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迁移活动作为独特的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强烈地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城市社会的发展背景。绝大部分关于流动和迁移的文献都着眼于年轻人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多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劳动力的流动与迁移行为特征，而相对忽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的迁移。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08万人，这其中，有约1．92％的老年人口迁移，也就是有276．6万老年人口发生了跨地市级的迁居行为。随着社会老年化逐步加快，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社会化养老尚未成熟，家庭化养老成为趋势的背景下，老年人口迁移群体将会不断增大。这部分跨地市级的迁移群体会直接考验整个社会的福利体系，包括跨地市级的医保问题、养老金领取问题等，并对迁入地的社会服务构成很大的负担。所以，老年人的迁居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往往构成许多城市社会问题的原因或者结果。因此，从整体上把握老年人的迁移现象，认识和理解老年人迁移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究竟老年人口的迁移行为遵循怎样的机制与原则？他们的行为特征如何？不同的户籍状况下，迁移的老年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较系统地分析了2000－2005年中国老年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对城乡老年人口迁移者的选择性特征有所揭示，从而为进一步探讨老年人口对其迁出迁入地的家庭及社会影响提供基础性资料。
二、相关文献回顾
老年人口的迁移影响到各级政府、家庭成员和社会组织之间对合理分布老年人需要的健康照顾和社会服务的再分布。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更有兴趣来探索退休前的人口迁移，特别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劳动力的迁移。主要的迁移理论，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迁移新经济学和劳动力市场理论，都主要与劳动力的迁移有关（Masseyetal，1993）。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外关于老年人口的迁移理论才逐渐发展起来（Litwak，1960aand1960b；Litwakand Longino，1987），根据国外文献检索，老年人口迁移地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类别。
第一，向好的自然环境迁移。国外实证研究中达成共识的是，退休年龄人口通常移往气候温暖的地域、从大城市移往小城镇、从生活成本高的地区移往生活成本低的地区等（Barsby＆Cox，1975）。
第二，向成年子女或其他亲属迁移。Liaw，Frey和Lin（2000）利用美国1990年普查的公共微观数据资源②，以所有1990年60岁及以上的白人和黑人的本土居民为对象，评估了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吸引。他们发现，成年子女的居住地和环境宜人度，是吸引老年人首次迁移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并且，无论是否有配偶，老年人都受成年子女的强烈吸引，但是这种吸引对丧偶的老年人更强一些。这个研究暗示成年子女仍然是老年人长期照料的可行提供者。Al－Hamad，Flowerdew和Hayes（1997）根据英国1991年的普查资料，对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及其迁移居住模式的研究显示，英国老年人迁移主要是为了与子女共同居住，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处于丧偶状态。女性迁移者多于男性，长途迁移与短距离迁移数量相当。迁去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比起那些迁往其他亲属如兄弟姊妹户同住的老年人来讲，更有可能身患长期疾病。
此外，国外学者还将老年迁移人口进行细分，考察某一属性特征或特别事件对老年人口迁移的影响。Hays等（2002）将老年人从年龄上区分为年轻老年人和老老年人（指年龄大于70岁的老年人），认为二者的迁移行为模式具有很大的差异。Chevan、Albert（1995）比较了老年人丧偶前后的居住迁移行为，结果显示丧偶是导致迁移的重要机制，大部分与此相关的迁移发生在丧偶第一年，大部分丧偶的老年人最终都发生了迁移行为。影响丧偶老年人居住迁移行为的因素包括丧偶时的年龄、健康状况、居住时期长短、教育程度、额外的空间、收入、种族、房屋所有权等。Everitt＆Gfellner（1996）通过对加拿大农村地区迁移老年人与非迁移老年人的比较，认为迁移能够使老年人避开当地尤其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足的缺陷，有助于提高其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和改善其健康状况。
国内对流动迁移老年人口的研究更为薄弱，与之相对应的是，已经进入人口年老型社会的现实，规模越来越庞大的老年人队伍以及越来越活跃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因此，国外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老年人口迁移流动行为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宋健，2005）。国外文献研究对于中国流动迁移老年人口的研究能够提供可贵的借鉴与启发，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具体国情的不同，在进行中国迁移老年人口研究时，有一些中国特色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别的国家的经验对此无能为力，本文就是通过数据相对可靠、完整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对中国老年人口迁移作深入分析。
三、我国老年人口迁移的发展及基本结构特征
