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具浙江特色的动力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通过民营企业的率先发展推动市场化主体的形成、专业市场的率先发展推动资源配置网络的形成、块状经济的率先发展推动生产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在缺少“政策洼地”和“资源高地”情况下，走出了一条内生性的快速发展道路。
(一)最先推进体制改革释放制度活力，造就了一大批在海内外兴商兴业的浙江企业家群体
1978年改革伊始，浙江率先营造出相对优越的市场体制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下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的鲜活实践，最早呼应、践行和支撑了中央政府开启的改革开放伟大进程。改革初期，处于国民经济边缘地带的浙江非公经济春潮涌动，浙江地方政府顺势而为，积极营造相对宽松环境“放水养鱼”。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浙江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在全国率先推出颇具前沿创新意识的乡镇集体企业量化产权改革，推动一大批具有强烈“闯天下”意识与开拓能力的浙江企业家群脱颖而出，造就了浙江与粤、苏、鲁等沿海省份相比最宝贵的内生性资源，民营经济开始一枝独秀快速发展。事实证明，企业家群体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最大内生活力，而体制创新则与企业家精神、经济内生动力息息相关、互为支撑。
(二)最先发挥比较优势构筑市场势力，编织了一个覆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轻工业品国际市场网络
从80年代占领“三北”市场到90年代开拓国际市场，从初期的现货交易市场到新近的电子商务网络，浙江充分发挥低要素成本优势，借助人格化交易模式，在较短时间内拼打出一个覆盖大多数国家的日用消费品全球市场，拉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起，欧美发达国家从工业经济向由网络技术和金融创新驱动的新经济转型步伐加快，中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浪潮风起云涌。地处沿海的浙江，依托人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型比较优势，迅速承接起发达国家的转移产业和外包产业，成功嵌入了全球生产网络，充分分享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从打火机、眼镜到皮革、衣帽，浙江至少有20种以上日用轻工业品占据全球市场交易第一把椅，国内外市场引力对拉动浙江产业规模化、国际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最先挖掘分工效应形成集聚动力，打造了数量众多且初具规模的块状经济
令邓小平在1987年意想不到的全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在浙江则是进一步地体现为块状经济的“抱团崛起”，并成为加快浙江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载体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渠道。在90年代前期积累的制造能力和市场势力基础上，浙江加快整合形成了以特色强镇、特色强县为品牌的各式块状经济区，它们与区内专业市场、国际市场联动，构成了浙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有力支撑。永康、嵊州、海宁等浙江90%以上的县市内都存在至少一个或数个块状经济，大量“离土不离乡”企业在这些县域内块状集中，无形中形成了巨大的专业化经济和外部经济，这又进一步导致集群规模扩大、分工细化，有力支撑了浙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二、传统增长动力格局的弱化
政府率先革新营造出相对宽松的市场体制环境，激发万千民营企业家的兴商创业冲动，进而在发挥比较优势基础上以块状经济为堡垒打造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是浙江1978年以来领先中国经济的关键机制。但在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该增长机制的每个环节几乎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传统增长动力逐渐消解，浙江经济增速、工业竞争力等关键变量均出现了下滑局面。
(一)市场体制优势弱化，企业主体动力衰减，产业转型升级缓慢
第一，区域体制优势差距缩小，大量浙江企业普遍选择省外转移而不是选择转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的普及完善，特别是其他省市区改革力度的加大，浙江体制机制领先优势出现弱化趋势。在中央可接受的改革边界和法律框架前提下，浙江的改革越来越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进度本身有所趋缓。同时兄弟省市改革进程明显加快，上海、天津、深圳、成都、重庆等地先后被批准设立全国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兴商创业环境明显改善，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在省内成本上升省外成本逐渐下降的趋势下，大量浙江企业选择向省外进行产业转移，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浙江经济增速的下滑和产业空心化风险。
第二，要素市场化和行政审批制等关键环节改革迟滞不前，金融等高端现代服务业发展不畅，大量浙江企业转而投资热钱经济。越复杂高级的产品市场越需要发达完善的要素市场与之相匹配。浙江产品市场化程度领先国内，但要素市场化改革迟滞不前，突出表现为金融体制的落后。以国有银行、大银行为主的垄断性、间接性金融结构与以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高度不匹配，是制约浙江产业规模化、创新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随着改革逐渐触及到银行、通信、铁路、航空等政府利益高密集行业，投资门槛限制和行政审批干预也逐渐加重，大量浙江企业转向民间借贷、房地产等“短平快”型热钱经济，最终造成因体制束缚导致充裕民间资本逃离实体产业的重大损失。
