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变拉动经济增长的总需求结构。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总需求可以分解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个部分，通常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近年来，三大需求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极不平衡，投资和净出口贡献率相对较高，消费贡献率有所下降，偏离了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提出问题与回顾文献；第二节分析全球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第三节探讨中国需求结构与粗放型经济增长互为表里的关联；第四节从新结构主义的视角对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机理展开分析；第五节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初步的研究结论表明，需求结构调整问题要跳出需求结构本身来加以研究，调整需求结构必须从经济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制度两个方面着手，确立以扩大内需为支撑的内生发展战略和构建“劳动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有关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20世纪50—70年代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曾有过比较全面的研究。可是有关需求结构的形成机理以及需求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则一直没有比较公认的解释。随着新古典主义复兴，结构主义研究式微，这方面的经济理论探寻也在较长时期内陷入低潮。但在实践和政策层面，总需求结构和有效需求问题一直是经济研究的热点。
(一)问题提出
建国初期，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我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资本十分短缺和西方世界经济封锁的背景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必须压低国内居民消费，集中一切可控资金用于生产建设，这形成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要使这种模式持续运转，必然要求建立与之配套的低利率、低工资等收入分配机制，以加强资本积累。由此可见，中国最初形成的“高积累、低消费”的需求结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了以渐进式改革为核心的转型战略，各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中国经济迎来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但“高积累、低消费”的需求结构特征并未转变。20世纪80—90年代，在国内商品短缺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背景下，企业家纷纷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托廉价劳动力迅速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冲动和地区竞争的推动下，以扩大投资作为加快经济建设的主要抓手，采取财政、税收等多方面扶持政策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这段时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终结，产能过剩和需求约束问题开始凸显，“高积累、低消费”的需求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变。但由于社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教育、医疗和住房实行市场化取向改革等，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强烈，扩大消费内需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过剩产能打开了巨大的国外消费市场，大量企业趁机转向国际市场，用市场结构调整代替产业结构升级，缓解了收入分配调整和扩大消费内需的压力，形成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1]10年来，这种增长模式不断强化，需求结构的“投资、出口依赖”和收入分配的“资本偏向”症状日趋严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种“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出口过大和外汇储备过多，外汇储备过多导致货币增发过快，又导致投资增长过快”的“怪圈”。[2]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新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从国际环境看，欧美等发达国家扩大投资和储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扩大消费，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成为全球变革的新取向。从国内形势看，支撑中国经济30多年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退，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相对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出现。[3]同时，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积累，资源环境保护要求进一步提高，要素价格全面上涨，这些因素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大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终结，构建消费主导、创新驱动型的新发展模式日趋迫切。当前中国再次处于加快调整总需求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历史时期。
(二)文献回顾
从现有经济学文献来看，关于需求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结构主义思路，采用跨国比较方法研究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研究不同发展阶段对三大需求的要求；二是新古典主义思路，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研究投资规模、投资效率等问题。
结构主义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钱纳里和塞尔奎因(Chenery and Syrquin)利用101个国家(地区)1950—1970年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投资率在一定时期内先较快提高，然后变动速度减缓，呈现以上下渐近线为特征的S形曲线；消费率首先较快下降，然后逐步提升，呈现反向S形曲线。[4]1998年，世界银行利用93个国家1970—1994年的数据进行了后续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均GDP的提高，总投资和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提高，总消费和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总出口和制成品出口占GDP的比重提高。一个国家储蓄率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国际出口市场势力越强，经济越发达。[5]
结构主义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需求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在不同阶段，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尽相同。资本积累被普遍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决定性条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分析了32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发现经济增长表现优异的国家往往资本积累率较高，经济增长表现差的国家大多资本积累率较低。[6]罗斯托(Rostow)认为，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是生产性投资率从5%或不到5%提高到10%以上；在走向成熟阶段，生产性投资率一般稳定在10%～20%左右；达到成熟时，人均实际收入上升到较高水平，城市人口和白领阶层比重上升，社会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7]
