70%6。因此，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将越来越高，对稳定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也将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要把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提升的趋势，同时也需要注意中国制造业规模仍是全球之首，不能忽视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份额的1/4，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再往上增长的空间有限，但是突然下滑不可行。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不同，制造业发展要遵循由大变强的规律，未来中国制造必须转型升级，提高制造业技术含量，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但是，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利用外部环境,借助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的难度加大。目前，中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每年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推动创新。但是中国把钱变成纸，变成论文和难以转化的专利等能力强，把纸、知识、创意、专利等变成钱的本领不强。科技创新要警惕急躁冒进，防止低水平重复、产学研用脱节。要注重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真正让科技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
三是把握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长期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深刻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村城市化„1978年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仅为17.92%，2018年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7。中国的城镇化率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8年美国城市化率82.26%，日本91.62%，英国83.40%，德国77.31%。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世界水平相当，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化趋势》显示，2018年世界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为55%，到205。年全球城市化率可能达到68%，亚洲和非洲是主要增长点8。因此，长期来看，中国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城镇化仍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另外，从中国城镇化质量看，整体质量不高，户籍城镇化率较低。过去四十多年，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尤其是使中国近八亿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为全球减贫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与发达国家城镇化相比，中国尚处在城镇化初期，中国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是进城不久的农民工。住房、消费、教育、医疗等诸多方面还与发达国家城镇居民有很大差距。所以，未来中国经济还是要把握好实质性地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从增量和存量、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让更多的农民可以进城落户、落地，另一方面要增加能满足城镇居民多样化、高质量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中国经济改革的首要问题历来都是农民问题，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小农经济稳则国家稳、政权稳、社会稳。打土豪分田地的核心也是农民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也始终关注着农民问题，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未来的中国还是要把城镇化加快推进，这是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第二，充分认识风险挑战。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变化就有不确定性，就有风险挑战，关键是要充分认识风险挑战，善于化危为机。一是充分认识国际环境、世界大局、大国关系的深刻变化，冷静思考，沉着应对，防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虽是个假说，但在现实世界中，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冲突已经应验了多次，不得不警惕。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荷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日本崛起后在亚洲的侵略等，都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最近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崛起的遏制。二次大战以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初，GDP接近美国的60%，日本企业家曾扬言要买下整个美国，即使美日意识形态相似，美国也曾果断对日本挥舞大棒打压。从贸易冲突到广场协议，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20年”，不得不说美国在其中所起到了"助推”作用。
从历史规律看，通常在新兴大国GDP达到守成大国的60%左右的时候，守成大国将对新兴大国采取遏制措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8年中国GDP总量是美国的61.3%。2017年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对华战略从接触转向竞争［4］。2018年3月，美国以“301”调查为名，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本质上不是关于公平贸易的市场竞争，而是制度竞争，是两国在新产业革命上的战略竞争［5］。科技优势是美国竞争力的核心，美国想方设法遏制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赶超，从贸易、技术转让、人员往来、投资和金融等多方面同时增加限制。中美博弈将是一个长期持久反复的竞争过程,要有长远打算，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世界邮报》专访时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6］。中国要摒弃“修昔底德陷阱”思维，努力把自己的事做好，提升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当中国GDP真正达到美国的80%了，中美关系问题也更好处理了。现在我们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继续艰苦奋斗，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二是充分认识世界上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坚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确实有不少国家，像阿根廷、巴西、南非等都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阿根廷曾经是20世纪初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好势头并没有延续，只依赖农业而忽视了工业发展，经济增长昙花一现。“华盛顿共识”也没有挽救拉美经济，20世纪90年代末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多个国家陷入货币危机，阿根廷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一蹶不振。智利学者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认为，拉美的掉队与没有实施充分的市场化改革，没有采取促进创新、增进效率并实现增长的有力政策有关，也与拉美的文化有关，关键是改革进程缓慢，没有推动经济跨越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7］。我们要警惕拉美的教训，科学认识"中等收入陷阱”，历史上也不乏日本、韩国、爱尔兰、智利等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国经济正处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还是要集中精力推动科技创新，紧紧抓住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稳健迈上高收入台阶。
