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源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劳动分工理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1-2］。新的全球劳动分工表现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生产网络主导的产品内分工，这一过程逐渐突破国家边界的限制，扩展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国家，进而对特定地区的劳动分工产生影响。Scott将劳动空间分工同现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联系起来，并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劳动空间分工分析，赋予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分解以空间概念［3］。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Dicken等学者提出了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内涵：一些区位处于控制核心地位，一些则处于被支配的边缘地位，以资本功能为特征的区域获得控制权，劳动力过剩的区域则处于被支配地位［4-6］。这一理论框架强调了社会经济过程的分析，将生产的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社会过程、政治决策、技术变革和文化因素联系起来，认为空间形态是社会过程的空间表现，是社会过程、生产的社会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对诸多社会经济现象有很强的解释能力［6］。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城市和区域越来越被纳入全球经济网络，以“价值区段”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正在取代以“行业类型”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7］。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与国际劳动分工密切相关。在城市体系中，少数城市作为公司的管理和控制中心（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s），处于劳动分工的“价值区段”的高端；一些城市成为高技术集聚的区域；更多的城市则是公司的制造和装配基地，处于“价值区段”的低端［8-12］。这种价值链上不同的“价值区段”在城市的产业部类上会有所体现：那些占据“价值区段”高端的城市，以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类为特征；处于“价值区段”低端的城市，则以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类为特征。
全球生产网络的地方镶嵌促成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city regions）的形成，使得这些区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3］。这其中既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对于特定地域的社会经济空间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为特定地域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对接与互动，因此，作为新的全球经济系统的空间基础，“全球城市—区域”是全球化和本土化互动关系的连接点。作为开放经济的前沿，长三角地区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程度最高的“全球城市—区域”。国内外很多学者运用全球劳动分工、价值链和城市网络的相关理论，对其区域劳动分工进行分析［13-27］。但是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产业分工问题，从产业价值区段的视角将劳动分工与“全球城市—区域”联系起来的研究仍然较少。而且这些研究大多进行的是某一时间断面的研究，主要以地级市为空间单元，仍然缺乏运用历时性数据，对更细致的空间单元（县级单元）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拟以2000—2013年为时间范围，以长三角地区为空间范围，将空间单元进一步划分至区市县，从产业价值区段的视角，来观察地区劳动分工的时空演化格局。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研究范围
本研究拟选取长三角区域内16座核心城市作为研究的空间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南通、扬州和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湖州、台州和舟山。在空间单元的划分上，以2010年末行政区划为标准，将地级市进一步划分为县级单元，具体包括市辖区（包括市区和郊区）、县级市和县（以下简称“区市县”），共有88个空间单元。
本研究以2000—2013年为研究的时间范围。这段时间的前半段是中国加入WTO后，长三角地区快速融入全球经济的时期。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受制于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长三角地区受到了较大的外部冲击。因此，这一时间段在研究长三角地区劳动分工的时空演化方面具有典型性。
1.2研究方法
有关地区劳动分工的研究方法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从地域生产要素分布或多因素组合的角度来看待劳动分工，以斯密、李嘉图、俄林、波特等学者为代表；另一种则从生产活动的空间组织来看待劳动分工，以Massey、Scott、Dicken等学者为代表［28］。由于第二种视角将生产的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社会过程、政治政策等因素联系起来，因此对诸多社会经济现象有很强的解释能力［6］。唐子来等运用产业部类的价值区段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体系进行了分析，是近年来这一领域的有益探索［7］。本研究将借鉴这一研究方法，来考察各城市的价值区段特征和时空演化特征。
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从价值区段的角度，将城市产业分为8个产业部类［7，29］。考虑到建筑业的区域分布具有特殊性和其它工业的行业垄断特征，本研究选取生产性服务业、其它服务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农业6个产业部类，以各部类增加值占GDP比重偏离区域平均值的标准差（STD）倍数来衡量各个城市的价值区段特征。如果某个产业部类的该指标大于0.5，那么这座城市的价值区段就是以该产业部类为特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一个城市的某一产业部类增加值占GDP比重偏离区域平均值的标准差（STD）倍数较高，也并不意味这个产业部类就是该城市的主导产业部类，只是表明，相对与区域平均值而言，该城市的这一产业部类相对突出。根据既有研究成果［7］，这六个产业部类的价值区段由高到低依次是：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其它服务业、农业。
1.3数据来源
在地级市层面，以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2000、2005、2010和2013年分行业增加值为数据源。其中，选取2000年和2005年是为了与已有研究相衔接［7］，选取2010年和2013年则是为了观察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变化情况。在区市县层面，由于各区市县的统计年鉴中缺乏分行业增加值，需要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数据源，这种数据既能体现产业部类的价值区段，又能落实到区市县层次的空间单元。受国内外研究的启发，笔者认为财富榜单上的公司可以作为替代性数据。设想一个空间单元具有某种产业价值区段的特征，那么这个空间单元的代表性企业通常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产业。例如上海市的生产性服务业较为突出，那么其必然聚集了相当数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公司；苏州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较为突出，那么苏州市也一定会有大量这一行业的公司。为了保证公司样本数量，笔者同时选取2013年的全球财富500强公司和中国500强榜单（简称双500强），搜集榜单上公司在长三角地区的分支机构及其成立时间信息，具体落实到区市县空间单元，以此为基础分析区市县空间单元产业价值区段的演化特征。
