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意图，一是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二是做大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三是推进长江中上游腹地开发；四是促进“两头”开发开放，即上海及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缅经济走廊。这样一个以长江水道为纽带，横贯东中西部的经济带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国家区域战略的出台和选择有了新思路，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我国国家区域战略越来越具有目标针对性和区域适应性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资源和人口与产出水平分布的不均衡、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域性差异，以及由此导致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决定了中国的中央决策层必须针对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以便因地制宜地发展区域经济。这就是国家区域性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区域战略基本上是二分法、对冲型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即参照经济地理学上所谓的黑河—腾冲线，将国土区分为沿海和内陆两大区域，在国家层面推行对人口分布相对稀少、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倾斜的投资政策。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家投资的区域分布都是内陆地区大于沿海地区。80年代以后，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国家推出了沿海发展战略。1986年，为了进一步明确国家区域战略的区域差异性，全国人大立法区分了我国的政策性区域为东中西三个部分，这标志着我国的国家区域战略开始摆脱了简单的二分战略，进入了一个分类指导的时代，这也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发展差异的多样化趋势。进入21世纪以后，针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中央决策层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又提出了“中部崛起”的国家区域战略。针对东北地区相对独特的改革和发展状况，又将在改革开放前属于沿海地区的东北作为一个独立的政策区域，推出了“东北振兴”战略。这种国家区域战略和政策区域的细分化趋势，在2005年以后进入了新阶段，从2005年到2014年4月，国务院先后主导发布和批复了53个带有国家区域战略意义的规划和批复文件等，大的如“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小的如“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点”。这表明了我国的国家区域战略越来越具有目标针对性和区域适应性。但大量针对特定地区或为了实现特定目标的国家区域战略的推出，也带来如何在关联区域内协调或者联动发展这些战略问题。
近年来支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基础性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对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长期持续大量投资产生的累积性效应，特别是高速铁路网的形成和江海联运网络的形成，改变了我国传统的相对静态的区域发展格局，使得要素资源在不同属性的区域间的快速流动成为可能，大大缩短了不同地区间的时空距离，从而为重塑区域发展的格局，特别是推动区域间的发展联动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将东中西发展战略和各类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联动化，进一步增强其科学性、可操作性和联动效率，并和其他的国家发展战略，包括推进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东西双向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等紧密结合，就成为中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新选择。长江经济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上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它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家区域战略选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开始重视不同地区间的联动效应及整体性特征。
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大意义
首先，长江经济带战略实现了东中西三大区域的联动。通过长江水道和业已贯通的沪汉蓉沿江高速铁路网，联动东中西三大发展区域，构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长江流域9省2市，是一个典型的横贯中国大陆的雁行发展形态，从人均产出比较来看，东部长三角苏浙沪地区，人均产出已经达到1.3~1.5万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发达地区的行列；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和重庆市，人均产出为6000~7000美元，和中国大陆的平均水平齐平；西部的贵州、云南，人均产出还只有3000~4000美元。这种发展水平的梯级形态，如果孤立地看待，会被认为是消极的地区发展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标志，但如果把它连接成一个整体空间来看，它恰恰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并因此具有资源要素禀赋和市场多样性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后劲。众所周知，二战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继续繁荣，东亚和东南亚以及其他一些原本处于发展边缘地区，但又有较好的国际贸易区位条件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较快地发展起来，这和它们之间的要素流动、产业转移以及市场的一体化具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一切，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在长江经济带内部就能实现，由此带来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第二，它将联动长三角、大武汉（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由此撑起三大发展区域的骨架，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长江沿岸城市带。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范围的界定，从最初长江水道经过的7省2市，拓展到包括浙江和贵州的9省2市，一方面更完整地涵盖地理学意义上的长江流域，同时也更加突出了以三大都市群为主要架构支撑长江经济带的内容重心。
国家经济带的形成是具有内在的社会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的。如长距离低成本的航运线路和充裕的水资源的存在，容易形成空间上的点轴发展模式，有利于要素和产业集聚，同时降低城市间的运输成本，推动区域与城市间的产业和城市功能分工，以及市场的一体化，形成不同城市和地区间轻重工业和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格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三，它联动了“两带一路”的国家区域战略，使之具有了整体特征。长江经济带连接东海出海口和西部云南口岸，把对东部的开放和对西部、西南部（中印半岛和印缅）开放，以及通过“渝新欧”大通道与对中亚西亚乃至东欧地区的开放连接起来，从而使得中国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中国的发展和改革离不开对外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部地区，由此形成了目前这种沿海地区一马当先的区域发展格局，但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不仅需要对东部沿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放，还需要加强对西部、西南部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能源、原材料输出国和地区的联系，求得东西部双向开放的平衡，谋划东西联动、以我为主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新格局。显然，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是实现这个战略的关键步骤。
第四，它将有利于发挥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对长江流域的示范带动作用。上海自贸区作为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举措，将通过长江经济带的打造，从功能拓展和制度引领两个方面带动中国的内陆地区的改革开放。长江经济带中，上海具有突出的龙头引领作用，因为上海地处长江经济带和中国沿海经济带的交汇点，同时也是长江经济带上最大和功能最为完善的城市。上海自贸区的功能辐射和制度创新引领将通过上海、长三角经济影响力层层扩散，对整个长江经济带的改革开放形成带动和示范作用。长江经济带的形成本身就是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贸易的自由化及市场的一体化密切相关，通过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实践和示范引领，将为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走出一条政府引领、市场推动、企业主导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