三是要充分认识世界上主要民族国家的竞争发展阶段。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谈到竞争发展阶段理论时，认为很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要素推动的经济发展阶段；第二，投资推动的经济发展阶段；第三，创新推动的经济发展阶段；第四，财富推动的经济发展阶段［8］。四阶段理论不一定放置四海而皆准，但比较精辟地概括了经济发展过程。比如中国的发展，第一阶段就是要素推动，没有大规模投资，主要靠自然资源、靠人力。第二阶段是投资拉动，为什么要投资拉动？因为要搞工业化，大规模工业化需要大量机器设备进行产品生产，以迂回的生产方式解决生产力提高的问题。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投资重化工业、投资城市化、投资基础设施等等，拉动经济发展。但是，在经过投资驱动的阶段以后，按照波特的说法要进入创新发展阶段。中国现在也正处在创新发展阶段，最需警惕的是，跳过创新驱动阶段，直接进入财富驱动经济发展阶段。因为创新是一个很困难、很痛苦的长期过程,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是一种持续的考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就是在创新驱动还没有完成时直接跳入财富推动阶段。比如，现在的美国经济、英国经济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创新驱动没有走完，提前进入了金融资本控制国家命运的阶段。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吸引全球资金和资源，推动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特朗普上台后希望美国重回创新驱动阶段，呼吁制造业回归，但始终很难回流。
中国不能走美国的老路，直接跳过创新驱动进入财富拉动阶段，更何况人民币不是世界货币。但是，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金融过度发展的征兆。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测算，2016年中国金融企业利润占到中国全部企业利润的80%回。《财富》杂志统计，2019年11家中国银行所赚取的利润占全部中国上榜公司利润的47.5%[10]。企业利润大量流向了金融业，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不往实体经济里去，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大量资金积累在房地产业里，金融和房地产都是极容易把国家带向财富驱动阶段的产业，因此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国家竞争发展阶段，防止经济过度虚拟化和简单财富驱动发展。
四是要充分认识某些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避免陷入日本"失落20年”的发展陷阱。客观上看，日本失落的20年主要因素是内部的，一个是老龄化、少子化；另一个是消费增长放缓。老龄化社会居民的预防性动机特别强，由于养老的预防性需求产生了大量储蓄，即使负利率仍旧投资不足，消费和投资双降低,经济增速自然下来。但日本走的是节约型发展道路，以较少投入实现更高产出，绿色、环保、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美国则是用大规模投资来解决技术问题，消耗大量资源，然后再通过技术改进来提升劳动生产率，解决资源问题，属于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4亿人的生产生活将会对资源、能源带来极大的需求。而且中国也开始步入老龄化、少子化时期，未富先老的挑战比日本更严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超10亿的中国居民过上澳大利亚、美国人同样的生活方式，所有人都将处于悲惨状况9。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是我们必须警惕中国发展的世界影响，必须坚持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必须提前谋划应对老龄化社会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避免重蹈日本式"失去的20年”。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入思考
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结构变化看，中国经济都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想得深、看得远，才能行得稳，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在深刻把握其趋势变化的基础上，坚定信心,稳扎稳打，围绕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多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一，围绕满足消费需求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强大的消费需求是中国的重要优势，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正在从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高收入甚至更高收入的阶段迈进，市场潜力巨大。未来经济增长要紧紧围绕消费需求升级，着力培育新增长点。一是要扩大多层次的消费供给。注重国内多层次消费需求的变化，中国消费正在向品牌化、专业化、定制化、个性化、细分化拓展，要加快激发新供给。二是要通过促进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新方式的持续快速发展，拉动整个消费性产业的转型升级。年轻人偏好互联网，中国网民多，中国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快，将拉动整个消费性产业重塑，形成新增长点。三是要打破行政垄断。现在行政垄断、市场分割，包括少数企业垄断，阻碍了新兴服务业拓展。许多新兴服务业有需求，也有人愿意提供供给，但是行政管制多、门槛高，企业很难进入市场。比如说保姆市场、养老护理市场等，需求很旺，既没有正规市场，也没有规范的企业。还有像医疗、教育等行业，也没有完全放开，审批门槛很高，管得很严，很多企业拿到相关牌照，还存在不少玻璃门、弹簧门，业务也不能做。因此，打破行政垄断，改革体制机制，将会激发巨大的消费潜力。
第二，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一是加大"卡脖子”关键技术的攻关。重大的"卡脖子”关键技术，还是要集中攻关。要公关的项目很多，但一个国家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做完，所以要想清楚哪些是必须攻关的，哪些是可以借鉴消化吸收的。瞄准重点领域，咬住"卡脖子”技术，举全国之力，用市场化、国际化的办法，创新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二是抢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前沿，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智慧城市。要继续抢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前沿，深入推动"互联网+"战略。中国互联网用户全球第一，数字消费需求大，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要鼓励培育其创新发展。三是加强新技术应用，推进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用科技赋能做强实体经济。技术创新一定要与实体经济相结合，中国市场规模最大，具备推动新技术广泛运用的基础条件。要加强产学研用的互动发展，以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供给的转型升级，以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做强实体经济。