在选取公司时，建筑业、其他工业的公司不进入选择范围；由于双500强榜单上农业公司较少，不足以体现区域的价值区段特征，因此不进入选择范围；相关研究已经发现，其他服务业不是价值区段类型的主要表征行业，因此此类公司也不进入选择范围［7］。最终将双500强中的四类公司作为数据来源：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公司数据搜集时，将具有典型行政区经济的公司予以排除。这些公司在区域内每个城市都有分支机构，结果导致公司分支数据无法体现价值区段的差别，主要包括中国的银行、保险、通信、物流类公司。最终，入选的双500强公司共有348家，这些公司在长三角地区共设立了2197个分支机构。此外，由于双500强公司分布的不均衡性，有些空间单元的分支数量较少，不足以进行价值区段的判断。因此，将分支数量少于10家的单元排除，对最终入选的区市县空间单元进行分析。
2地级市空间单元产业价值区段的时空演化
采用2013年数据，对长三角地区16个核心城市的产业价值区段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划分为5种类型（表2）：第1种类型城市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包括上海、南京、杭州，以生产性服务业为特征；第2类城市为苏州，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特征；第3类城市包括无锡，常州、宁波、泰州、扬州和镇江，大部分为江苏南部城市，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特征；第4类城市包括南通、嘉兴、湖州和绍兴，大部分为浙江北部城市，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特征；第5类城市包括台州和舟山，以第一产业为特征。
这五种城市类型，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明显的“核心—外围”特征（图1）。上海与苏州作为高价值区段的城市，共同构成了长三角地区的首位核心；杭州和南京作为高价值区段的城市，是地区内的次中心单元，分别辐射浙江省和江苏省；其他城市依照价值区段的高低依次构成了地区内的半外围和外围地区。
以2000、2005和2010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对城市的产业价值区段进行聚类分析，发现2005、2010年的聚类结果与2013年相同，而2000年的聚类结果则明显不同（表3，图1）。2000—2005年，一些城市的价值区段类型明显提升，杭州由类型2（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特点）提升为类型1（生产性服务业为特点），镇江由类型4（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特点）提升为类型3（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特点），扬州、泰州由类型5（农业为特点）提升为类型3（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特点），南通由类型5（农业为特点）提升为类型4（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特点）。
尽管2005、2010和2013年的城市类型没有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区段没有继续提升（表4）。数据显示，2000—2013年，产业价值区段较高的产业部类的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业价值区段较低的产业部类的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包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其他服务业和农业。这说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价值区段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各类型的变化幅度在各个阶段有所不同。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主要发生在2005—2010年间，从12%增加到18%；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的增加主要发生在2000—2005年间，从5%增加到8%；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则呈现逐年稳步增长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增加的阶段正好是金融危机发生的时期，显示出生产性服务业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的特点。
比较2000年和2013年的各类型城市产业部类增加值比重偏离区域平均值的标准差倍数，可以发现长三角地区的价值区段的聚类特征日益明显。总体而言，各类型的这一指标呈上升趋势。类型2城市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偏离区域平均值的标准差倍数，从2000年的1.38上升到2013年的2.565；类型3城市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偏离区域平均值的标准差倍数，从2000年的0.844上升到2013年的0.959；类型5城市的农业增加值比重偏离区域平均值的标准差倍数，从2000年的1.424上升到2013年的1.724；类型4城市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偏离区域平均值的标准差倍数，从2000年的1.720上升到2013年的1.991。只有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一指标明显降低了，在2000年为1.960，到2005年为1.237，这与2000—2005年间，杭州由类型2进入类型1，其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与上海、南京相比相对较低所导致。
综上所述，2000—2013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体系的价值区段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聚类特征日益明显，从以“行业类型”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向以“价值区段”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的转变的趋势并未因为2007年金融危机而发生改变。
3区市县空间单元产业价值区段的时空演化
在区市县层面，按照2013年各空间单元的分支机构的行业比重，可以将其分为四种类型（表5）：第一类包括上海市区、南京市区和杭州市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特征；第二类包括苏州市区、松江和昆山，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特征；第三类包括宁波市区、无锡市区等，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特征；第四类包括湖州市区、绍兴市区、南通市区和吴江，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特征。
将地级市和区市县两个空间层面的价值区段类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显著的异同。在相同点方面，市区单元的价值区段类型与所在地级市价值区段类型一致。例如上海、南京、杭州三座城市，其市区单元和地级市单元均体现出生产性服务业特征；苏州的市区单元和地级市单元均体现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特征。其原因在于市区单元的经济规模在地级市中的比重较大，因此，市区单元的价值区段特征往往代表了整个地级市的价值区段特征。