本研究主要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迁移被定义为跨越了地市级行政区划的居住地改变。因此，迁移成立的第一个条件是，在普查时点上被调查者发生了跨越地市级行政区划的位移，在地市级内的居住地改变则不被认为是迁移。其第二个条件是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才被认为是发生迁移行为。第二，老年人口的定义。联合国用65岁作为老年人的分界线，在中国，退休年龄因性别、行业甚至职称高低而异，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本文均以60岁作为界定老年人的起始年龄。
（一）老年人口的迁入地与青壮年人口迁入地基本一致
从表1老年人口迁入地来看，迁入地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带的广东、天津、上海、北京和山东五省市，占老年总迁移人口的48．85％。其中，农村户籍老年人口主要迁入地又和非农户籍老年人口有所差异，农村老年人在选择迁入东部地带外，迁入内蒙古和黑龙江的老年人口也各占了5％的比例，而非农户籍老年人多把东部地带作为主要迁入地。相比同时期青壮年人口的迁移选择（见表2），本文发现老年人口的迁入地与青壮年人口的迁入地基本一致。因此与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从大城市移往小城镇、从生活成本高的地区移往生活成本低的地区”的迁移规律仍有非常大的差距。我国老年人口依旧把经济发达地带、大城市作为主要迁入地选择。
（二） 城乡人口迁移率在退休年龄处分异
由于城乡的经济差异，城市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抑制人口迁移的政策性壁垒逐步削弱，中国的人口迁移规模在近二十年不断扩大。从图1各年龄段的迁移率来看，城乡人口的迁移在国家义务制教育阶段结束后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且农村户籍的迁移率明显高于非农户籍的迁移率，这与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城市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人口城乡迁移流的宏观经济背景相吻合。然而到了退休年龄处，两股迁移率发生逆转，非农户籍的迁移率开始高于农村户籍的迁移率，并持续到80岁以后。因此，城乡人口迁移率在退休年龄处实现分异，当步入老年时，城市老年人口的迁移较农村老年群体活跃。
（三）女性老年人口迁移与男性相当
性别选择也是迁移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从生理条件、传统观念以及人们的常识一般认为男性具有迁移性别优势，即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更容易迁移。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来看，男女性别差异正在逐步缩小，尤其是进入老年后，男性几乎已没有迁移性别优势，中国老年迁移人口表现出性别平衡化的特征（见图2）。
（四）农村老年迁移人口的单身率高于城市老年迁移人口
从国外文献来看，丧偶是老年人迁移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但从表3我国迁移老年人口的婚姻状况来看，有配偶的占到大部分。农村迁移老年人口有配偶率达到69．62％，城市迁移老年人口有配偶率更是高达84．39％。从丧偶率来看，农村为27．91％，城市为14．4％，因此从总体判断，农村老年迁移人口的单身率高于城市老年迁移人口，但是丧偶均不构成老年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
（五）务工经商仍是农村老年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之一
以往研究认为，与青壮年的经济原因迁移不同，大部分老年人并不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迁移，而是受他们早年迁出的成年子女的吸引而迁移。“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等社会原因是老年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从2005年调查数据来看（见表4），城市老年人口迁移符合这一规律，超过六成的城市迁移老年人均是属于社会原因迁移，然而农村老年人口迁移仍有三成是务工经商的迁移。
四、城乡老年迁移人口的影响因素比较
从以往的研究可以知道，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人口的迁移特征和迁移动机存在显著差别。那么对于老年人口来说，户籍的分异是否也对老年人的迁移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小普查数据和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从个体、家庭、区域经济三个层面比较城乡老年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
（一）变量的选择
个体层面的变量：对人口迁移的研究最初是从对个人的特征开始的，已有甚多的文献研究分析了个人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并已证明了这种影响作用的显著性。这些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在婚姻状况中，将“初婚有配偶”和“再婚有配偶”合并为有配偶组，“未婚”、“离婚”、“丧偶”合并为单身组。根据老年人群的特征，在个人特征中，还有必要加入以下两个变量：主要生活来源和身体健康状况。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其迁移选择也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身体健康状况，所以身体素质应作为老年人迁移影响因素的重要指标，将普查问卷中的“身体健康”和“基本能保证正常的生活工作”合并为身体“好”组，将“不能正常工作或生活不能自理”、“说不准”合并为“不好”组。主要生活来源的变量加入可以判断城乡老年人是经济独立还是受子女经济支持所制约，以判断老年人口的迁移是否为经济因素投靠子女。个体层面的回归分析以模型一表示。
家庭层面的变量：本研究根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将选择以下两个变量来表示迁入地家庭特征：（1）户内是否有成年子女。考察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老年人口的迁移在依赖成年子女的照料上是否存在差异；（2）户内是否有6岁及以下的学龄前儿童。研究显示，我国隔代抚养占25％至30％，另有很大一部分是两代人共同抚养。中国人对家庭的传统观念比较重，年轻的夫妻一般跟父母同住，直到第三代孙子女比较大了或者上学了再分出去。这种现象也是由市场经济发展造就，双职工家庭无暇照顾孩子，交给保姆还不如自己的父母来照顾更放心。同时中国托幼机构不发达，入托比例很小，因此老年人口的迁移选择往往与家庭需求因素相关，并且一般情况下孙辈的年龄越小，家庭需求越大。加入家庭层面的回归分析以模型二表示。
