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将提出关于“大力发展直播电商释放消费潜力”的建议。
张兆安代表表示，在我国，直播电商新模式起源于2016年，当年淘宝直播开通，快手和抖音也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开始尝试直播电商业务，但直播电商在发展初期流量积累很缓慢。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随后的复工复产复市，直播电商呈现出井喷之势。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
从目前直播电商市场的热度可以预见，2020年的成交总额超过万亿元是大概率事件。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百度等各大平台竞相重金布局直播业态，推出直播扶持计划。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直播电商将会直接推动消费增长，带来巨大的销售增量。
从需求端看，直播带货能有效刺激消费。一是“人”的因素，直播电商是带有社交属性的，消费者对主播都有程度不同的信任。因此，基于主播的分享或推荐，瞬间产生购买冲动的概率就很高。二是“货”的因素，直播卖的通常是高频且决策门槛低的商品。直播既能很好地展现“物美”的细节，又能凭借在销售成本控制方面的优势做到“价廉”，同时配合“限量”“秒杀”等手法的应用，这样就很容易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三是“场”的因素。主播在果园里边摘苹果边直播售卖，在厨房里边烧菜边直播卖菜等等全场景体验，无疑是直播带货的“大杀招”。这样的体验会使消费者产生亲近感和好奇心，自然就会立马下单“买来吃吃看”。
从供给端看，直播电商能优化电商生态，大幅降低小商户进入市场的成本。“天下苦流量久已”是电商圈流行语。“烧钱圈了流量卖高价”已经成为各大平台盈利的不二法则。商户间的竞争核心不再是产品与服务的比拼，而是对流量的争夺。一方面，没有流量就没有客户，再好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消费者看到的是满屏的推送，消费者找不到好产品，购买欲望也被抑制。直播电商的私域流量尽管目前还不足以挑战平台公域流量的霸主地位，但鲶鱼效应确有助于改变整个电商生态。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原先买不起流量的小商户通过转型直播电商加入了市场竞争，用好产品高性价比获客，以口碑传播社交分享带动私域流量的裂变增长。通过直播带货，大山深处的村民也能把“小木耳”做成“大产业”。
当前，推动线上新型消费发展，实现线上线下相融合，对提振经济动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国外疫情持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受到严重冲击，必须立足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稳定经济增长。为了推动直播电商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政府部门与电商平台共同为直播经济涵养良好生态，并以此为突破口带动更多消费增长。据悉，张兆安代表的建议包括：
——建立直播电商的自律机制。合规问题是现阶段直播电商的短板，合规问题包括产品合规、销售合规和售后合规等诸多方面。销售规模较小的直播电商因为缺乏必要的人才和资金造成合规能力不足；销售规模较大的职业主播虽有合规能力，但合规动力不足，原因在于职业主播是“带货”而非“卖货”，不用承担销售主体的法律责任。因此，政府主管部门、监管部门和直播平台应携手建立直播电商的自律机制。一方面，应该向能力不足的小直播电商提供合规支持；另一方面，要制定出台法规规章明确职业主播带货行为的连带责任，强化其合规自律意识。
——建立直播带货的监管机制。直播电商是新模式，对直播电商的监管也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多是针对基于公域流量的传统模式做出的规定，在对基于私域流量的直播电商监管就存在适用性问题。又如，对直播带货的有效监管手段也非常缺乏。仅2019年“双十一”当天，淘宝上就有十万场直播带货，依靠传统的监管方法肯定无济于事。因此，建议立法机关对法律适用问题尽快做出解释或调整，建议监管部门采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发直播带货的违法违规行为监测系统，从而构建有效的直播带货监管机制。
——建立直播消费的选择机制。在消费领域，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实践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消费者的科学理性选择实现产品和企业的优胜劣汰。而直播消费因带有社交属性大多为“认人买货”，客观上在直播过程中消费者也没有机会货比三家。因此，建议直播平台要在直播带货前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真实且可比较的信息，各级消协、消保委也要针对直播带货中的高频商品类别开展比较试验，为消费者的科学理性选择提供参考信息。
——建立直播经济的公平机制。其一，是职业直播对消费者要公平。例如，有些职业主播打的是C2B的旗号，做的是B2C的事。一方面以消费者代理人身份推荐商品，另一方面又作为企业代理人收取佣金。其二，是直播平台对直播电商要公平。例如，有的直播平台采用算法推荐取代社交分享，算法的公平性就很关键。其三，是直播电商作为新通路模式与其他通路模式的竞争要公平。应该充分认识到，直播经济的公平机制关乎直播电商行业健康发展，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