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层次看，当前中国已经处于为需求结构转型做准备的关键阶段。按现行汇率折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1803.4美元(1990年美元)，离需求结构的转折点(1990年美元，6000美元)还有较大距离。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汇率政策，按实际价格测算，中国当前已经接近需求结构转换的转折点(见图6)。从表1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汇率偏离指数(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人均GDP/按汇率测算的人均GDP)为2.5，实际人均GDP按1990年美元已经达到4526.5美元。按人均GDP年均增长7.5%测算，4年后(2012年)中国实际人均GDP将达到转折点水平(见图7)。即使按现行汇率政策，至多15年也将达到需求结构转换的转折点。当前中国需要为需求结构转型做好环境和制度准备。
(二)需求结构特征与经济效益提升
效益提升是投资扩大的根本动力。如果经济效益保持稳定或者下降，投资率不可能持续提高。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较好，可以解释1978—1995年18年间增长的30%～58%。[27][28]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TFP增长持续下滑，与1995年之前年均增长3.2%～4.5%相比，1995年之后每年仅增长0.6%～2.8%，TFP增长对GDP增长的相对贡献下降，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靠投资增长拉动，投资增长与TFP增长偏离程度不断加大。[29][30]
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个时期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并未过度。其理由是:第一，中国人均资本存量还很低。2008年中国人均资本存量只有3928.4元，相当于美国的7.5%，远低于实际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率(18.1%)。第二，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2008年全国还有乡村人口7.2亿，占总人口的54.3%，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为11.3%，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只有持续加大公共设施投资，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通过估测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等9个系列指标，指出近时期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发生了真实持续的增长，表明中国产业投资还存在很大空间。[31]第三，在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促进经济增长，消减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具有重大意义。
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还很大，但为什么TFP增长还持续减缓?这主要是资源配置不当。[29]一直以来，中国主要面向低端市场发展生产，生产经营比较粗放，没有形成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联动机制。国内低端市场饱和后，不少产业产能过剩，于是企业纷纷转向国际市场。国际低端市场十分广阔，从而导致中国产业分工陷入低端锁定状况。一些学者发现出口与生产率增长关系不显著，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32]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投资率提升，主要是出口带动下的粗放式扩张，不是消费升级和产业创新带动下的集约式扩张。粗放式扩张增加了产能过剩的风险，出现“资本过剩”假象，导致TFP增长减缓。
(三)需求结构特征与产业结构升级
根据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10.5个百分点，除改革开放初期出现补足性发展以外，随后形态基本符合规律走势。在加入WTO之前，第三产业占比变化基本符合规律走势，1978—2001年，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高13.7个百分点，但加入WTO后，第三产业占比出现了从提升到下降的逆转，2002—2008年持续下降1.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在4个转型周期出现了下降和上升的反复，特别是2002年，第二产业占比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逆转，6年提高3.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加入WTO后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变化出现了逆转(见图8)。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明显偏高。近五年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平均为42.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7个百分点，分别高出东亚、东南亚平均水平10.1个百分点和12.7个百分点。中国服务业占比明显偏小，基本上比东亚、东南亚地区低14个百分点左右，比西欧地区低20个百分点左右，比北美地区低30个百分点左右。1970—2008年，世界各区域服务业比重都稳步提升，只有中国服务业比重波动频繁，2008年服务业比重还不及北美、西欧、东亚和东南亚等区域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偏差。
从经济理论上看，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拉力。一是消费需求升级拉动。不同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随着居民收入增加，需求弹性高的行业增长较快，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33]二是产业技术升级拉动。不同行业技术进步快慢不同，技术进步越快、劳动生产率越高的行业规模扩张越快，它们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贡献度便不断提升，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34][35]产业技术升级不可能逆转，因此导致产业结构升级逆转的主要因素只能是消费需求调整。史晋川认为，从“九五”规划后期开始，中国消费结构就开始从“吃穿(用)”向“住行”转变，但大多数企业并未顺势调整产业结构，而是抓住中国加入WTO的契机发展出口，采取用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的发展策略。[1]这一发展策略导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脱离了国内市场消费升级的带动，更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形成低端锁定，从而导致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规模持续较快增长，但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的格局。
(四)需求结构特征与收入分配失衡
收入分配失衡是当前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从图9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持续低于GDP增长，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69.5%，比1978年下降了2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21.0%，比1978年下降了14.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从1978年的2.6倍扩大到3.3倍，如果考虑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差距，城乡总体差距倍数要远大于这一数值。从基尼系数来看，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世界银行测算的0.47，逼近基尼系数超0.5的收入差距悬殊阶段，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36]
