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长极理论的提出背景及其应用条件
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如何确定三角洲内部不同行政隶属关系的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关系,特别是如何定位上海和浙江、上海和江苏等地之间的区域经济关系,对长江三角洲的经济整合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关键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用来描述上海经济发展及其对周边区域经济影响的主要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之际,国内理论界在引证增长极理论后,认为浦东开发将使浦东和上海成为一个“增长极”,从而将对周边地区产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而在分析上海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时,则更多地借助于与增长极理论同属于不平衡增长理论体系的“核心—外围”(亦可称为中心—边缘)(Core-periphery Model)理论进行分析。
一种理论的解释力如何,能不能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至少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一是这种理论本身是否正确;二是这种理论的限制条件,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增长极理论最早源于佩鲁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著作,1950年,佩鲁在《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一文中提出了经济空间的概念,以后布德维尔(J.Boudeville)又将经济空间分为三类,由计划内容确立的计划空间,受力场要素作用的极化空间和同质要素集体主宰的均匀空间。而增长极理论就是从极化空间的概念中伸展出来的。也就是说,经济空间或者区域(地理)空间并非都是极化空间,而在非极化空间中,比如说均匀空间中,增长极理论是否有效,显然是疑问的。应该承认,在实践上,增长极理论在被用于区域经济政策之前都是按照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做了一定的加工修正的。这也是增长极理论能够走红的一个原因,即它的可加工性。20世纪60年代,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借用增长极理论提出了一种应用性更强的“极化—扩散”理论,将其应用于区域不平衡增长问题的分析。1966年,弗里德曼将其应用于对委内瑞拉经济的分析,建立了一个“中心—边缘”模型,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但是,这种理论到底能不能应用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能否较为准确地描述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上海和周边省区,比如上海和浙江之间的区域经济关系,以及两地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机理,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
二、长江三角洲区域的非二元空间结构特征
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以来,在增长极理论的影响下,在上海周边地区,一种得到广泛传播的理论观点认为,上海在发展过程中将首先产生“极化”效应,表现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上海将有力地吸纳周边地区的发展资源,从而成长为一个发展极或发展中心,只有在完成这个过程以后,上海才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扩散”效应。近年来,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纷纷移师上海的行为,强化了人们对这种理论的认同感。
显然,这种认识对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在现有的转型经济的格局下,追求本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各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如果说,上海周边地区必须忍受10—20年的上海“增长极”的“极化”或“回流”效应,然后才能享受“扩散”作用,①那么对任期只有几年,且必须在任期内实现有足够显示度的发展目标的上海周边地区的地方领导人来说,如何脱离上海这个“增长极”的影响,而将本地区的中心城市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才是“理性”选择。
但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发展进程表明,不能机械、简单地应用“中心—边缘”、“极化—扩散”理论来解释、分析和判断浙江和上海的区域经济关系以及上海经济发展对浙江经济的影响。
我们知道,增长极理论主要用于布德维尔所谓的“极化空间”,虽然在布德维尔那里,极化空间还是一种抽象的经济空间,但在区域经济研究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实际应用中,它是指那种非均质的二元区间,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者发达国家中的欠发达地域。这在弗里德曼的实证研究中可以更加明确地感觉到。在弗里德曼对委内瑞拉的研究模型中,中心和边缘地区是经济上完全不同质的两个地区,表现为空间上的二元结构,所谓边缘地区或外围地区是指和中心地区异质的带有某种殖民地背景的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依附性,缺乏经济自主性,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技术、资本和观点都来自于中心地区(FriedmanJ,1966)。
这种模型用来描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上海和其周边的浙江、江苏的关系显然是不合适的。作为上海周边地区的浙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上海相差并不很大,是属于大体“匀质”的发展区域。换句话说,浙江和上海,特别是作为上海近邻的浙北、浙东北地区(或称为杭州湾地区)和上海并没有一种空间上的二元结构性质,如弗里德曼在研究委内瑞拉时所发现的那种情况。这一点表1可以证明。
从表1所展示的国内外有关国家和地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以人均收入为指标)比较可知,浙江与上海的收入相对差距要比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差距要小,杭州与上海的收入相对差距和法国与美国的差不多,杭州湾地区6市和上海的收入相对差距接近意大利与美国之间的水平。由此可见,要将上海和浙江,特别是上海和其周边的杭州湾地区(浙北和浙东北地区)抽象成二元结构的区域经济是与现实相距甚远的。那么,什么是二元结构呢?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收入相对差距)至少应该相当于上海和安徽(100:14),美国和墨西哥(100:14.5)这样的情况吧。由此可见,用核心—外围(中心—边缘)模式分析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关系是不妥当的。既然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讲,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关系谈不上中心和边缘的关系,那么将两地的资源流动归结为吸纳和扩散的关系也就没有了理论基础。
