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事业的重要环节,中央决策层一直对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深切的关注,早在1994年,党的“十四大”就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新飞跃”的要求。2001年,中央批准了上海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五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十五”期间是上海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初步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的关键时期。
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中心,不仅是上海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改革开放,适应进入全球化竞争时代的国际经济形势的要求,它的意义远不止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中国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在复杂的亚洲太平洋地域的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把握主动的问题。
二、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基本状况
所谓经济中心城市,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一种集中:(1)人口的集中；(2)金融活动的集中；(3)商品流动的集中；(4)生产的集中；(5)中枢管理职能的集中。具体地说,判断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基本状况,可以从上海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化发展水平两方面来把握,经济实力我们用人口的集中和经济的集中来表示,而国际化发展水平,我们则以国际大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集中度,即它们的进入程度等指标来表示。鉴于本文的主题,我们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上海的经济实力。
一般认为,经济中心城市本身应该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由表1可知,目前世界普遍公认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在经济实力方面都具有突出的地位,表现在经济总量较大,对所在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比较大,从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占其所在国的百分比来看,一般比例都在10%以上。美国纽约州的比重相对较低,为美国全国GDP的8.16%,但其总量却达到7298亿美元,为上海的13.26倍。亚洲的一些国际中心城市,如东京、汉城等,其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都在15%以上。从上海的情况看,2000年上海的GDP为550亿美元,仅仅只是其他国际中心城市,如东京的11.2%,香港的17.7%,汉城的39.8%,2000年上海的GDP占全国GDP的比率是5.09%。由此可见,从经济实力来说,上海和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还有相当距离。从国内比较的角度看,虽然上海的人均GDP要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418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88倍,这一指标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但是,这可能并不足以对上海是否具有国际经济中心地位的评估提供正面的论据,因为,这实际上更多的表现了中国经济的二元特征,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因此,从经济实力判断,上海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至少不是一个可以和东京、巴黎、伦敦、纽约、新加坡等相提并论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也就是说,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对上海来说,还是一个建设、发展的目标,是将来式、而不是现在式。
三、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路径分析
上海如何建设成为国际中心城市,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局限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下形成的以行政区域为边际的上海的城市概念,在这种概念的支配下,将上海的发展局限在上海现有的行政边界以内,在上海市政府行政领导的统一支配下、借助于中央的优惠政策,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迅速地增加经济实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可以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比肩的国际化大都市。
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上海达到国际通常标准的经济中心城市可能会要多少时间。我们把问题集中在国际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上。
国际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在某些方面可以考虑政策因素的作用,比如,如果放开人民币的汇率变化。让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那么上海的外汇交易量就会迅速增加,也会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上海。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同时也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驻上海,等等。即在国际化发展水平的提高方面,可以借助政策的杠杆实现跳跃式发展。
但是,经济实力的提高,是需要时间积累的。我们来分析一下上海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自己的经济实力达到和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相接近的水平,或和这些城市一样,使其自身的城市GDP能达到国内GDP的10%～15%以上。
