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日本新干线1964年的运营标志高速铁路商业化时代的开始。截至2011年，中国、日本、台湾、韩国、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土耳其、比利时、荷兰、英国和瑞士等国家和地区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7166公里，其中中国约占一半，预计到2025年在23个国家和地区运营里程将达到42322公里（UIC，2011）。
高速铁路的中距离交通模式形成与公路和航空运输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还与传统铁路市场形成分割。［1］高速铁路的影响地域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周边1～2.5小时可达的空间范围，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运行速度不同，其影响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周边250～6O0公里的空间范围。同公路和航空运输相比，其在800公里内有绝对优势，800～1500公里间对民航仍有较大竞争力，在1500公里以上对民航替代作用较弱。［2］在台湾，航空运输主要占据大于700公里的出行，高速铁路主要适用200～700公里出行范围，而200公里以内主要的出行方式为大巴与小汽车；客运大巴受高速铁路的影响相比民航与传统铁路有限［3］，是票价敏感型旅客主要替代方式［4］。
在世界范围内，高速铁路经历四次大的发展阶段。首先，1964—1990年的引领示范和带动阶段，日本新干线、法国TGV、德国汉诺威至斯图加特、意大利罗马至佛罗伦萨等总里程3216公里高速铁路开始商业运营；其次，1990—1998年的进一步发展阶段，日本新干线骨干线路网络、德国柏林至汉诺威、西班牙马德里至塞维利亚、比利时布鲁塞尔至里尔、法国四条新线路的修建等；再次，1998—2004年完善和追赶阶段，日本和法国支线建设，荷兰、英国、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开始建设［5］；最后，2004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跨越发展时期，到2012年年底通车里程突破1万公里，形成四纵四横为骨架线网覆盖全国90%以上人口，连接所有省会城市以及5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预计到2020年达到1.8万公里。随着高速铁路时代的到来，其必将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空间，对经济社会产生全局性影响，进而调整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本文接下来站在全球高度以集聚视角来分析高速铁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二、高速铁路对城市发展的效应分析
高速铁路通过改变不同地点的可达性进而引起城市之间时空收缩，运输成本降低，要素聚集和辐射能力提升，城市间融合程度增强。［6］高速铁路对城市群产生促进城际协作的“同城效应”，在城市层面产生促进城市重新定位、产业转型的“催化效应”，在枢纽相关地段产生促进多种城市功能高度聚集、相互关联的“联动效应”。［7］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在高速铁路对城市群的影响研究报告中归纳高速铁路对城市群发展具有时空效应、边界突破效应、区位增强效应、要素整合效应等四个效应。下面从集聚角度把高速铁路对城市的影响分为市场结构效应、劳动力池效应和知识创新和技术外溢效应等。
（一）市场结构效应
高速铁路的走廊效应（Corridor Effects）提升地区可达性和便利性，从而使面对面交谈可能性增大，沟通成本、商务成本、交易成本得到有效改善，拓展新产品和服务市场。［8］可达性影响企业区位决策，但高速铁路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企业空间相互作用方式发生变化［9］，有利于形成工业走廊，提高资源流动性和优化产业空间分布［10］。
在整个市场，初始的小市场存在垄断厂商，由于市场规模有限和垄断，高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抑制市场交易，垄断厂商利用市场地位垄断产品和服务，从而降低市场整体效率，垄断定价降低消费者剩余和损害社会福利。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尤其是高速铁路运营促进本地市场与外部市场一体化，垄断减少促进价格下降和产品多样性增加，处于特定区位的企业拥有更大市场潜力，从而吸引更多企业在该地区集聚［11］，为获得规模经济的厂商相互竞争提高产量和生产效率。高速铁路通过降低企业运输成本而扩大市场半径，各地区利用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促进国际贸易和地区间贸易，在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提高市场占有率。
