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超大城市，正朝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有人曾提问：作为超大城市，上海还需不需要乡村？我的答案是需要。
新时代，上海不仅要进一步强化破解“三农”问题的紧迫感，还应当率先成为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排头兵、先行者”，打造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新样板。
当然，作为超大城市的乡村或者说郊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条件、目标、要求、政策与其功能定位是密切相关的。超大城市的乡村发展变化有其必然性，也有特殊性，更有时代性。这就使得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一些不同的形势、特点、机遇、任务。
在这一大前提下，无论上海乡村的功能定位，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都需要体现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简单来说，凡具有上海乡村个性特色的，应当积极探索与创造经验；凡具有全国乡村普遍共性的，可以从法律规章等层面上进行制度性固化。
关于上海乡村功能的认识，要有大视野、大格局、大战略
作为超大城市，上海的乡村与全国其他地方的乡村相比具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特色的一面。大体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上海的乡村显露出一些趋势性变化：
第一，农民出现“三多三少”：外来农民逐渐增多，本地农民逐步减少；职业农民逐渐增多，兼业农民逐步减少；新型农民逐渐增多，传统农民逐步减少。
第二，农业呈现“三增三降”：二、三产业元素逐渐增加，农业自身元素逐步下降；社会资本比重逐渐增加，农业自有资本比重逐步下降；新型经营模式逐渐增加，传统经营方式逐步下降。
第三，农村显露“三增三高”：外来人口流入逐渐增加，农村社区多元化程度逐步提高；农村青年流出逐渐增加，农村社区老龄化程度逐步提高；农村城镇化元素逐渐增加，农村社区管理难度逐步提高。
面对变化，需要坚持“三底线、三不变”原则。“三条底线”是指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三个不能变”是指集体土地所有权不能变、农地农用不能变、农民的基本权益不能变。
上海，不能就上海论上海；同样，对上海乡村功能的认识，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市域范围，而要有大视野、大格局、大战略。
比如，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引领下，相互融入明显加速，区域合作明显增强，城际功能及产业分工明显深化。其中，上海乡村与长三角地域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具有共同发展的良好基础。
为此，上海与江苏、浙江两地接壤的乡村可以建设若干个“共建、共生、共利、共荣”的发展圈，起到乡村振兴一体化发展的示范作用；可以对一些乡村振兴项目实行联合开发，共同立项、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可以培育一些区域乡村联动发展的闪光点，推动跨区域投资等；可以选择一些关联性较大的产业链供应链，培育成为一体化发展抓手等。
又如，上海在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进程中，把乡村建设好了，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了，起到应有的示范作用，就能充分体现国家战略、上海使命、乡村愿景的高度统一。从这个高度出发，上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
再如，上海城乡具有行政区域的高度统一性，在经济结构与要素价格上呈现相对落差。这样的制度性、经济性特征，为超大城市发展提供了回旋余地。
一方面，可以把乡村作为“城”的外延来做文章，形成城乡“一盘棋”意识及互补性发展战略，让乡村成为大都市发展的重要腹地、缓冲地带及多功能、多样化基地，并在思想观念、推动机制、舆论导向上为缩小城乡差别提供准备。
另一方面，做足“乡”的内涵，不能简单地以“城”替“乡”，而应注重以“城”带“乡”。尤其是，要进一步形成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联动”的整体态势。
“繁荣繁华看市区，经济实力看郊区”是城市开发的必然
上海的乡村，既是超大城市中心城的扩展区、连绵带，又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产业、人口、就业的主要分布区，还肩负着优化城市环境的特殊职能。
下一步，从建设“五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推动形成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等客观要求来看，还应发挥好乡村的更多新功能。
第一，全市综合经济实力增长的“组合”功能。
超大城市的乡村不应停留在为全市经济发展“添砖加瓦”这一层面上，还要成为中心城区和郊区“两相组合”的中坚力量。因此，也就有了“繁荣繁华看市区，经济实力看郊区”的生动说法。这不是“摊大饼”的需要，而是超大城市功能开发的必然。
例如，一些乡村地区成了新型开发区，进而推动郊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一些乡村地区培育一系列旅游景点，打造出各具特色的古镇，推动郊区休闲旅游业发展；传统农业通过“接二连三”，发展了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等，有力提升了农业发展能级，等等。
第二，大都市圈空间伸展的“扩充”功能。
目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的配置和布局已从以往的600平方公里走向了6000平方公里，也就是从外环线之内扩展到包括郊区在内的整个市域范围。
一方面，带动中心城区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和能级提升，改善城区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郊区顺势成为制造业重要基地，产业结构日益丰富。
另一方面，推动郊区城镇化进程。如通过新城建设，不仅在郊区打造了五个中等城市，还与中心城区以及江苏、浙江的周边城市一起构建形成上海大都市圈。
第三，国内外经济要素流入的“承接”功能。
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超大城市的乡村已经发展成为承接国内外经济社会要素流入的重要阵地。
一方面，随着城市功能调整，中心城区产业逐渐向郊区迁移、扩散，郊区承接功能显现，接纳了存量经济，激活了增量经济。
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和企业的进入，郊区承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郊区各处“大居”承接了越来越多的中心城区外溢人口。
