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晋川：地方官员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综述（下）

总结性评述与未来研究展望

根据既有文献，可以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地区发展差距的决定因素分为直接因素(主流经济学理论强调的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和间接因素(考虑中国特殊发展环境强调的制度、政府和官员)，直接因素决定投入要素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间接因素决定投入要素质量的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中，间接因素均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如制度因素包括中央统一制度和地方特色制度、宏观市场体制和微观企业章程、政治制度和经济规则，再如官员因素包括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宏观政治规则和微观个人行为、政治晋升考虑和经济收益获取。本文总结和梳理了最具代表性有“制度作用论”、“政府作用论”和“官员作用论”三类文献，尤其关注了政府官员及行为绩效的“政府行为论”和以此提出的诸如“晋升竞标赛”、“县际竞争”、“标尺竞争”、“资格赛”等理论框架，并梳理了大量关于官员任期、异地交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文献，可以发现，地方官员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众所周知，中国地方官员治理的特色是“党管干部”和“党领导政府”，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对下级官员的选拔、任免有绝对权威。Huang［54］分析中国官员治理体制发现，中央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同时会进行显性治理和隐性治理，前者通过衡量经济发展指标来实现，后者包括兼职提拔、异地任职、任期管理等。因此，周黎安［20］、Zhuravskaya［55］从中国特色背景下的地方官员治理角度解释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与经济绩效。Li 和Zhou［21］、张军［26］等既有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地方官员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模式来影响地方发展，是中国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和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但即使各地都面临着同样的政治激励，地方官员本身的异质性也会导致行为差异［22］。

既有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基本上借鉴Bertrand 和Schoar［56］、Jones 和Olken［57］的思路，从官员任期内的地方经济增速来推断其个人能力的作用;二是主要解释变量为官员任期、异地交流，控制变量为个人特征(如上任职位、年龄); 三是被解释变量除了经济增长外，还有财政分权度、产业结构、工业用地等。一些学者还考虑了政策不确定性，如杨海生等［46］借鉴Baker 等［58］创造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index)，将地市级官员更替视为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增长。

既有研究尚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个方面主要是从省、市较为宏观层面检验官员任期、异地交流等因素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缺乏官员专业、学历、经历等官员个人特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二个方面的缺陷是主要针对全国省级层面或某一省份内部的考察，缺乏不同地区的对比研究，尤其是缺乏县、镇、乡、村级更为微观的经验分析。总的看来，关于省、市层面的实证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的缺陷:一是样本偏误。省份样本量少、省份之间差异较大，容易受个体效应的影响，估计结果有偏误;二是能力偏误。省级层面的官员，经历的长年累月的历练，其擢升和能力都较其他层面的官员更为突出，研究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过于宏观和笼统，对地方经济发展影响更加深远的是省市级以下官员;三是系统偏误。中国省份经济发展的差异本质上是辖区各市、县、镇的差异，只考察省级，有以偏概全和一叶遮目的嫌疑。未来相关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和做出边际贡献:

(1)研究视角的县级化。既有研究的重大缺陷是囿于省市以下行政层级官员个体特征数据获取的困难。从历史来看，“民为邦本，县乃国之基。”“郡县治，天下安。”凸显了县域治理和县域发展的重要性。从当前来看，中国县域面积占全国90%以上，辖区人口占全国70%以上，如此比重决定了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小康建设、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未来看，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随着党的***以来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试点逐步推开，县级政改是中国基础治理的探索起点。因此，研究县级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影响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2)研究数据的细致化。正如王贤彬和徐现祥［59］强调的那样，中国官员治理具有中国的转型实践特色，对此的研究高度依赖于典型化的事实素材资料与数据，本文列举代表性文献具有开拓性贡献，而研究视角的县级化依赖于县级官员信息的收集和整理，需要更加细致的材料支撑。

(3)研究指标的多样化。在既有关于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的诸多研究中，关于地方官员的指标主要基于任期、异地交流和年龄等几个因素，实际上，官员个人特征是非常丰富和极为重要的，如学历(国民序列职业教育和非国民序列职业教育)或专业、经历或来源(基层历练晋升而来还是下派主政)、出生地或籍贯。关于经济增长主要使用总量和增长率两类数据，但是考虑到“政治晋升竞标赛”和政绩评价，除了GDP 增长率，还可以考虑当地GDP 相对本省GDP 增长率、全省GDP 排名等更多的代理指标。此外，Chen 和Nordhaus［60］、Henderson 等［61］还使用来源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采集并提供的全球DMSP /OLS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作为度量地方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国内如李书娟等［49］采用了ArcGIS 软件，从全球夜间灯光分布中提取中国县级行政单位区划1992－2012年的夜间灯光亮度数据，再利用该行政单位灯光亮度的总量除以其行政单位的面积(以万平方公里为单位度量)得到县级行政单位1992－2012年的地均夜间灯光亮度数据代理经济发展水平就是极好的思路。

(4)研究主题的人性化。既有关于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仅仅关注GDP，有唯GDP 论的嫌疑。实际上，我国越来越重视发展成果共享，中国国家统计局《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便很好说明各地区社会福利，可以借鉴使用。综上，本文全面总结和梳理了“制度作用论”、“政府作用论”和“官员作用论”三类文献，以期全面剖析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与地区差距的成因，并重点梳理了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作用的文献，找出既有研究的诸多不足和提供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地区差距的弥补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提供新的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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