在生产者市场，商旅活动利润取决于地区间产品和服务的边际价值，其边际成本差异决定区内和区间贸易额。在一定地理范围内企业服务客户数量有限，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银行、商业服务等）对集聚、面对面接触、高频次商旅活动需要一个大市场门槛以便提供服务。商务活动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很大程度上决定区间服务贸易数量和质量，因此，从时间角度上来看，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决定本地区服务业发展状况。高速铁路降低企业商务成本，提高商务活动效率，增加新的市场机会和扩大服务半径。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投入要素价格特别是服务成本，竞争促进创新，引进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资源配置优化提高要素生产效率。
在消费者市场，高速铁路降低对价格和时间具有高弹性的购物与旅游客流成本。客流量增长提高服务行业竞争程度，降低存在规模经济（剧院和餐馆等）服务行业价格［12］，扩大其服务市场和提升服务质量，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此外，高速铁路带来的人口流动使存在规模经济的公园、运动场馆等公共物品增加，促进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二）劳动力池效应
劳动力市场是人口、技能和工作岗位共同作用的结果，工资是供需平衡指标。区间工资差异促进劳动力流动，劳动力由低工资地区迁移到高工资地区。高速铁路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增大劳动者就业半径和择业范围，劳动者会更多考虑住房成本、生活成本和基础设施，以及年龄、出生地和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因素（Haynes，1997）。高速铁路降低运输成本，企业接近更大劳动力市场，降低招聘成本，提升高素质劳动力与工作岗位匹配职工概率，最终实现劳动力加速流动和劳动力市场扩张。
劳动力聚集在特定区域形成劳动力池，提高劳动供给和需求匹配概率，从而节省搜寻成本，降低失业率和缩短失业时间。［13］一方面，对劳动力供给者来说，生产企业集中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技能劳动者［14］，劳动者避免单个企业波动对其造成冲击影响，工人不会因为所在企业状况恶化而长时间失业，因此，为和其他企业紧密接触选择在企业密集地方工作并接受较低工资［15］。另一方面，对于劳动力需求者来说，劳动力市场竞争导致工资下降减少企业投入成本，但员工也存在激励去竞争对手企业、高效生产企业通过额外劳动供给获得收益。此外，优胜劣汰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其所在地区劳动力外流抑制本地区经济发展。
高速铁路站点城市人口和就业增长率高于未设站点城市（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交通运输研究所，2003）。东京在1955—1965年迁入人口增长率超出地区人口增长率，1965年后迁入增速减少后以自然增长率为主。新干线开通前，沿线和非沿线就业人数增长差距很小，开通后变大，沿线地区就业增长率是1972年的1.73倍，而非沿线地区却只有1.40倍。［16］高速铁路为都市群带来人口迁入潮，随后流入速度降低，这一循环累积乘数扩大作用带动城市群发展。
高速铁路对不同产业、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影响存在异同，特别是在成本节约和住房支出等方面。站点地区的零售、工业、建筑和批发等行业其就业增长率比其他地区高出16％～24%，个别地区和行业高出26%（Amano，1990）。高速铁路提升大城市中心边缘农村地区女性工作机会，使她们更容易在大城市获得工作岗位和提高劳动报酬（MacDonald，1993）。另外，私营企业职工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而更容易受到挤压而失业。但是，容易分散经营的企业和高速铁路公司职工利用市场垄断势力可以获得更高收益（Moore，1991）。
（三）创新溢出效应
高速铁路带来流动便利性增加劳动者面对面交流机会。巴黎至里昂高速铁路使巴黎公司在里昂设立分公司，管理技术人员在总部与里昂分部之间当天往返，巴黎商务活动延伸到法国南部，同时里昂小公司为巴黎提供专业化服务。同样现象存在于中国的京津城际铁路。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产业分工与升级，生产性部门外迁，服务业人才数量增加，科研管理等服务性部门在核心城市集聚，而附近城市的高级人才流入提升了核心城市的规模和质量。
高速铁路促进产业集聚，而创新活动与集聚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集聚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个体从事专门生产活动有利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集聚水平提高增强劳动者交流频率，从而加快知识传递和人力资本积累速度（Glaeser，1999）。城市是知识和创新中心，新进入者可以学习新的技能与知识，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其可以设立更好的学校提供高质量正规教育，这不仅表现在重大技术方面，而且还有各种技能和一般知识的产生、扩散与积累等方面。［17］
面对面交流和空间集中对不容易明确表达、存储和转移的意会知识传播至关重要［18］，知识外溢集中在新知识被创造的地方，科学家空间集聚对知识外溢至关重要。［19］高速铁路使知识和技术水平较高的个体接近更加容易，提高知识和技术易得性，增进知识交流和扩散，降低实验成本，促进新知识创造和生产。居民工作和生活范围扩大，不同城市文化理念、生活方式有效交流，促进形成创新的思想（Duranton，2001），多样化环境还有利于创新所需要的搜寻与试验过程，高速铁路通过提供这样的环境从而促进知识产生和扩散。