三、浙沪间的资源双向移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浙江民营企业移师上海为载体的产业区域转移成为上海和浙江经济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我们试以该问题为例,从实证分析角度进一步验证所谓的“中心—边缘”、“吸纳—扩散”理论对现实浙沪经济关系的解释力。
据调查,截至2001年,浙江驻沪企业已达5万多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000多家,集团公司有50多家,浙江企业在沪企业投资总额达500亿元以上,经商人员有25万,劳务人员26万,其中建筑业15万人左右,浙江在沪投资总额和创办企业总数均居各省市(除上海本地)之首。如此规模的资源移动对浙江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是单方面上海对浙江的资源“吸纳”效应的结果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第一,浙江企业移师上海的进程实际上并不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浙江企业在上海的外地企业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局面的形成是浙江企业在上海长期耕耘的结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的许多乡镇企业为了获取自身发展的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就以“联营”的方式进驻上海,90年代初,随着浦东开发开放,掀起了一轮浙江企业抢滩浦东和上海的高潮,其中,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建筑公司以外,多数是规模很小的个体私营企业甚至就是一些个体户,通过多年的经营和发展,现在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长为有影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在长期的浙沪经济交流中,特别是浦东开放开发以来,尽管有许多浙江企业进驻上海,也有一些资金流入上海,但浙江经济并没有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相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上海,并没有感受到因为上海的“极化”效应而产生资源损失的不良反映。
第二,多数移师上海的浙江企业在进驻上海时,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他们进驻上海之后,利用上海有利的发展环境:广阔的市场、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发展起来,它们的发展与其说是浙江资源的流失不如说是充分利用了上海的发展环境、发展机会和发展资源。
第三,上海的浙江企业无论是否采取将企业总部移至上海的转移形式,基本上都采取了充分利用沪浙两地资源的企业发展战略,以建立企业内部的地域分工形式,达到降低成本获取要素边际效益最大化,实现企业发展的目标,几乎没有企业因为在上海的发展就放弃了在浙江的发展。
由此可以认为,以“吸纳—扩散”理论来分析、解释和预测上海经济发展对浙江的影响,是缺乏足够的实证依据的。即便说这种理论有意义,也必须强调,这种“吸纳—扩散”在更多的场合是同时发生的,而并不一定表现为一种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上海和浙江的区域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资源互补,互相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上海确实在吸引浙江的资源,主要是浙江的企业家资源②;另一方面,上海的迅速发展也给浙江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主要表现在:
(1)“溢出效应”。上海实行对外开放后使得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上海,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溢出效应”,这一点苏南地区受益更大,浙江积极主动地接受上海外资“溢出效应”相对迟缓,但是浙北地区的外资较多的进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表明这种“溢出效应”在起作用。如平湖在引进外资以后迅速转型为全国最大的工作服出口基地。2002年浙江引进外资前10位的县市,全部都在邻近上海的浙江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即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南翼,其中靠近上海的嘉兴地区就有4个县市。
(2)市场效应。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上海越来越成为浙江企业的重要市场,现在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是浙江的产品,不仅如此,浙江企业还以上海市场为跳板向全国各地的市场甚至海外市场渗透。更重要的是,随着商品的流动还有信息的流动,上海的来自全国和全世界的丰富的市场信息正是以商品的流动为载体源源不断地传回浙江企业,推动着浙江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3)上海还是浙江企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来源和经营资源的源泉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来自上海国有企业的技术转移就是浙江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上海向浙江企业提供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品牌资源,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许更重要。大多数中小企业在没有能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的情况下,采取使用产地品牌推销产品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经营策略。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假冒伪劣产品太多,温州产品在全国普遍受到**的情况下,不少温州企业就是利用在上海注册企业,利用上海的产地品牌解脱困境,这也是现在温州企业热衷于移师上海的重要历史原因。事实上遍布祖国内地的许多温州商人和温州个体工商业者(也包括浙江其他地区的经营者和手工业者)在当地打出的品牌常常是“上海××”,如“上海理发”、“上海服装”、“上海制鞋”等。
(4)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也为浙江经济发展腾出了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确定了汽车、通信信息设备、电站成套设备、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钢铁、家用电子电器为第二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而将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大部分,包括玩具、五金、塑料制品、灯具、皮革、棉纺、针织等在内的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对象,确定为“有所不为”的产业,这就为浙江相关产业的发展腾出了空间。我们可以看到,被上海列为调整对象的“有所不为”的产业,大多是浙江的支柱产业和“拳头”产业,浙江在这些产业(产品)上具有领先全国的竞争力,上海将这些产业(产品)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对象,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比较优势的转移,上海在这些产业(产品)上的市场竞争力已经很难和包括浙江、江苏在内的周边省区抗衡,从而不得不强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以保持发展的势头。这都非常现实地表明,在上海和浙江之间由于资源的相互渗透形成资源结构的互动和互补性,客观上有一种前浪带后浪、后浪推前浪的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对推动浙江经济发展和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四、上海—浙江:优势互补的邻域渗透型区域经济关系