上海2000年的GDP为4551.15亿元人民币,折合成美元约为550亿美元,同年上海的经济增长率为10.8%,“九五”期间上海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1.4%。中国2000年的GDP为89404亿人民币,折合美元为10810.6亿。同年全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九五”期间全国的年均增长率为8.4%。由此可见,在“九五”期间,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3个百分点。按这样的发展速度的差距,我们假定在“十五”以及2005～2010年间,上海的GDP年均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而同一时期,全国的GDP增长率维持在7%左右,按此比例计算,我们发现,到2010年,上海经济在全国的比重为6.71%,仅比2000年提高了1.62个百分点；上海要花25年时间,即要到2025年,才能将自己在全国经济中的比率从5.09%提高到10%左右。如果上海想使自己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达到东京这样的水平,即15%前后,即便在今后每年都保持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3个百分点,也要到2040年以后(见表2)。
由此可见,上海作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要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有影响、有实力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将要化费相当长的时间。
但是,如果选择另一条道路,上海不是把自己局限于现有的行政区划之内,而是通过市场整合,基础设施的建设,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以及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等工作,将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整合成为上海都市圈,以此来迅速提高自己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对全国经济乃至国际经济的影响力,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上海的经济集中度将会有质的提高。从表1可知,在2000年,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在内的15个城市,其人口为7310万,约为当年全国人口的5.78%,GDP已经达到了15351亿元,约为1856.2亿美元,占全国当年GDP的17.2%。这个比例和东京占日本的人口和GDP的比例比较接近。
综上分析可知,上海在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过程中可以选择两条道路,一条是内延扩张的道路,主要局限于行政区域内部的发展,另外一条是外延扩张的道路,是如何利用市场化改革的力量和城市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利用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加快上海都市圈的建设和发展,加快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整合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从而迅速地提高自己在中国和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实现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目标。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展,上海采取内延和外延相结合的方法,可能是实现国际经济中心目标的捷径。
四、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关系———=关于“极化—扩散”效应的讨论
对于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和由此而来的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关系以及上海对浙江经济的影响一直是浙江所关注的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浦东开发、开放掀起高潮时,上海的发展及其对浙江的影响问题研究就曾经热过一阵。从那个时候起,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以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美国的佛里德曼(J.Friedman)的“中心—边缘”理论和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Myrdal)的“极化—扩散”理论就对人们分析上海的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区的新的经济格局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在浙江省内,一种得到广泛传播的观点认为:上海在发展过程中将首先产生“极化”效应,表现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上海将有力地吸纳周边地区的发展资源,从而成长为一个发展极或发展中心,只有在完成这个过程以后,上海才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扩散”效应。近年来,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纷纷移师上海的行为,强化了人们对这种理论的认同感。
但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发展进程表明,不能机械、简单地应用“中心—边缘”、“极化—扩散”理论来解释、分析和判断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以及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对浙江经济的影响。
目前,以浙江民营企业移师上海为载体的产业区域转移成为上海和浙江经济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我们试以该问题为例,解决用什么样的理论解释上海和浙江之间的资源流动和产业转移问题,分析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对浙江经济的影响,并验证所谓的“中心—边缘”、“吸纳—扩散”理论对现实浙沪经济关系的解释力。
据调查,截至2001年,浙江驻沪企业已经达到5万多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以上的企业有2000多家,集团公司有50多家,浙江企业在沪企业投资总额达500亿元以上；经商人员有25万,劳务人员26万,其中,建筑业15万人左右,浙江在沪投资总额和创办企业总数均居各省市(除上海本地)之首。
如此规模的资源移动对浙江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是单方面上海对浙江的资源“吸纳”效应的结果吗?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