三、高速铁路对城市发展的效果分析
高速铁路通过集聚效应促进城市间要素流动［20］，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拉动和分配效应，通过同城化来优化城市间分工，城市空间联系增强和知识可达性提高促进城市群一体化。［21］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高速铁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一）城市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影响因素
高速铁路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通过投资乘数效应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投资额目前保持在每年7000亿元左右，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法国TGV表明高速铁路每投资10亿法郎创造3500个就业机会，AmpaOrlando-Miami Corridor在规划和建设8年多时间里创造78100个全职岗位和2.8亿美元工资收入，都证明高速铁路的修建促进就业增加。此外，在建设中，40%的投资通过材料费、人工费等形式就地转化为当地消费，并带动机械、电力等相关产业和企业发展，提高地区收入，增加地区税收（中国铁路考察团，1994），提高资本和知识积累。［22］
高速铁路运营和维护中，集聚效应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日本新干线以日本铁路线的10%完成30%旅客周转量，实现45%国铁客运收入，节约时间价值72亿美元，被称为日本“经济起飞的脊梁”［23］，在开通的前6年内，日本GDP从80亿美元增加到2000亿美元，年均增长16%，人均GDP从824美元增加到1887美元，带来年均2亿客流量，带动食宿、旅游等消费支出5万亿日元，增加就业50万人。新干线沿线企业数量增长2倍，沿线城市财政收人增加到1975年2.5倍，而同期全国平均为2.19倍，不在沿线的城市为1.9倍。法国TGV大西洋线Vendome车站周边地区3年地价上涨35%，房地产交易量上涨22%［24］，里尔附近夕阳工业地带变成新兴产业地区，里昂市中心Part-Dieu高速铁路站周边成为里昂最受欢迎办公楼地区，高速铁路开建至运营后7年间办公物业总面积上升43％。京津、武广和京沪高速铁路对当地旅游、商贸和房地产市场带来有力影响，5年内武广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在现有增长的基础上提升3到5个百分点。
高速铁路提高站点所在城市生产效率。城市规模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14%～27%，而Sveikaukas（1975）发现生产率可以提高6%～7%，Segal（1976）指出城市人口数量增加200万以上，生产率可以提高8%。Fogarty和Garofalo（1988）指出城市规模翻一番，生产率提高10%左右，而Moomaw（1981）和Tabuchi（1986）的结论分别是2.7%和4.3%。在日本1985年大都市区和不同等级城市中，城市规模增长一倍，人口规模在20万至40万之间城市的平均生产率增长25%，人口规模在20万以下的城市只增长1%，人口规模在40万以上的城市则增长7%。［25］
高速铁路对不同规模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异同。［26］高速铁路网络增加主要中心城市集中程度，最大受益者首先是大城市（伦敦和巴黎），然后是主要中转站（里尔和里昂）。［27］而Leboeuf（1989）则认为高速铁路有利于大都市区以外中等城市的发展，Gutiérrezl和Coto-Millán发现欧洲中部城市明显受益［28］，西班牙和葡萄牙城市边缘化程度加深。［29］日本新干线对区域扩散作用有限，小城市资源通过虹吸效应被吸引到附近大城市，此外还有瓦朗谢纳之于里尔（Viekerman，2006）、格勒诺布尔之于里昂（Rietveld，2001），而借助于便捷高速铁路，小城镇改变之前依附于周边中等城市局面，而直接与大城市发生联系（Urena，2009）。但是，除非乡村地区拥有特色自然资源，如观光旅游等价值，否则难以受益，贫困地区反而流失更多资源（Nakamura，1989）。
高速铁路只是城市经济增长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Gourvish，2009）。一些研究表明高速铁路对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只有细微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难以观察和量化，现有研究成果夸大高速铁路的作用。［30］欧盟委员会（1997）指出泛欧高速铁路网络在25年内只给欧盟带来0.25%的经济增长和0.11%的就业增长。Preston和Wall（2008）认为高速铁路对GDP增长整体影响不超过1%，最高的地区不超过3%。很多情况下，高速铁路并不催生新经济活动，只会重新布局经济活动（Retveld，2001）。高速铁路建设本身不能解决城市群发展问题，城市群发展要受益于高速铁路，地方政府的政策干预和规划配套十分必要（Preston，2008）。日本新干线系统对于地方发展仅扮演催化剂，各区域之发展主要受过去发展影响，地方政府只有加快发展相关整体配套政策才能缩小区间差距，仅在少数重要地区设站扩大城乡差别（Sasaki，1997）。
（二）优化城市产业结构