新古典主义研究主要有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文献。在理论上，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储蓄率为外生变量，黄金律资本存量为均衡路径上使消费最大化的资本存量值。拉莫斯—科斯—库普马内斯(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和戴蒙德(Diamond)模型引入家庭因素，储蓄不再是外生的，人均消费和人均资本存量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实证文献主要探讨投资规模是否合适。如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克鲁格曼—金—刘—杨(Krugman-Kim-Lau-Young)的批评，他们认为东亚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要素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成分，是不可持续的。国内的学者张军、袁志刚和何樟勇等人从经济增长核算角度探讨投资规模、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投资效率下降或处于动态无效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资本形成过快，投资相对过剩等。[8][9]
现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关于需求结构的形成机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公认的解释。围绕消费等单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比较成熟。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这一共同出发点出发，相继形成了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等。考虑到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和信贷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进一步形成了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理论，成为消费理论研究的新热点。[10][11][12]但整体考察需求结构形成机理的文献相对较少。钱纳里、罗宾逊和塞尔奎因(Chenery，Robinson and Syrquin)指出，需求结构跟发展战略相关，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比采取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结构转换率更高。[13]墨菲、施利弗和维希尼(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的研究表明，需求结构跟收入分配不平等密切相关，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条件下，富人需求高档消费品，穷人购买力有限，导致对国内工业品的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影响到国内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推进。[14]近年来，达伦(Daron)、林毅夫等学者从要素禀赋出发，探讨了产业结构升级等问题，指出随着资本深化(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断扩张，产业结构得以升级。[15][16]这些文献虽然没有直接涉及需求结构问题，但也给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启示。随着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劳动报酬占比在下降，[17]从而影响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国内学者大多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定性分析需求结构失衡成因。[18][19][20][21]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一是经济发展阶段成因论，认为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推进阶段，城镇建设和产业投资较多，但经济粗放式增长，投资效率不高，因此投资率较高。二是体制机制成因论，认为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增加了居民的不确定性预期，导致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持续偏低。三是收入分配失衡论，认为近年消费率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大。四是商品供给结构失衡论，认为国内商品生产与消费结构不匹配，造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出口增强。五是文化环境成因论，认为中国长期存在“重储蓄，轻消费”的行为习惯，消费政策不完善，从而导致投资率攀升和消费率走低。
(三)简要评述
总体上看，现有的需求结构研究文献主要有几个特征:一是早期研究较多，近期研究偏少。整体考察需求结构问题的文献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70年代早期发展经济学兴盛时期，随着新古典主义复兴，这个问题逐渐淡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主要从生产函数角度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对需求结构问题较少涉及。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完全有必要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需求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进行研究。二是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偏少。采用简单的国际比较分析方法探讨需求结构失衡问题的文献相对较多，采用较详细的统计和计量分析手段探讨需求结构问题特别是需求结构形成机理的文献相对较少。三是单一问题研究较多，整体系统研究偏少，有关需求结构整体研究还没有一个好的理论框架。本文拟沿着“结构—制度”的结构主义思路框架展开研究，梳理全球化背景下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从结构主义视角对需求结构形成机理进行整体考察。
二、全球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1970—2008年
本节从世界平均水平、分发展阶段和分区域三个角度考察新时期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探寻一个研判需求结构特征的“参照系”。统计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数据库，时间为1970—2008年，其中，分发展阶段考察的数据包括71个国家，剔除了年度数据不全、关键年份前后数据突变以及2008年人口不足1000万的国家。研究表明，各国需求结构存在随人均收入增长动态演变的一般性规律，即投资率先上升再下降最后趋于稳定呈倒“勺子”形演变，消费率呈“勺子”形演变等。
(一)基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考察
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1970—2008年的39年间，世界平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在大体稳定的总体形态下，呈现政府消费率下降和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率上升的趋势，反映了近30年来自由市场主义复兴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兴起等新特征(见图1)。
1.最终消费率保持在75%～80%区间，平均为76.7%，标准差为0.8。其中居民消费率最为稳定，平均为59.6%，标准差为0.6。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7.1%，标准差为1.0。1986年以后，消费率出现了稳步下降的趋势，即从1986年的18.2%下降到2008年的15.5%，下降了2.7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自由市场主义的增强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减弱。
2.投资率平均为23.8%，标准差为1.0。投资消费比率平均为31.0%，标准差为1.5。投资与居民消费的比率平均为39.9%，标准差为1.7%。固定资本形成率平均为23.0%，标准差为0.8。存货占比平均为0.7%，标准差为0.4。
3.出口占比和进口占比平均在21.6%左右。1970年以来进出口占比一直处于持续快速提高阶段。出口占比从1970年的12.2%提高到2008年的37.7%，提高了25.5个百分点；进口占比从1970年的13.1%提高到2008年的38.3%，提高了25.2个百分点。这表明39年间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深。