第三，加强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未来需要的是适应于新经济的基础设施，不是简单适应于传统经济的基础设施，主要与5G、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虽然中国的互联网开放度不够，但相关基础设施可以先建起来。要想富先修路，要想有新经济，就先得有适应于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将来很多地方的高速公路运营维护可能入不敷出，很多中小城市建设得很漂亮，但没有人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中国发展的大事，所以要把中国的投资更多集聚到新型基础设施上。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世界上最完善最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新的基础设施可以带动原来的基础设施体系升级。原有基础设施的不连不通不快捷的问题，可以通过新型基础设施进行整合以提高效率，推动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更快流动。比如，资金流要快，科技金融的设施要有配套;再比如要降低物流成本，新型基础设施要跟进，海陆空铁要更好地衔接。
第四，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不能再这样空转下去，金融一定要服务实体经济。中国的金融不仅仅是开放，到现在为止中国的金融一定要改革。中国金融走到今天，金融主体正自我循环，往上走，往更虚拟的方面发展。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金融不往下走。要重视金融改革，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国的金融改革关系着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比如说银行，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只靠几个大银行，需要更多遍布城乡的小银行，需要社区银行，需要直接和客户面对面的零售银行。因为只有这种小银行才能更准确地获取客户需求，精准放贷，服务创新创业和老百姓的养家糊口。还要积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没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很难激活中国的创业创新，新经济增长点也不容易培育出来。另外，在新金融领域也要注意防止垄断。现在中国几大巨头基本垄断了创新创业的投资，包括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投资，严重挤压了其他中小创投企业的发展空间。
第五，深入推进制度创新，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的未来还是要靠制度创新、靠开放。一要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明确界定和保护城乡各类要素的产权，一视同仁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中国有句老话，"无恒产者，无恒心”。产权制度稳定是经济制度稳定的基础。关键要进一步明确界定和保护各类产权，促进城乡各类资源要素平等竞争、公平对待、自愿交易，让广大农民对农地、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持续稳定长久的预期。要依法规范对农村土地的规划管理与用途分类管控，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益。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合法权益，持续稳定提高农民收入。
二要进一步破除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制度，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继续推进城镇化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中国将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基本保障制度一体化，完善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放宽农民工落户城市的各种限制，减少农民，增加市民，切实提高常住人口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拓展城市各类资本、企业、人才下乡的管道，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村发展农民致富，激发农村经济活力，释放新的发展空间。切实降低城乡要素流动重组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政策体系。
三要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超大城市、城市群、城市
带融入国际分工和合作竞争体系。当今世界，超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依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发展中人口大国在这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和巨大潜能。对标世界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全面加快超大城市、城市群、城市带等对外开放，以大城市发展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构筑面向世界的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的经济体系。着力营造一流的国际营商环境，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和国际化水平，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集聚全球高端要素、高水平人才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推动形成全球性的投资、销售、研发中心，以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分工和融入全球合作竞争体系。
注：
1.国家统计局.2019年四季度和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算结果.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1/t20200117_1723591.html.
2.中国商务部网站.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温和增长.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2001/20200102929324.shtml.
3.新华网我国已建成门类齐全现代工业体系.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9/22/c_1125023628.htm.
4.根据Wind数据库的统计，2018年中国高等院校毕业生数787.67万，研究生毕业人数60.44万，成人教育217.74万，194.92万，共计1260.77万人.
5.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科技发展大跨越创新引领谱新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七”.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23_1680979.html.
6.数据来源：2018年上海统计公报.
7.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305&sj=2018.
8.中国商务部官网.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有望达68%.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gzzd/201808/20180802777406.shtml.
9.凤凰网.奥巴马：超10亿中国人过美国人生活全世界都将很悲惨.http://phtv.ifeng.com/program/sslld/detail_2012_02/14/1250481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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