首先,浙江企业移师上海的进程实际上并不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浙江企业在上海的外地企业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局面的形成,是浙江企业在上海长期耕耘的结果。早在80年代初,浙江的许多乡镇企业为了获取自身发展的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就以“联营”的方式进驻上海,90年代初,随着浦东开发开放,掀起了一轮浙江企业抢滩浦东和上海的高潮。其中,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建筑公司以外,多数是规模很小的个体私营企业甚至是一些个体户。通过多年的经营和发展,现在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长为有影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期的浙沪经济交流中,特别是浦东开放开发以来,尽管有许多浙江企业进驻上海,也有一些资金流入上海,但浙江经济并没有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相反,自90年代以来,浙江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并没有感受到因为上海的“极化”效应而产生资源损失的不良反映。
其次,多数移师上海的浙江企业在进驻上海时,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他们进驻上海之后,利用上海有利的发展环境(广阔的市场、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发展起来,它们的发展与其说是浙江资源的流失不如说是充分利用了上海的发展环境、发展机会和发展资源。
第三,上海的浙江企业无论是否采取将企业总部移至上海的转移形式,都基本上采取了充分利用沪浙两地资源的企业发展战略,以建立企业内部的地域分工形式达到降低成本获取要素边际效益最大化,实现企业发展的目标,几乎没有企业因为在上海的发展就放弃了在浙江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以“吸纳—扩散”理论来分析、解释和预测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对浙江的影响,是缺乏足够的实证依据的。即便说这种理论有意义,也必须强调,这种“吸纳—扩散”在更多的场合是同时发生的,而并不一定表现为一种时间上的先后次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上海确实在吸引浙江的资源,主要是浙江的企业家资源(我们不用企业而用企业家资源,这是因为许多在上海的浙江企业当初来到上海的时候,几乎还谈不上拥有什么企业,他们更多的是一些个体户,拥有一些有限的资金和一些采购和销售渠道。因此他们拥有的与其说是雄厚资本,不如说是因为有更多的创业精神和经营胆略)；另一方面,上海的迅速发展也给浙江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主要表现在:
(1)上海实行对外开放后使得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上海,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溢出效应”,这一点苏南地区受益更大,浙江积极主动地接受上海外资“溢出效应”相对迟缓,但是浙北地区的外资较多地进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表明这种“溢出”效应在起作用。如平湖在引进外资以后迅速转型为全国最大的工作服出口基地。2000年浙江引进外资前10位的县市,全部都在邻近上海的浙江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即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中靠近上海的嘉兴地区就有4个县市。
(2)市场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上海越来越成为浙江企业的重要市场,现在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是浙江产品,不仅如此,浙江企业还以上海市场为跳板向全国各地的市场甚至海外市场渗透。更重要的是随着商品的流动,还有信息的流动,上海的来自全国和全世界的丰富的市场信息正是以商品的流动为载体源源不断地传回浙江企业,推动着浙江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3)上海还是浙江企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来源和经营资源的源泉地,早在80年代初期来自上海国有企业的技术转移就是浙江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上海向浙江企业提供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品牌资源,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许更重要。大多数中小企业在没有能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的情况下,采取使用产地品牌推销产品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经营策略。早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假冒伪劣产品太多,温州产品在全国普遍受到**的情况下,不少温州企业就是利用在上海注册企业,利用上海的产地品牌解脱困境,这也是现在温州企业热衷于移师上海的重要历史原因。事实上,遍布祖国内地的许多温州商人和温州个体工商业者(也包括浙江其他地区的经营者和手工业者)在当地打出的品牌常常是“上海××”,如“上海理发”、“上海服装”、“上海制鞋”等等。浙江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至今还在利用“上海经济区”这个概念,把自己在浙江某县的企业写成“上海经济区××工厂(公司)”等等,以获取产地品牌效应。
(4)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也为浙江经济发展腾出了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确定了以发展汽车、通信信息设备、电站成套设备、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钢铁、家用电子电器为第二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而将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大部分,包括玩具、五金、塑料制品、灯具、皮革、棉纺、针织等在内的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对象,确定为“有所不为”的产业,这就为浙江的相关产业的发展腾出了空间。从表3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被上海列为调整对象的“有所不为”的产业,大多是浙江的支柱产业和“拳头”产业,浙江在这些产业(产品)上具有领先全国的竞争力,上海将这些产业(产品)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对象,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比较优势的转移,上海在这些产业(产品)上的市场竞争力已经很难和包括浙江、江苏在内周边省区抗衡,从而不得不强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以保持发展的势头,不管怎么说,这都非常现实的表明在上海和浙江之间由于资源结构的互动和互补性,客观上有一种前浪带后浪、后浪推前浪的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对推动浙江经济发展和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由此可见,尽管90年代以来有大量的浙江企业移师上海,但上海和浙江之间关系并不是一种以上海对浙江的资源“吸纳”为主的关系,而是一种资源双向流动,互相依存、互有分工、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且这种资源的双向流动主要是以市场为媒介的。无论是从发展还是从改革的角度分析,这种资源的双向流动对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发展都是起了积极的正面作用的。