区域经济层面的变量：从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取出各地级市GDP、职工平均工资等指标，比较老年人口迁入地和户籍地的区域经济环境的差异。变量包括：（1）户籍所在地级市的GDP产值；（2）户籍所在地级市的职工平均工资。这两个变量用来考察老年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环境的选择。加入区域经济层面的回归分析以模型三表示。
（二）城乡老年迁移人口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logit二分类回归模型比较城乡老年迁移人口的影响因素。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共有农村户籍老年人口215705个样本，其中迁移老年人口2755个样本，城市户籍老年人口97115个样本，其中迁移老年人口3069个样本。因变量中，将未迁移老年人口作为参照组，设为0，老年迁移人口作为对比组，设为1，比较户籍的分异究竟在哪些方面影响了城乡老年人口的迁移特点。
回归发现（见表5），两组迁移人群存在显著的异同点。相同点上，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老年人口随着年龄的增加，迁移意愿均降低；随着教育文化程度的提高，迁移意愿均加强。同时，两组人群中，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均更容易发生迁移，农村老年迁移人口更为明显。不同点处，首先在个体层面，城乡老年迁移人口在身体健康状况上存在较大差异，城市户籍老年人口的迁移行为与身体状态无关，而农村户籍中，健康老年人口更易发生迁移行为。此外，城乡两组老年迁移人口在婚姻状态上也存在显著不同，城市户籍老年迁移人口有配偶的更多。在家庭因素层面，城市户籍老年人口在迁入家庭户有6岁及以下儿童的更容易发生迁移行为，说明城市户籍老年人口的迁移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帮助子女照料家庭或孩子，同时城市户籍老年人的迁入家庭户多有其成年子女。而农村户籍老年人口的迁移则恰恰相反，迁入户家庭多没有6岁及以下儿童，这与农村户籍老年人的迁移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务工经商密切相关。在区域经济因素层面，户籍所在地级市的人均GDP、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越低，农村户籍老年人口更易发生迁移，因为他们的迁移行为往往受经济收入环境因素所影响，更易迁往经济水平发达地区。
五、结论
老年人口的迁移研究在我国正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老龄人口规模的快速增大，老年人口迁移群体也将会不断庞大。这部分跨地级市的老年迁移群体会直接考验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因此了解老年人口的迁移特性为我国老年人口未来流动方向提供了参考价值。
第一，从迁入地来看，我国老年人口依旧把经济发达地带、大城市作为主要迁入地选择。与发达国家退休年龄人口通常移往气候温暖的地域、从大城市移往小城镇、从生活成本高的地区移往生活成本低的地区等呈现截然相反的特征。可以说，我国老年人口迁移方向与青壮年人口迁移方向产生同构，即都往沿海发达地区迁移。这主要有两部分原因：首先，老年人口迁移中尤其是农村户籍，有一部分是务工经商的迁移，因此他们在迁入地的选择上与青壮年的就业迁移并无差异；其次，老年人口迁移动机中更大一部分是投亲靠友，向成年子女迁移，因此，青壮年的迁移方向也成了他们的迁移方向。
第二，从迁移动机来看，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老年迁移人口存在很大的差别。总体来说，城市老年迁移人口受家庭因素驱动更大。许多城市老年人退休以后还想为子女照料孙辈而不是独自享受生活，所以子女和孙子女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的迁移选择。因此在个人特征中也表现出这类老年迁移群体相对农村老年迁移群体往往是有配偶的，而不是丧偶后的投靠子女，他们迁往子女更多的是为了代际扶持。相比之下，农村户籍老年人往往地缘、邻缘观念强烈，一般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只有在丧偶或是需要子女经济扶持、身体照料时，才会发生迁移。所以农村老年人口的迁移本身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年轻子女的照料，他们对迁入户家庭是否有孙辈并无太大偏好，越是在没有孩子或孩子较大时，他们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照料。此外，由于城乡差异巨大，农村户籍老人往往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削弱了他们的迁移意愿。
第三，从迁移观念来看，目前我国老年人自主享乐型迁移非常少。中国老年人普遍有储蓄养老的心态，消费观与西方老年人有较大差别。另外，中国的“户口”制度也给享乐迁移带来了变数和阻碍。在美国的老年迁移中，地域之间的流动几乎没有困难，老年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享受几乎相同的待遇，因此选择面也比较宽。在国内老年迁移人口在迁入地不能获得由户口带来的系列政策，尤其是医保互通问题，因此享乐型老年迁移在短时期内发展的可能性不大，这也决定了未来老年人口迁入地还可能保持目前的单一性。
第四，从对迁入地的影响来看，积极因素方面，老年人的迁入会刺激迁入地相关服务人员的需求，新的需求创造了很多新的岗位，国外从收入角度研究发现，退休者迁入地区的收入水平增长速度要比其他地区快。但是，国内老年迁移人口的迁入地过于集中，对迁入地的社会医疗服务设施等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由迁移引起的老年人口再分布对老年人需要的健康照顾和社会服务等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作为主要迁入地的东部沿海城市，其本身就面临着快速老龄化的局面，又遭遇了一定规模的老年迁入人口，无疑是双重的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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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伊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统计；周双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策模拟。
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1YJC840071）部分成果。
② Public Used Micro－data Sour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