高速铁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其建设过程涵盖基建、铺轨、车辆生产购置和运营管理等诸多环节，巨额投资和集中大规模建设使整个产业链收益。建设和运营带来的市场机会延伸产业链，增大产品附加值和拓展产业空间，促进传统制造业在内的诸多产业升级。高速铁路是高新技术产物，不仅提高铁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传统铁路产业升级与发展，而且带动铁路上下游产业协同创新，促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31］
高速铁路扩大生产部门交流机会，可达性的提高突破经济活动地域限制，改变原有产业发展特征或形成新产业带。新干线将京滨、中京、阪神和北九州四大工商业地带与静冈、冈山、广岛等新兴工业地带连接，形成太平洋工业带。高速铁路使沿线城市的产业向周边城市转移，并带动商业、饮食业、信息咨询等产业发展，促进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形成的新兴产业集群改变区域产业格局，提升整体综合实力。高速铁路促进产业在冲突与竞争中实现部分重要产业错位竞争和错位发展，加快产业整合，实现产业合理转移，形成分工明确良性互动的产业链。在经济活动垂直交流中，高级别产业逐步转移到高可达性城市，改变城市间产业结构。生产企业和商贸服务业公司将总部搬迁至沿线经济基础较强的城市，吸引大企业落户沿线中小城市，提高与大城市联系。高速铁路使整合了汽车、医药和化工等产业的里昂博览会业和物流业快速发展，推动原有产业升级和产业集群的发展。
高速钱路提供迅捷高效运能促进沿线城市产业升级，带动沿线城市旅游商贸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并带动关联产业发展。服务业加快发展，提升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为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奠定基础。1975年新干线从大阪延伸到九州，冈山、广岛、大分乃至福冈、熊本等沿线地带工业布局迅速发生变化，汽车、机电、家用电器等加工产业和集成电路等尖端产业逐步取代传统的钢铁石化产业。里尔由传统工业城市发展成为以旅游和办公为主的城市（Gerard Mathieu，1993）。武广高速铁路使沿线大城市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而中小城第二产业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快速提升。东海道新干线加速沿线所有地区服务业、不动产业、运输通信业发展，促进部分区县第二产业发展，也使得东京、大阪成为金融保险商务和高科技信息中心，制造业发展迅速，还促进沿线文化教育产业发展。京沪高速铁路对北京和上海及沿线创意产业发展带来重要影响（施卫东，2008）。
旅游业是高速铁路带动较大的行业，往返便利性使过夜游客数量减少，出行范围扩大激发新的旅游需求（Sands，1993）。高速铁路本身为旅游吸引物，使游客数量和旅游消费增加，带动相关餐饮服务等行业发展，改变旅客出行方式和生活习惯，高档休闲娱乐需求增加，整合开发区域旅游资源。［32］Masson和Petiot（2009）利用中心-外围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指出建设中的南欧高速铁路线路使西班牙巴萨罗纳作为旅游目的地潜在吸引力大于法国佩皮尼昂。京津城际铁路使旅游资源吸引力变化，区域空间结构变化和旅游地空间竞争力变动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武广高速铁路加快沿线地区旅游业整体发展，各地旅游资源优势充分显现，武汉和长沙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呈现高速增长态势。［33］中国高速铁路改变旅游城市客源市场结构、旅游者消费行为和旅游产品结构等，区域旅游呈现“八个实现”趋势。［34］
（三）改变城市空间结构
高速铁路对城市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改变产业布局，形成高速铁路站枢纽地区增长极等。城市空间结构改变推动力是高速铁路引致的产业结构变化，特别是其对咨询业、商业、餐饮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客运站枢纽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集约利用度逐渐上升，成为新增长极，发展重心偏移，促进城市向多中心结构转变。高速铁路促使两端大城市沿铁路线向边缘区域转移产业和人口，调整经济活动区位，改变城市空间结构。［35］
高速铁路带来高密度和混合土地使用开发，形成城市新发展节点，对周围空间发展带来触媒作用，引发该地区新发展和转型，从而带动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在“三区”圈层结构模型中，核心圈（服务半径800米）建筑密度和建筑高度都非常高，主要发挥高等级商务办公等功能；扩散影响区（半径约1500米）建筑密度和高度相对较高，主要发挥商务办公及配套、居住和公共服务等功能；影响区（大于半径1500米）是对外服务功能区，主要分布在所在城区（Pol，2002）。由于抽样类型、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枢纽等级等因素影响，该理论模型存在较大局限性，但在车站周边15分钟范围内城市肌理与其他地区存在明显差异是其最直接和直观影响（郑德高，2009）。