第三，企业制度改革缓慢，企业家群体创新性衰减，大量浙江企业固守传统产业。浙江企业家“宁做小老板，不做大经理”的家族传统浓厚，“小老板”模式可以较好适应创业初期的中小型企业，但经过30年的规模扩张，企业管理复杂度大幅提高，浙江民营企业在组织运营、财富转移和权力传承问题上的相对封闭和传统思维，使原有的企业组织与管理模式不再适应甚至成为消极因素，是大多数浙江大企业不能进一步走向国际性现代化大企业的重要组织障碍。船小好掉头的阶段已经过去，开放、有序及创新型的企业组织模式对走向成熟期的大企业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由于难以接纳职业经理、股权管理等企业现代化管理制度，且随着资产规模增大，大多数浙江老一代企业家精神逐渐趋于保守，固守传统产业，路径依赖严重。
(二)开放体制优势老化，比较禀赋优势下滑，市场垂直升级受阻
第一，国际不平衡开放体制改革缓慢，垂直攀升国际高端市场缺乏动力。浙江对外开放具有相对明显的体制性、结构性和素质性落后特征，而其中共性、关键性原因则在于对国际先进技术、资本、人才等跨国引进利用的制度障碍。外资进入新兴产业以及金融、科教、咨询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门槛限制仍然较多，新兴产业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发展滞后，占总体贸易的比例偏低，这种“重贸易输出，轻外资利用”的不平衡开放体制严重制约了贸易结构转变、贸易质量提升和产品价值升级。数据表明，与江苏、广东等沿海省份相比，浙江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严重不足，其中70%以上的外资又投资于纺织、化工、机械和电子行业等省内传统优势产业。
第二，比较禀赋优势下滑，国际中低端市场亦面临重大压力。低要素成本长期以来一直是包括浙江在内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最大国际比较优势，但进入2000年以来，国内劳工、原料及中间品、土地以及环境等生产成本与日俱增，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浙江经济明显遭受更为严重的成本不利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多数“浙江造”贸易属于技术复杂度和进入门槛较低的中低层次行业，东南亚、墨西哥湾等新兴地区在本层次的产业实力日渐增强，致使浙江最擅长的贸易领域面临愈来愈激烈的“红海”竞争。但由于国际高级要素吸收利用体制束缚以及自主创新不足，大量浙江外向型企业不得不靠在不同市场间进行平面复制式开拓以维持生产，难以通过技术创新进行垂直挖掘式占领高端市场，攀升国际分工价值链。
(三)县域体制优势僵化，成长环境阻力加重，集群创新升级艰难
第一，县域行政体制负面约束加重，块状经济扩张升级受限。大量建立在县域、镇域空间上的块状经济是推动浙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载体，县域体制在发展前期有力推动了浙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随着块状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自身需要更高级别的核心城市为其提供更广范围的要素配置腹地和更强能量的服务配套能力，降低其发展成本。此时县级行政区划的硬性负面约束不断加重，资源错配式管制恶化，并阻碍块状经济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据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的一份调研报告，近年环杭州湾一带块状经济发展明显超越了温州、金华等传统上块状经济发达地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北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步伐加快。
第二，城市型现代交易环境发展滞后，企业集群内部缺乏创新主体动力。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创新升级，需要一个完善发达的产权环境、信用环境和法治环境等城市型非人格化交易环境与之互动支撑，反观浙江绝大部分块状经济尚不具备这样的成长环境。在浙江块状经济内，由于社会整体的产权环境、信用环境和法治环境远未完善，一旦有新产品出来，仿冒十分容易，恶性价格竞争随之展开，当仿冒和价格竞争成了企业间竞争的一种习惯后，单个企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并独自承担巨大的风险进行新产品研发的激励大幅下降，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创品牌冲动等受到严重遏制，最终导致整个产业集群的持续创新升级能力越来越弱。
第三，国际需求环境恶化，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使部分块状经济面临萎缩压力。国际市场摩擦加剧是创新能力不足、出口路径依赖的终端表现。大部分浙江块状经济是加工贸易性质的企业集聚区，接受外贸定单并为国外厂商做贴牌生产，多数仍然停留在委托组装和委托加工阶段。由于创新能力不足，缺少品牌，缺少知识产权，集群内的企业家事实上并不是经典意义的创业家，而是国际产品的模仿者、国际分工链的打工者，不仅平均利润率十分单薄，而且反倾销等国际摩擦亦不断加剧。一旦国际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集群产业便会首当其冲面临重大压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浙江产品出口贸易大幅下滑便是一个实例。
纵观21世纪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浙江经济曾经长期领先全国的三大动力即民营企业、专业市场、块状经济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消解，僵化、弱化和老化趋势明显。传统浙江增长动力格局面临严重的断代局面和替代压力，而这一变局背后隐含着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十八届三中全会发起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号召，浙江亟需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率先再出发。