按照要素资源的流动形态可以把中国国内各区域间的经济关系归纳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中心交互型,在这种区域经济关系中,主要区域单元都是引力相对接近的支撑型的发展中心,区域之间的要素资源流动处于一种相对对等的交互形式,如北京—上海,广州—上海等;第二种是中心—边缘型,表示一个二元区域中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区域经济关系,这种区域间的要素资源流动比较接近用极化—扩散模型来进行的模拟;第三种是要素资源相互渗透型的区域经济关系,这大多是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非很大,要素资源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近似于匀质且互为邻域的区域,上海和浙江、长江三角洲内部各区域之间实际上就是这种区域经济关系(见图1)。
构成这种邻域渗透型区域经济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外部环境的连续性和内生资源的互补性:
(1)空间距离上的连续性。浙江和上海在地域上互为邻域,空间距离接近,使得两地间的要素和商品流动的边际收益走高,区域经济学和区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力模型清楚的表明了区域之间的贸易量和要素流动量,可以用一种类似万有引力定理的模型来说明,即这种流动量大小是和两区域的距离成反比,和它们之间的经济能量成正比的。
(2)传统社会文化上的连续性。上海和其周边地区的江浙地区,不仅在经济地理上同属一个区域,即同处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共同的区位地理特征,而且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也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由此形成了无所不在的高密集度的民间社会联系网络,这种主要由各种民间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内生出来的要素流动网络,构成了转型经济时期上海和包括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之间要素互动交流的主要通道。
(3)发展水平上的连续性。浙江和上海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日趋接近也为两地间要素流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战后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表明,人均收入水平类似,地理位置相邻的国家和区域之间,经济联系往往更密切,也更容易走向市场一体化。
(4)经济发展内生资源上的互补性。这是推动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合作、产业分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的因素:
浙江的资源优势在于具有相对丰富的企业家资源,早在20世纪初,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出生浙江的企业家就是上海工商、金融界最活跃和最有实力的群体(白吉尔,1994),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内在的必然性,这种情景可能会在这个世纪继续演绎下去。浙江企业在上海的投资的活跃展开正是反映了浙江的这种资源优势。与此相对应,浙江人曾经盼望的上海对浙江的投资之所以没有出现,也不是因为上海比浙江更穷、更缺乏资本,而是上海缺乏企业家资源,或者说上海的企业家成长状况相对浙江更为落后。③因为用于创办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本质是经营资源的移动和企业家资源“溢出”,没有丰富的经营资源、没有充足的企业家资源就不会有对外投资活动。
上海的优势是其拥有浙江难以赶超的投资环境和发展条件,包括市场环境、国际影响和国际号召力、地名品牌、中央支持、市民素质,基础设施以及综合的人力资源完备程度,特别是各种专业人才的完备程度,还有法制环境等。浙江企业到上海投资正是利用了上海的优越的投资环境,因而常常能获得很好的投资报酬。根据调查,浙江企业到上海发展,成功的比例相当高。有名的如海宁的雪豹集团、平湖的茉织华、埃力生集团等都是到上海发展后成为国内著名企业。相反,要求上海企业到浙江投资,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现实意义不是很大。这是出于资源互补的原理。
注释：
① 对增长极发挥时效的问题, 美国学者查理森有过研究, 他认为大约要有15— 25 年的时间才能使增长极有益的扩散作用超过回流(极化)作用。
②我们不用企业而用企业家资源, 这是因为许多在上海的浙江企业当初来到上海的时候, 几乎还谈不上拥有什么企业, 他们更多的是一些个体户, 拥有一些有限的资金和一些采购和销售渠道, 他们拥有的与其说是雄厚资本, 不如说是有更多的创业精神和经营胆略。
③ 我们所指的企业家并不就是工厂领导、公司经理、企业的负责人等, 而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 具有创新精神的工商业者。事实上民间一直有这样的说法, 上海有知名的企业但没有知名的企业家。
参考文献:
[1] 陈建军:《产业区域与东扩西进战略———理论和实证分析》,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2] 陈建军:《上海浦东开发对周边省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载姚锡棠主编:《浦东开发与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课题组:《研究报告:建设上海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对浙江经济的影响研究》,2003年3月。
[4] 张敏、顾朝林:《近期中国省际经济社会要素流动的空间特征》,载《地理研究》2002年第5期。
[5]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H.W.Richardson,1978,Growth Centers,Rural Development,and National Urban Policy:a Defense,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3(2):133-152.
[7] Friedman J,1966,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Cambridge,Mass.:MIT Press.
[8] F.Perroux,1955,Note sur la notion de pole de croissance,Economie Appliquee.
[9] H.W.Richardson,1978,Growth Centers,Rural Development,and National Urban Policy:A Defense,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3(2):133-152.
作者简介：陈建军,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姚先国,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