根据高速铁路车站与城市中心距离，高速铁路车站分为城市中心地区型、城市边缘地区型和机场地区型三种类型。城市中心型站点最多，东京至大阪新干线12个车站有9个位于城市中心区，多为改建原有车站，与地铁等市内公共交通等衔接便利强化了已有的中心地位。里昂市中心Part-Dieu车站集聚全市40%商务办公楼。韩国高速铁路形成“KTX经济特区”，成为新交通、产业和商业中心。新建位于城市边缘区或新区车站，从长期来看能带动城市多中心发展，引导城市空间发展方向，但短期内发展困难。横滨车站位于市中心北部约7公里，从1974年建成后到1989年15间，平均每天客流只有1万人，车站周边地区的开发进度缓慢，但是1989年后客流量飞跃到2.7万人，周边新区加快发展成为城市副中心。高速铁路车站建在机场附近的很少，多站点城市一个站点在机场附近会扩大空港辐射范围。巴黎九个站点之一的戴高乐国际机场站依靠空铁联运模式为航空公司国际航线输送较大客流。与其他国家处于工业化后期不同，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上升时期，高速铁路站点选址理念存在异同。中国城市决策者为拉大城市空间框架，大多把高速铁路站点建在城市边缘或外围，促进土地升值和城市多中心发展。
高速铁路提高城市可达性，增强城市辐射力，城市空间增大，城市效率提高，土地利用结构和地租相对价格改变，制造业和商业选址范围扩大，消费者居住和消费地点发生改变。高速铁路站枢纽吸引的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商业流等相互作用，集聚降低成本，枢纽辐射能力增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中心区，引导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化。多中心化带来人口适当分散与固定化，通勤圈扩大促进郊区化［36］，提升居住环境。高速铁路引起的城市内部人口分布变化与城市规模有关（Stanke，2009），在大城市（里昂和里尔）城市人口分布核心区停止向外围扩散，重新向站点所在核心区聚集，而在中小城市（南特和勒芒）人口分布没有明显变化。多中心化带来城市土地租金结构改变，房地产开发加速，房地产交易量和价格提高，特别是站区周边区域。勒芒在通车一年内，车站周边地区一万平方米商务中心基本出租完毕，通车3年后周边土地价格和商务办公租金提高2倍。法国南特高速铁路站点北部建成居住区，东部和南部由工业区形成办公区，西南方工业区和部分居住功能转变为商业服务和居住功能，会议中心与办公园区平均租金超出市中心平均租金20%。［37］
（四）调整城市群体系
高速铁路增强沿线城市间的空间联系和相互作用［38］，有利于城市群形成与发展，可以促进中心城市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促进大城市向多中心结构转变，带动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成长。加快城市群内部同城化，促进城市群之间经济联系，促进沿线区域形成带状城市群，实现城市职能分工和互补。［39］高速铁路改变城市交通区位，改变甚至重构城市体系结构。［40］王缉宪等人认为高速铁路对于所在城市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邻近城市与该城市本身因为高速铁路而产生或者强化了的互补作用。
高速铁路提升沿线中心城市福射能力，带动城市间经济与文化交流，从而推动不同城市协同发展，促进都市区同城化。［41］高速铁路扩大中心城市影响范围，使各城市腹地重叠，竞争使城市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专业分工促进城市网络优化。［42］高等级城市更易获利，而低等级城市管理者可以抓住机会吸引投资提升等级。高速铁路是地方城市的主要城市中心再发展项目的催化剂，项目使相关城市整体现代化，提高吸引产业的竞争力，提升其在国家和区域中的地位。［43］高速铁路引起城镇体系两极分化，顶端城市优势地位会进一步强化，进入网络的小城镇在城镇体系中地位上升，未进入网络的边缘地区城市更加落后，地区行政中心为主的城市、有传统铁路设站的城市和有高速公路建设的城市等这三类城市的城市规模增大（NakaNakamura，1989）。高速铁路对上海、南京和北京等城市一日交流圈拓展突破均匀发展，呈现出以沿线站点城市为点、高铁线路为轴的点轴发展态势（王德，2008）。京沪高速铁路带来城市可达性整体上的大幅优化，形成非均衡的时空收敛空间，扩大局部地区可达性差距，延伸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城市腹地范围，增强区域辐射能力（蒋海兵，2010）。
高速铁路促进不同城市圈发展，还带动沿线经济发展，相邻都市区耦合形成以高速铁路为轴线的新经济带。欧洲高速铁路网络把欧洲核心区重要城市间的时间距离缩短到4个小时以内，当日往返使所有地区互相接近而变得更加紧凑，作为一个整体竞争力提升，但其凝聚力难以预料，拥有高速铁路的边缘地区主要城市相对核心地区二级城市有更多发展机会，区域发展向主要大都市中心集聚，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联系增强加剧主要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不平衡（Gutierrez，1996）。
此外，Urefia（2009）从国家、区域和地方三个层面分析高速铁路对沿线大中小城市影响：在国家层面提高大都市间可达性，流入大都市旅客使大中城市开始吸引大都市的聚会、中层商业活动和技术咨询公司、城市旅游、代表大会、科学会议，以及国际研讨会和展览会，使已有城市体系平衡和等级发生转变。张萃（2009）分析了高速铁路对弱核型城镇体系、首位城市型城市体系单核体系、均衡城市体系单心多核体系、均衡城市体系多核型城市体系、首位城市型城市体系强核体系等五种不同城市体系的影响。
四、简要评述