三、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再造浙江发展新动力
国际大环境深刻变化、沿海省份竞相革新、中西部省区奋起追赶，内部优势弱化迁移，基本面的变化驱使浙江经济进入诸多两难困境。浙江当前的任务亟需以率先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为突破口，努力加快驱动浙江老三样“民营企业、专业市场、县域经济”向“现代混合企业、国际垂直市场、特色都市经济”构成的浙江新三样全面升级换代，锻造三位一体的新型发展动力体系，开创浙江经济社会在更高层次的持续领先新局面。当前，浙江亟需从下述三大方面着手，再造发展新动力，开创发展新模式，实现发展新目标。
(一)率先试验全面改革，打造最优营商环境，重塑企业主体动力
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发展。在全国层面的改革以稳步渐进为特征的大环境下，浙江应依托四大国家战略，从省级层面上先行先试，积极创造更加高效优越的区域市场环境，率先确立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充分激励民企、国企、外企竞合发展。
率先探索政府权力清单、投资负面清单和财金管理清单改革，加快打造政府与市场的新型互补关系。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是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的杠杆，当前要首先以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加大行政审批“放、转、并、免”改革力度，构建纵向分工明确、横向划分清晰的政府审批权责清单，促进政府将更多注意力转向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市场失效上面，转向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上面，加快建成有理、有限、有为、有效的“四有”政府。其次要加快推进面向内外企一体化的项目投资负面清单改革。对于非负面清单产业，由各类市场主体依法依规自主决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依法保留的审批事项，要加快推动由前置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督转变，促进审批方式向电子化、一揽子化、期限化转变，提高审批效率。第三要尽快制定“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逐步停止向企业直接收取行政事业费，将政府从“分钱分粮”中解放出来，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剥除企业的权力寻租源头。
深入推进舟山群岛新区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改革，构建内资与外资企业的新型竞争关系。舟山群岛新区是带动浙江海洋经济和国际经济发展的战略引擎，当前要以舟山自贸港区申报和建设为契机，加快贸易自由化和跨国投资便利化改革，尽快建成达到全球先进标准的现代化国际营商环境，推动国内外企业公平有序竞争。围绕提高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水平、推进海洋产业领域投资便利化、扩大现代海洋服务业对外开放，在新区率先探索建立国内外人才、技术、知识、资本等生产要素交易市场，降低企业各类要素使用成本。加快建设开放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舟山群岛新区试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行“非禁即入”，新区开发主体不论产权性质，均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率先试行外商投资企业备案、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备案制管理等。
积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渐形成国企与民企的国进民进新型合作关系。民营企业是浙江经济的特殊优势，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民营企业与央企、大企资本合作，融合民营企业活力和国有企业实力，对破解民营资本行业准入限制、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一举三得的综合效应。当前要加快推动国有企业管理由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逐步将省属集团公司改组为省属资本投资公司，对下属二、三级企业实行产权改制，努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差别待遇，在资金、土地、技术、人才等方面实行与公有制企业同等政策，制定各类企业进入特许经营行业具体办法。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鼓励民营资本投资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等领域，清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建立健全重大项目面向民间投资招标的长效机制。
(二)突出三种创新驱动，开拓三种新型市场，推动价值垂直升级
浙江不乏创新，但主要集中于平面式市场拓展，随着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形成，必须加快实施创新转型战略，即以产品为对象的技术模式创新、以交易为对象的交易模式创新和以企业为对象的组织模式创新，推动三类产业开拓占领三类市场。当前，浙江比其他任何省市、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紧迫需要借助创新驱动的力量①，开辟产品新空间，占领新市场，挖掘新价值。
激励核心技术创新，驱动优势产业价值升级，攀升国际巨量中高端市场。“大纺织、小电器”等轻工制造业是浙江长期以来的优势产业，轻工型产业并不必然是低附加值产业。相反，法国、意大利、日本甚至以重工业著称的德国，也存在众多轻型产业中的全球“隐形冠军”。加工组装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的净收益仅是50元，出口十多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塑料吸管同样可以获得50元的收益。从领带、鞋帽到眼镜、文具，浙江众多优势产业，必须加大技术原始创新与开放创新力度，采用并逐步引领国际先进标准，提升产品品质，向上游开发新材料、新功能，向下游进军高端设计、高端品牌和高端市场，全面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盈利能力。