五、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和浙江的经济发展
上一节的分析表明,增长极理论以及与此伴生的“中心—边缘”、“吸纳—扩散”理论不能准确地描绘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关系,在某种场合,它会使人产生误解,更好地解释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关系的是产业分工和空间经济学的理论。
(1)根据空间经济学的理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的空间边界不是由行政区划的边界决定的,而是由技术进步所规定的交通条件,以及由此而来的交通费用所决定的。具体地说,随着技术进步,交通条件的改善、交通工具的发展,交通费用在人们的总收入中的相对份额的减少,区域经济空间边界会不断扩张。这一理论运用于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可以认为,上海经济圈,即我们讨论的作为国际经济中心的这个“上海”,它的空间经济边界并不是由上海市行政边界所决定的,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国民收入增长带来的浙江和上海之间相对交通费用的降低,上海经济圈的边界也在向浙江扩张,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认为,从国际视点出发,作为国际经济中心的上海,它实际上不仅仅是指现在的行政边界区域内的上海,而是指长江三角洲都市圈,或者称为上海经济圈,其中也包括浙江,至少是浙江的北部和东北部(杭州湾大桥建成以后,会进一步加速浙江东北部和上海的联系)。
(2)对外部地区的经济活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受益对本地区经济会产生乘数效应。简单地说有以下公式成立:
上式中Y是本地区的收入,X是满足外部需求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入,a是X中用于在本地区开支(消费)的部分。由此可见,浙江人和浙江企业的对外部区域的经济活动,不管是向外部地区输出产品,还是在外部地区从事包括兴办企业在内的各项工商事业活动,其收入只要用于当地的支出(消费和投资),都会对当地经济产生乘数效应,从而有力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3)浙江和上海在资源上的互补性是推动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合作、产业分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石和主要因素。浙江的资源优势在于具有相对丰富的企业家资源。早在20世纪初,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出生浙江的企业家就是上海工商、金融界最活跃和最有实力的群体②,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内在的必然性,这种情景可能会在这个世纪继续演绎下去。浙江企业去上海的投资的活泼展开正是反映了浙江的这种资源优势。与此相对应,浙江人曾经盼望的上海对浙江的投资之所以没有出现,也不是因为上海比浙江更穷、更缺乏资本,而是上海缺乏企业家资源,或说上海的企业家成长状况相对浙江更为落后③。因为用于创办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本质是经营资源的移动和企业家资源“溢出”、没有丰富的经营资源、没有充足的企业家资源就不会有对外投资活动。上海的优势是其拥有浙江难以赶超的投资环境和发展条件,包括市场环境、国际影响和国际号召力、地名品牌、中央支持、市民素质,基础设施、以及综合的人力资源完备程度,特别是各种专业人才的完备程度,还有法制环境等等。浙江企业到上海投资正是利用了上海的优越的投资环境,因而常常能获得很好的投资报酬。根据我们的调查,浙江企业到上海发展,成功的比例相当高。有名的如海宁的雪豹集团、平湖的茉织华、埃力生集团等等都是到上海发展后成为国内著名企业。相反要求上海企业到浙江投资,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现实意义不是很大。这是出于资源互补的原理。
(4)出于以上理论,我们认为浙江应该以积极的姿态迎对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历史任务,并把它看作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主动地加入到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行列中去。说得明确一点,浙江应该将自己的战略目标确定在:浙江是上海国际经济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上面。
应该看到,建设上海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中心,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上的工作,一个是发展虚拟经济中心和服务中心,这主要通过发展金融、外贸、交通、航运等第三产业,提高对区域内外企业的服务水平获得,另一个是发展以加工制造业为主要内容的实体经济中心。由于上海本身的资源优势所在(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国际影响和号召力、中央支持、基础设施、专业人才的完备程度以及政府的领导能力等等),上海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建设服务中心的工作,即虚拟经济中心上边。
但是,一个经济中心,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因此,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工作,即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实体经济的工作需要上海的周边地区,浙江及江苏与上海密切配合、共同承担。
从21世纪前期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趋势来看,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国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将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主要生产基地,因此,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必然会带有建设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特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达的制造加工业,上海国际经济中心的魅力就会大大减退,多数跨国公司进驻上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利用包括上海周边地区在内的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业的资源,由于资源赋存结构的差别,这个制造业中心的实体部分的建设将主要由和上海同处一地、拥有独到的发展优势并且已经具有较为雄厚的加工制造业基础的浙江和江苏来承担。因此,浙江应该利用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机遇,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在建设上海国际经济中心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其中,并将自己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国际经济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使浙江经济能够紧跟经济全球化的快车,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近期内浙江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利用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历史机遇,促进浙江经济的加速发展。