收入分配失衡对需求结构有明显影响。根据1978—2008年数据绘制的散点图(见图10)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率与消费率正相关，与投资率和净出口率负相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与消费率负相关，与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正相关。中国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外贸顺差过大、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的“三过现象”，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不均。[2]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资金有限；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投资意愿强，因此导致投资消费比例失调。从拉美等国发展经验看，收入分配失衡是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是需求结构转型缓慢的根源，是经济发展动力衰竭和社会矛盾多发的根源。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曾指出，收入分配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再改善呈“倒U”型变化。[37]但这种理论在实证上并没有得到有力支持。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不平等程度从“大压缩”转向“扩大”，并指出“一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扩大和压缩不是市场自发调整的结果，而是不同政策安排的结果。”[38]收入分配失衡固然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但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并不能自发实现，其根源在于制度安排。改革开放初期，围绕加强资本积累，中国形成了“资本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企业用工等制度建设滞后，财政支出等制度偏好经济建设投资而非公共服务投入，金融证券等制度偏好促进企业融资而非增进投资者权益等，这一切制度安排都有利于投资而不利于居民消费。随着经济改革发展逐步深入，特别是近年来，这种收入分配制度有所转变，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安排日趋完善，但或明或暗的“资本偏向”型特征还远未得到根本性转变。
四、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新结构主义解释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增长，需求结构演变存在一般性规律，但政府发展战略和社会制度安排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设计会阻碍需求结构的自然演变，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讲，需求结构本身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它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发展战略、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系统属性和弊病，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特征和问题。需求结构失衡是一个症状，病根在于发展战略和制度不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
(一)需求结构失衡的内在机理
综上分析，可以初步认为近十年来中国需求结构失衡且调整缓慢的内在机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需求结构与“资本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简单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特征相互支持，形成“三位一体”的低层次均衡。这就是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内核架构(见图11)。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形成这种低层次均衡有一定的必然性。要素禀赋是一个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起点。在经济起飞阶段，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加强资本积累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关键。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相对劳动力日益丰富，加强先进技术应用，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关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强，消费结构升级，这时，加强知识创新，发展知识密集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成为关键。为在这些关键性问题上实现突破，就需要制定相配套的收入分配制度。比如，为加强资本积累，需要采取“资本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尽可能促进资本集中和投入；为加强知识创新，需要采取“劳动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尽可能促进更多劳动者增强人力资本投资，推动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引擎。然而，采取的收入分配制度又会影响要素禀赋升级。比如，采取“资本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不利于劳动者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扩大消费，可能导致低收入、低人力资本积累和低消费的不良循环。在封闭经济体中，随着产业投资遭遇消费需求约束，收入分配制度将开始转变。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内生机制的作用大为减弱。产业发展遭遇消费需求约束时，通过水平式拓展国际市场，也可以削弱消费需求约束，维持原有发展模式，从而形成均衡锁定状态。
从上述“三位一体”的动态演变框架中可以看出，制约需求结构转型的内生机制主要有供需两个方面。(1)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有效消费需求抑制效应”。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症结是居民消费不足。2008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649.2美元(1990年不变价)，只有美国同期的3.1%，远低于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GDP在美国所占比重，这跟中国国民收入格局中居民收入、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偏小是密切相关的。居民消费不足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村居民消费滞后，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大致落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10年左右。这跟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密切相关。(2)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与国内消费需求不匹配导致的“有效消费供给不足效应”。一方面是低附加值产品供给相对过剩，需要出口市场消化；另一方面是适应国内消费升级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相对不足。比如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终端消费领域的中高档汽车、高品质文化产品、医药保健品等，需要通过进口得到满足。中国之所以不能提供这些市场需求明显的中高端投资品和终端消费品，又跟要素禀赋结构中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创新能力不强、知识贡献率低等密切相关。“有效消费需求抑制”和“有效消费供给不足”两种效应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需求结构失衡。从深层次看，问题的核心是广泛存在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二元结构，即中等收入阶层发育不足是需求结构失衡的核心。要打破“三位一体”的低层次均衡，调整需求结构，关键要实施“中间突破”策略，以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为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要素禀赋升级。