激励商业模式创新，促使新兴产业率先商业化，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新兴产业处于国际产业动态前沿，应充分发挥浙商群体最擅长的强势技能:率先发现商机———迅速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占领市场。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加速到来，面对以海洋产业、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代表的新经济，现实的选择是首先要激发浙江企业家的市场发现能力和商业创新精神，发挥民间资本充裕优势，积极利用开放式创新手段，第一时间对新技术进行吸收利用，率先推动新兴产业规模化生产。其次要调动市场大省优势，加快完善法治、产权、创投等现代交易环境，强化国际电子商务技术、网上市场、现代会展、市场采购等现代交易模式创新，推动浙江抢占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交易强省，进而带动本地新兴产业发展，打造浙江未来产业竞争新优势。
激励组织兼并创新，推动国内国际兼并重组，驱动传统产业转移开辟第三市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浙江经济中仍占有较大比重，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必须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创新，优化产业组织结构，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大引进国内外领先企业，鼓励进行跨行业、跨企业资本并购和技术改造力度，促使传统资本通过优势企业嫁接利用，转向新市场，提高传统资本使用效率。加强环保、技术、品质等行业标准，驱使传统产业自身转型或“走出去”投资，实现空间转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适应性创新，寻找适应性市场。
(三)突出城市核心功能，突破市域县域思维，打造特色都市经济
不同于全国其他省份，改革开放35年来浙江的城市化历史是由“市”带动“工”，由“工”再带动“城”的历史，城市自身是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的附属结果。这导致浙江城市化水平到现在仍落后于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在新的阶段，城市化不应是传统工业化的结果，而是创新活动的空间载体、助推经济升级的必备动力。
推进城市群主体形态战略，重点打造若干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都市圈，撑起浙江全域城市化网络。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城市竞争的未来形式是城市群的竞争。当前要站在长三角甚至整个东部沿海的视野高度，加快推动建设若干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都市圈。加快突破市域行政区划思维，构建都市圈内部跨市域的要素自由流动、规划共连和资源共享机制，增强都市圈核心区对全球高级要素的培育和凝聚功能，放大都市现代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辐射半径，形成支撑全省域城市化网络的支柱。目前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等四大城市的都市圈培育条件相对成熟，应合力推进杭州都市圈，宁波－舟山一体化、温州都市圈、金华－义乌一体化等四大都市圈建设战略，推动嘉兴市与上海国际大都市分工协调，加快实现全省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
加快以信息革命推动城市革命，率先打造以杭州为核心的环杭州湾“V”型智慧城市带大战略，实现城市经济质的升级。物联网、大数据等下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促使传统工业化、城镇化发生根本性变革，智慧城市则是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三者的融合点，蕴含着巨大的新兴经济潜力和推动发生城市革命的潜质。杭州市云集着一大批电子商务、数字电视、云计算等国际化龙头企业，是国内最具有率先用智慧技术打造“智慧城市”的潜力城市。当前首先要确立智慧城市战略，以杭州为中心，嘉绍甬等城市为支点，大力推行信息技术对交通、工厂、社区、建筑等城市生产生活的智慧化改造，打造环杭州湾“V”型智慧城市带。其次要大力发展智慧产业，为未来全国其他城市建设智慧城市所需要的规划、设计、网络、设备等智慧产品需求提供服务，加快建成环杭州湾“V”型智慧产业带。
突破县域区划经济思维，打造一批以现代化特色产业集群为支撑的国际制高点型城市。以县域为单位的单打独斗模式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块状经济为何无法向现代产业集群升级的原因。当前首先要跳出县级行政区划的空间束缚，从主导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的市场自身需求出发，在更高视野统筹整合强县、强县周边县以及强县所属城市之间的服务资源与要素资源，打造以产业集群为核心的城市经济区，促进区内整体规划、要素流动和产业配套。其次要在城市经济核心区内加快聚集产业高级模块，强化发展与特色产业集群相配套的总部型企业、创投风投中心、特色工业设计基地、新品博览与贸易中心，打造特色产业的“实验室”、“办公室”、“展示室”与“发布会”，推动都市服务区与产业集聚区协同互动发展，最终在省内形成一批立足于全球特色产业版图上的制高点型城市。
注释:
①横向相比，同样是制造业大省，浙江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与江苏、广东两省差距越来越大。纵向相比，浙江企业长期依赖于中低层次产品生产，迫于成本上升和周边地区竞争激烈化，收益和竞争力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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