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拜新闻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双碳”目标。发展绿色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途经。其中，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中心，推动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与绿色发展格局的重要体现。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以及与社会经济不断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历史机遇。在此背景下，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笔者探究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机制，主要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阶段性特征。笔者测度了2011—2019 年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时间变化特征。
2011—2019年，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城市间的整体差距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11—2015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呈现出一定的波动趋势，但上升幅度极小；2016—2019年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差异程度明显扩大。可以看出，城市经济绿色发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托原有产业基础、产业结构等地区条件，很容易形成发展的惯性与路径依赖，进而导致马太效应出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则出现了明显的两段式特征：首先，2011—2016年经历了一段波动式上升阶段，说明在此阶段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城市间的整体差距不断扩大；其次，2017—2019年城市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差异不断缩小。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与经济形态在发展初期往往会倾向于集聚发展，进而发挥其规模经济与创新效益。但同时数字经济又存在网络效应和溢出效应，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与成熟，其空间扩散效应也会愈发显著，可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城市间均衡式发展。
市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在空间集聚与格局演变方面，通过对比2011、2015和2019年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分布与演变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前两个研究节点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长期稳定的空间集聚格局。但到 2019 年，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较为明显的增长格局。其中，珠三角、长江流域和环渤海等地区出现较为明显的高值集聚区，说明这些地区的绿色、低碳发展势头较好。同时，通过对比2011、2015 和 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与演变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川渝地区，且空间集聚格局较为稳定，侧面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可能存在一定的区域根植性与区域路径依赖特征。
综合对比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可以看出，两者高值区存在一定的空间耦合特征，特别是在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明显增长的2019年。笔者利用计量模型计算了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效率两者关系，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一个“U”型关系的结论，即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从负向影响到正向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这说明，在一定范围内，数字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一个“度”之后，便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种阶段性结论也符合部分学者对互联网、数字经济与经济效率的研究已有结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被认为能够推动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绿色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变数。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早期，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常常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一方面，这有助于地方基础设施的更新与优化，但同时可能会占用地方有限的资源，忽略对产业结构，特别是第二产业生产与组织方式优化的重视。此外，依托数字基础对经济的赋能，需要一定时间的技术沉淀与技术渗透才能起到优化产业结构与生产方式的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共同导致在数字经济发展较低水平时，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反而不利于城市绿色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数字经济自身的“数字”属性，其通常表现在赋能第三产业方面，特别是在数字普惠金融等方面。尽管这些方面的高效率有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重要影响的第二产业的优化作用稍显不足。已有研究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多依赖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以及资源在二三产业间的配置优化等途径，而“数字”在这些方面的渗透通常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赋能过程，这也间接导致更多的数字经济优势会集中到第三产业。并且，当数字经济赋能对第三产业形成路径惯例与依赖时，也将不利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与提升，进而导致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由上文结论可知，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为了得到更稳健的结果，笔者从四大区域和不同类型城市层面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如表1所示，在东部与中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在西部地区没有起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的积极作用，甚至在东北地区表现出不显著的负向作用。同样，数字经济在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中对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在中小城市却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些实证结果证明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第一，充分认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趋势。无论是城市绿色经济发展还是数字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阶段性与过程性的发展特征，各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发展水平差异是客观现状也是必经过程。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发展数字经济，注重数字经济的技术沉淀与技术积累。第二，在明晰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过程的基础上，科学部署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绿色发展的路径。数字经济具有赋能范围广、赋能层次深，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等特点，而影响城市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产业间和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与利用方式。
因此，为了更大程度地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应注重数字经济在优化各产业以及各产业间的资源配置与利用方式的作用，精准且高效地找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经济绿色发展的关键点，最大程度地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与此同时，需要关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具有经济绿色转型需求的地区，利用区域间协同发展机制，发挥数字经济的溢出与扩散效应，帮助其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第三，注重绿色创新在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作用。已有研究证明数字经济有助于创新，因此应该聚焦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发挥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创新的基础上，着重挖掘绿色创新对优化资源利用与配置方式的优势，进而激发其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