首先，随着高速铁路尤其是日本和欧洲的率先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者最先开始研究高速铁路对城市的影响。早期研究主要是理论探讨，通过构建简单的理论模型来分析高速铁路对城市空间的影响，通过仿真模拟高速铁路对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由于是纯理论探讨，与现实情况存在一点差别。最先是对各个国家和地区高速铁路发展进程和现状进行一般性描述和简单对比性分析，随着时间积累和数据可得性增强，学者开始使用计量分析来研究高速铁路对城市经济增长和就业影响，高速铁路对航运、公路运输和传统铁路运输竞合影响等，取得较多研究成果，特别是欧洲高速铁路网络对欧洲各个城市影响和日本新干线对日本沿线城市影响，其他还有高速铁路对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城市影响等零碎研究。
其次，对高速铁路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关注热点，目前已经积累一定前期研究成果。但是，从总体来说，还是对高速铁路发展现状进行简单描述，多是对京沪高速铁路和武广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影响一般性描述和预测，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少，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积累和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学者关于高速铁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理论和数据缺乏，使得研究存在较大困难，特别是缺乏一套完整理论体系指导，较多研究成果集中在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还有部分研究成果分析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但是都存在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深入等问题。随着高速铁路运营时间增加和数据的积累，对高速铁路研究必将引来高潮和带来丰富深刻的研究成果。2012年，暨南大学的覃成林教授和肖金成研究员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高铁快速发展背景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及相关政策研究》的立项，标志着学术界对高速铁路的研究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其课题组将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系统揭示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机制，抓住区域产业分工与协调发展、区域合作、区域空间开发与空间结构优化、区域一体化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重大问题，分析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揭示高速铁路快速发展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趋势以及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研究和提出高速铁路时代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政策措施。上述研究方向也必将成为此后一段时间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
最后，随着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完善和部分高速铁路线路运行，其正在对中国经济产生全局性、系统性和战略性重要影响。经济学者应该站在全球视角来分析高速铁路对于城市和区域产业转移、产业链分工等重要影响，研究高速铁路对城市内部、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之间、大区域之间不同空间尺度的影响，实现在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等理论上取得突破成果。充分利用微观层面数据，分析高速铁路对出行行为变化、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变化、政府行为变化，以及与航空运输、公路运输和传统铁路运输的竞合关系。尤其要注意分析高速铁路“四纵四横”干线、跨区际线路、城际线路等不同类型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此外，还要重视其对人口分布、城市化、生态、行政格局、社会思想观念等变化的影响。
总之，随着中国高速铁路发展，在理论上对经济学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在理论上系统地研究高速铁路对中国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为研究带来新挑战和机遇。在实践上，需要站在不同层面、运用不同视角来分析高速铁路对不同城市、不同产业带来的影响，通过综合分析来设计机制和政策，使不同城市和产业充分利用高速铁路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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