(二)计量分析模型与数据检验
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内在机理的逻辑推导，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总需求结构跟收入分配、产业结构以及开放程度等密切关联，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症结是居民消费率偏低。因此，笔者围绕居民消费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
式中，Ydem指需求结构特征指数，用居民消费率的自然对数(ljmxfl)来衡量；Xinequ指收入分配失衡指数，笔者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比重的自然对数(lcssrzb)来衡量宏观国民收入分配状况，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的自然对数(lcxchabs)来衡量社会群体收入分配状况；Xind指产业结构指数，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自然对数(lindzb)来衡量；Xopen指对外开放度指数，用外贸依存度的自然对数(lwmycd)来衡量；α为常数项；β0，β1和β2为系数。令ε为随机误差项。因此，得到计量分析模型Ⅰ:
计量分析软件为stata10.1。统计数据主要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样本数据期限为1978—2008年。首先对4个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VIF最大为6.64，Det为0.036，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接着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5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即都为一阶单整I(1)。这表明这些变量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为验证是否确实存在这种长期均衡关系，笔者使用约翰森检验(见表2)。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水平下，这5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实证分析过程及估计结果
对存在协整关系的一组变量，可以采用差分法将其转换为平稳序列，再进行结构分析，但这会忽略变量水平值的重要信息，模型只能反映变量的短期关系而不能揭示长期关联，同时还会出现缺乏截距项等问题。因此，采用简单差分法不一定可行。下面采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根据AIC准则和HQIC准则确定模型滞后阶数为4。根据计量结果，得到误差修正项ecmt为:
估计的长期均衡关系为:
上述协整方程及各变量都显著。协整方程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重与居民消费率成正比，弹性为7.34；城乡收入差距倍数跟居民消费率成反比，弹性为4.20，这表明宏观收入分配越向居民倾斜，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居民消费率越高，这符合消费理论预期。第二产业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成正比，弹性为14.46；外贸依存度与居民消费率也成正比，弹性为1.63，这表明从改革开放30年的总体进程看，工业化和国际化对提升居民消费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如果考虑发展阶段，选择1992—200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这个促进作用就转化为抑制作用，但由于数据容量限制，这个结果在短期显著性上有所欠缺。
下面将误差修正项纳入回归方程，不考虑在5%显著性水平下表现不显著的变量，将滞后1期～2期ljmxfl的差分和作为滞后1期ljmxfl差分的代理变量，将滞后1期～3期lcxchabs的差分和作为滞后1期lcxchabs差分的代理变量，将滞后1期～2期lindzb的差分和作为滞后1期lindzb差分的代理变量，将滞后1期～3期lwmycd的差分和作为滞后1期lwmycd差分的代理变量，lcssrzb作为自身的代理变量，总体上可以得到如下误差修正方程:
方程R2=0.97，表明方程拟合优度较好。反映残差项是否存在一阶和二阶自回归的LM1=0.04，LM2=0.63，表明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由上述方程可以看出，调整系数为-0.11，符合误差修正模型的预期。这个系数反映了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趋势时向长期趋势回归的力量。就短期冲击来讲，前期的居民消费率、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重对本期居民消费率增速起抑制作用，城乡收入差距倍数扩大速度反而对本期居民消费率提高速度有促进作用，这可能跟预期因素相关。前期第二产业占比以及外贸依存度增长与居民消费率增长负相关，这表明短期内第二产业占比和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会导致居民消费率增速减缓。
进一步对误差修正模型做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第二产业占比以及外贸依存度等因素的增速都是居民消费率增速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居民消费率增速只是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比重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不是其他三个因素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居民消费率与收入提高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四)发展战略与社会制度的路径依赖
中国之所以能在需求结构失衡的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三位一体”的低层次均衡机制。这种均衡机制的发生和维持，又归因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强有力的战略引导。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以“三位一体”低层次均衡为核心的发展方式是适应当时国内资本缺乏、低端市场需求旺盛和先进技术约束明显等基本经济环境需要的。但问题在于，面对深刻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国发展战略和社会制度调整缓慢，遭遇转型的“制度刚性”和路径依赖的演化惯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环境是:(1)劳动力“无限供给”。这给实施低工资制度提供了可能。(2)资本缺乏。原则上市场利率应该比较高，但为了加快经济建设，特别是支持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银行体系实行了“低利率”。(3)土地相对宽裕。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出让上实行相当优惠的政策。(4)短缺经济，没有市场需求约束。(5)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低端产业技术供给约束。在此背景下，中国实行了投资主导型发展战略，构建了“资本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即低工资、低利率和低地租政策。这一时期，这种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制度基本适应了当时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短缺经济转换为过剩经济，市场需求约束和产能过剩问题开始出现。这时，中国抓住了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入WTO的重大契机，采取下调人民币汇率等多种手段，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形成投资主导、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及“资本偏向型”、“国外消费者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所谓“国外消费者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突出表现在本币低汇率，这实质上是国内劳动者向国外消费者进行补贴。随着外贸规模的快速扩大，在现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下，货币流动性日益充裕，但城乡居民收入没有实现与GDP的同步增长，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引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强，实体经济投资环境恶化。