在差异性方面，郊区、县级市和县单元的价值区段特征不同于其所在地级市的市区单元。例如上海市，尽管市区单元表现出很强的生产性服务业特征，但是其郊区单元则表现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松江）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特征（嘉定、青浦、金山、奉贤）。再例如苏州市，其市区单元表现出很强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特征，但是其所辖的县级市则各不相同：昆山表现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特征；张家港、常熟表现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特征；吴江则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征。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分析2010、2005和2000年的价值区段特征。结果显示，2005、2010与2013年的聚类结果相同。在2000年，聚类结果出现了变化（表6）。杭州市区表现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特征，而到2013年杭州市区已经体现出生产性服务业特征，这与地级市层面的价值区段结果非常类似，说明了杭州市区单元在这一期间价值区段的迅速提升。其原因在于大批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开始布局杭州，使得杭州的价值区段显著上升。松江在2000年体现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征，而到2013年，一系列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公司相继落户，提升了松江的产业价值区段，使之成为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特征的价值区段类型。
4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地级市和区市县两个空间层面，对长三角地区产业价值区段的时空演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长三角地区的价值区段持续上升，反映了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区域城市体系的聚类特征日益明显，呈现出从以“行业类型”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向以“价值区段”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的转变。在2000—2013年，价值区段的较高的产业部类（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区域GDP比重呈上升趋势，说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价值区段在逐步提升。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主要发生在2005—2010年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的上升主要发生在2000—2005年间；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则呈现逐年稳步上升的态势。
长三角地区城市可以聚类为五种类型，分别对应价值区段由高到低的产业部类，即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农业。这五种价值区段类型在空间上形成了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外围”的格局。在2000—2013年，这种空间格局相对稳定，有些城市的价值区段提升明显，包括杭州、镇江、扬州、泰州和南通。
运用双500强公司的分支机构的区位信息，对长三角地区内主要区市县空间单元的价值区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各市区单元的价值区段类型与所在地级市价值区段类型显示出一致性，而郊区、县级市和县单元的价值区段特征则显示出差异性。在2000—2013年，杭州市区和松江的价值区段提升最为明显。
长三角地区产业价值区段的时空演化也与区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表现出高度相关性。受加入WTO、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2000—2005年是长三角地区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期，同时也是各城市价值区段聚类快速变化的时期，杭州、镇江、南通、扬州和泰州正是利用这一时期实现了价值区段类型的跃升。2005—2013年，区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告别了快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的城市价值区段聚类就没有发生较大变化，意味着区域分工格局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区域的价值区段依然保持上升势头，这一时期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的提升幅度较大，直接促进了区域产业价值区段的继续提升。因此，尽管金融危机带来消极影响，但是却倒逼式地促进了地区价值区段的提升，为地区经济发展转型和产业升级带来了机遇［30-31］。
国际学术界近年来研究认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新的全球劳动分工对特定地区的劳动分工产生影响，其重要特征就是以“价值区段”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正在取代以“行业类型”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本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在长三角地区，少数城市（上海、南京和杭州）作为公司的管理和控制中心，处于劳动分工的“价值区段”的高端，这些城市以价值区段较高的产业部类（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特征；一些城市（例如2000年的杭州和苏州）成为高技术集聚的区域，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特征；更多的城市则是公司的制造和装配基地，处于“价值区段”的低端，以价值区段较低的产业部类为特征。与此同时，2000—2013年，各产业部类聚类特征日趋明显，表明长三角地区以“价值区段”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日趋明显。这一现象是由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生产网络与长三角区域生产网络的相互作用逐渐形成的，是“全球生产网络地方镶嵌”的具体表现。从劳动空间分工的角度看，全球生产网络的纵向一体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企业总部在特定城市集聚使得城市成为命令和指令中心，同时具有较强的生产性服务业职能；高技术集聚的区域对科研设施、人力资源、基础设施有较高要求，因此往往靠近区域核心城市；大多数城市则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成本优势，嵌入全球和地区生产网络。这种纵向一体化的趋势，在空间上表现出“核心—边缘”的区域空间结构。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代表性的“全球城市—区域”，具有全球生产网络地方镶嵌的典型特征。其区域产业分工格局，既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对于特定地域的社会经济空间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为特定地域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对接与互动。因此，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产业价值区段格局，正是新国际劳动分工内涵的体现：一些区位处于控制核心地位，一些则处于被支配的边缘地位，以资本功能为特征的区域获得控制权，劳动力过剩的区域则处于被支配地位，而且这种以产业“价值区段”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日趋明显。
地区劳动分工的时空演化是一个需要从多角度分析和探讨的问题，本研究从产业价值区段的视角入手，丰富了我们对长三角地区劳动分工时空演化的认识，提供了描述和分析这一过程的新视角和新途径。在全新的时代背景和理论体系下，只有通过多角度的分析观察，将多种方法相结合，才能对此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也是未来研究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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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51508108）
作者简介：李涛（1982—），男，山东青岛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和城市规划。E-mail：466695659@qq.com。
*通讯作者：张伊娜（1980—），女，上海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和城市规划。E-mail：zhangyina@fudan.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