第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内外辐射的“走廊”功能。
随着超大城市集聚功能的提升与辐射能量的释放，上海与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经济社会要素流动的内涵不断丰富、规模不断增大、速度不断加快。
其中，很多要素的流进流出不仅会经过郊区，还有相当一部分会沉淀下来。这就需要超大城市的乡村发挥好“走廊”功能，如航空客运走廊、航运物流走廊、产业集群走廊、旅游景点走廊、绿色居住群走廊等。
我曾在全国两会上提出长三角地区可以共同打造“四条走廊”：G60科技创新走廊、G50绿色发展走廊、G42高端智能制造走廊、临海临港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廊。这些经济走廊的打造，都离不开超大城市郊区的承载、嫁接与发展。
第五，维系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健康发展的“屏障”功能。
特别是，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可在很大程度上净化空气、增加绿地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提升水质、增强涵养水源的能力，进而缓解超大城市的“热岛效应”，对“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地更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六，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全方位的“服务”功能。
在“供应服务”方面，可为超大城市提供绿色、安全、无公害和标准化的各类农产品，解决城市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问题。
在“居住服务”方面，可通过吸纳和消化中心城区外溢人口，疏解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过高问题，改善全市人口布局。
在“休闲服务”方面，可提供居民休闲、度假、旅游等服务载体。通过发展观光农业、休闲旅游、民宿等，整洁的村容、便捷的交通、优美的田园风光成为城市居民缓解压力、放松心情的“解压地”“充电地”。
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深入把握超大城市的乡村功能，是为了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农业发展、农村兴盛、农民富裕。
下一步，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必要的权衡与统筹：
第一，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在超大城市，尽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条件比较好，但跨越城乡鸿沟过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也是不能轻视的，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由此，推动超大城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能急于求成，但应有紧迫感。这就需要制定完善好中长期的统筹规划，明确方向、瞄准目标、落实责任、精准施策，再予以分步实施，从而成为长三角、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率先实现乡村振兴的“样板房”。
第二，要辩证认识城乡差异的基本内涵。
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差异是由产业性质和特征所决定的，农村的生态特征和自然风貌当然也与城市有所差异……凡此种种，既不可能消失，也不应该消除。
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机械地理解消除城乡差异，就有可能把农村搞成“城不城、乡不乡”，弄到最后成了“夹生饭”。
第三，要遵循农业、农村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一般来讲，大城市往往对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动比较强烈，实践经验也比较丰富。这为乡村振兴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不能就此简单地套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思维去指导乡村建设，更不能机械地照搬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要充分遵循农业、农村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切实尊重农民的意愿，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使农村内生力量和外部推动力量的劲往一处使。唯有如此，超大城市乡村振兴才能真正有效、有序地实施起来。
第四，要强调系统集成的理念。
实施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内在要求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可见，超大城市乡村振兴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推动。
以往的发展经验表明，“单兵作战”仅仅是基础，更重要的是站在全局高度进行系统集成，进而产生整体效应。为此，需形成组织体系，明晰操作主体，强调综合协调，落实统筹规划。
第五，要明晰乡村振兴的基本取向。
当前，乡村振兴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多予”的核心在于多推动城市资源向乡村倾斜，多为乡村建设提供资金，多为农民收入增长打开门路，多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全面支撑。
“少取”的核心在于执行最严格的土地制度，保护好乡村各类资源，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放活”的核心在于深化农村改革，理顺体制机制，释放农村活力，推动农业发展，加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
第六，要探索“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路径。
工业反哺农业的最直接体现之一就是“工业下乡”。昔日的乡镇企业曾经起到过这个作用，当下郊区的各级开发区以及新城建设，也可以成为非农就业和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载体。
城市支持农村的直接体现之一就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进城市资源向农村的流动和配置。要通过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使社会事业和生活水平实现有效对接，脚踏实地、有的放矢地去消除城乡在收入、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