过剩的流动性涌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形成资产泡沫的较大隐患。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需求约束和产业技术约束进一步凸显，“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红利”逐步弱化。中国劳动力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出现从无限供给向有限过剩转变的“刘易斯转折点”，中长期内劳动力成本上涨将成为必然趋势，“人口规模红利”逐步弱化。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接近社会“容忍红线”，提高劳动报酬、缩小收入差距的呼声日趋高涨，收入分配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和稳定的核心问题。这意味着传统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必须顺时应势，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粗放形式向消费引领、创新驱动的集约形式转变。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加快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任务。今后一个时期，如果总需求结构没有实现有效转型，则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并没有实质性转变，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趋势也没有实质性转变，这意味着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式增长格局难以转变，国际产业分工低端锁定格局难以转变，这还意味着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投资环境恶化，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的隐患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中国正处于推进需求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对实现全面小康、加快迈向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需求结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就需求结构调整需求结构，满足于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构成形式，而应当跳出需求结构失衡的问题本身，从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的根源上构建起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新战略和新机制。
(一)构建以扩大内需为核心的内生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计划经济时期，主要实行以进口替代为主要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二是改革开放至2008年，主要实行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三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进入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新阶段，需要构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扩大消费内需、强化产业创新等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特征的内生发展战略。
内生发展战略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如果说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是扩大经济规模，实现经济起飞，是以GDP为核心的发展战略，那么内生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将是增进人民福利，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战略。第二，如果说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基本实现方式是粗放式扩张，是外源推动的不可持续的发展，那么内生发展战略的基本实现方式将是集约式发展，是依靠消费引领和创新驱动的内源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三，如果说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加强物质资本积累，拉大贫富差距，是资源配置集中化的发展战略，那么内生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推进收入分配合理化，是资源配置均衡化的发展战略。在当前国际国内基本经济环境下，只有实行内生发展战略，中国才能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动力，顺利跨入中等发达国家乃至高收入国家行列，才能增进社会和谐，实现崛起。
中国转型发展的实践证明，发展战略的转变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是一场政府引导和社会协同的深刻变革。构建内生发展战略，需要一个因势利导型的政府，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扩大消费内需和加强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这要求切实优化政府考核方式，增强社会发展、人力资本提升等方面的考核指标和考核权重，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同时，还需要推动企业从资本投入为主的粗放式经营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实现企业与员工双赢的共享式增长。
(二)构建“劳动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
收入分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激励，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会诱发社会矛盾冲突，影响经济效益提升，制约投资和消费发展。如果说实施内生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那么建立“劳动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就是实施内生发展战略的必要制度支撑。
推进收入分配从“资本偏向型”向“劳动偏向型”转变，概括起来需要在三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宏观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实现突破，主要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福利型社会。二是城乡二元收入分配调整实现突破，主要是提高农村居民、农民工的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村居民、农民工市民化，增强其致富能力和持续消费能力。三是中等收入阶层培育实现突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不仅出现晚，而且规模小。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是持续扩大消费内需的主要支撑，应当在今后一个时期的转型发展中给予高度重视。
推进收入分配从“资本偏向型”向“劳动偏向型”转变，应当深化低工资、低汇率、低利率、低工业用地地租等要素价格体制改革。应当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福利社会，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优先事项，把加快社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特别要重视建立人人共享、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公共财政是建设现代福利社会的重要保障，应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将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更多地实现二次分配合理化，增进广大劳动者的总体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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