(1)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采取多种形式进入上海,包括在上海建立企业的分支机构,如营销机构、融资机构、研究开发机构、国际贸易机构等,即便有企业要将企业总部移至上海也应采取宽容态度,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上海和浙江两地资源,开展企业内部的地区分工,把握机遇,促进企业发展。
(2)借鉴苏南经验,利用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机遇,利用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通过上海这个对外窗口,大力吸引外商投资。
(3)充分利用浙江和上海资源结构具有相当大的互补性的特点,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在保持和发展浙江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的同时,适时跟进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利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腾出来的发展空间,发展技术层次相对较高的第二产业。
(4)在空间结构的调整上,应该利用浙江邻近上海的优势、加快浙江北部地区,特别是嘉兴地区和湖州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这两个地区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都具有非常好的发展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本来有一次很好的发展机会,可以成为浙江的“苏南”,可是由于不能很好地处理浙江和上海的经济联系,夹在杭(州)绍(兴)甬(宁波)高速增长地带和上海高速增长地带之间,左顾右盼、举棋不定,丧失了很多发展的机会。这次一定要吸取教训,紧紧抓住机遇。这一地区的发展应该充分借鉴苏南地经验,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同时利用省内外、国内外多方面的资源、发展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5)进一步加快浙江和上海之间的现代交通设施建设,争取和上海以及国家有关交通部门统一规划,建设上海市中心地域和杭州等地的点对点交通,实现城市间交通市区化,促进上海都市圈的形成,为浙沪经济的一体化打下物质基础。
(6)促使上海有关各方采取更为前向的对内开放政策,包括在条件成熟时在创业、学习、人员移动、企业用工、干部录用和互相交流等方面给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居民以上海市民的待遇,加速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的人文社会融合。
六、结论
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事实上包含了两个层面上的意思,一个可以称之为虚拟经济中心,或者说“服务经济中心”,这主要由发展第三产业来承担,金融中心、外贸中心和航运中心都属于这个范畴。另一个是实体经济中心,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具有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和区域创新能力为依托的经济中心,是经济实力的集聚。作为现有行政区边界以内的上海有可能承担建设“虚拟经济中心”的中的多数任务,但是建设实体的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则需要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城市的共同努力。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包括浙江在内的周边地区有必要参与到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历史任务中去,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表明,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中心—外围、吸纳—扩散的关系,而是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的关系。明确浙江建设制造业大省和国际制造业中心之一的发展目标,鼓励有条件的浙江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利用上海的发展资源,同时也对上海的发展作出贡献,促进浙沪之间的资源双向流动,加快浙江、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于实现该地区区域发展目标是具有正面效应的。
注释：
①中心—边缘(或核心—外围)(core-periphery model)模型是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对委内瑞拉的研究中提出来得,在他的这个模型中,中心和边缘地区是经济上完全不同质的二个地区,表现为空间上的二元结构,所谓边缘地区或外围地区是指和中心地区异质的带有某种殖民地背景的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依附性、缺乏经济自主性,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技术、资本和观点都来自于中心地区。用这种模型用来描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上海和其周边的浙江、江苏的关系显然是不合适的。参见Fried mann,J.(1966)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case study of Venezuela.Cambridge,Mass.:MIT press.
②参见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我们所指的企业家并不就是工厂领导、公司经理、企业的负责人等,而是熊比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具有创新精神的工商事业者。事实上民间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上海有知名的企业但没有知名的企业家。
参考文献：
(1)陈建军:《产业区域转移与东扩西进战略———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华书局,2002年10月。
(2)姚锡棠:《浦东开发与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6月。
(3)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成果选编(2001年度)》(内部资料),2001年12月。
(5)Masahahisa Fujita,Paul Krugman and Anthony 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