(二)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考察
需求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总体上看，在低收入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差异显著，消费率广泛分布于20%～120%区间(重点在60%～100%)，投资率广泛分布于0～50%区间(重点在0～40%)，净出口率广泛分布于负40%～80%区间(重点在负30%～20%区间)。随着经济发展，各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差异缩小，趋于收敛。当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1990年美元)后，消费率基本稳定在75%～80%左右，投资率在20%左右，净出口率为0左右。这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需求结构将形成一个消费内需主导的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见图2、图3和图4)。
具体来讲，主要有两层含义:(1)同样一个国家，在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1990美元)后，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将趋于稳定，进入消费内需主导的发展阶段，进出口基本平衡。(2)不同国家，不论其地域、文化等差异多大，只要人均GDP在6000美元(1990年美元)以上，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基本上趋于一致。需求结构最终进入消费内需主导的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是各国共同的发展经验，也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个别现象。
在需求结构演变过程中，主要转折点至少有两个。一是传统经济增长阶段迈向现代经济增长启动阶段的转折点，这时关键要加强资本积累。二是高速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的转折点，这时关键在于扩大消费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能否准确把握转折点，并作出正确选择，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的前景。根据国际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第二个转折点大致在人均GDP6000美元(1990年美元)左右。但由于各国要素禀赋、经济社会制度等国情不同，转折点相应也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区间。同时，经济危机也会对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演变带来冲击，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投资率明显下降。但总体上，人均GDP6000美元(1990年美元)可以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时间窗口。
(三)基于区域分组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经济迎来了持续较快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最大的亮点是亚洲经济崛起，出现了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崛起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经济起飞所处的环境、比较优势以及发展模式跟中国大体接近，考察这些国家需求结构特征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1.从总体上看，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走了一条投资主导、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需求结构主要表现为高投资率，投资率水平保持在25%～35%的高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投资率持续快速提高，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特征十分明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的投资率持续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净出口率则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分别达到11.8%(东亚，2008年)和8.1%(东南亚，2008年)，出口导向特征更加明显。消费率相对较低，20世纪70年后基本呈逐步下降态势，特别是2000年后下降态势更加明显。
2.从深层次看，投资主导、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并不必然代表经济低效率。虽然国际经济学界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模式有诸多批评，认为东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没有技术进步贡献，是不可持续的，[22][23][24]但东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事实客观存在，而非“神话”。林毅夫、任若恩和罗伯特森(Robertson)等人经过深入研究，指出技术进步对东亚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资本积累是在效率提升的推动下形成的。[25][26]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可以通过制度改革、技术引进和研发等多种方式实现，扩大投资的过程往往也是提升产业技术、增进效率的过程。
3.从区域比较看，地域文化对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大，发展阶段和创新周期等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发展阶段的影响前面已经进行了分析，创新周期的影响也比较明显。从北美地区需求结构变化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北美投资率持续提高，达到全球平均水平，这应当跟信息技术等新科技革命相关，新产品和新技术涌现带来了产业投资的新热潮。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北美投资率随之下降。地域文化影响不大，主要理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投资率大幅下降。近十年来，其投资率水平跟西欧和北美地区差不多，这很难用地域文化因素来解释。由此可见，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不同区域经济体的需求结构演变应该有比较一致的规律性特征(见图5)。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全球化背景下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随着人均收入增长，投资率总体上呈倒“勺子”形演变，先提高，再降低，最后趋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消费率则呈“勺子”形演变，先下降，再提升，最后也趋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净出口率最终趋于零，即实现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关键是加强资本积累，维持较高的投资率是有益且必要的。在走向成熟阶段以后，关键要扩大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以上分析还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效率提升是投资率持续提高的根本动力，地域文化对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大。第二，汇率政策可能是影响需求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机制。按实际汇率，一个国家可能已经达到了需求结构转换的转折点，但由于汇率低估等政策原因，可能延缓转折点到来。
三、中国需求结构特征与经济发展绩效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8%，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和消费率最低的大国，特别是2003年以来，投资率居40%以上，消费率在60%以下，净出口率大幅攀高。参照全球需求结构演变一般形式，中国需求结构十分独特。要正确研判这种独特的需求结构，需要结合经济效益、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根据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周期，可以分为四个时间段进行分析，即:1978—1984年，1985—1992年，1993—2001年和2002—2008年。初步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效益提升减缓、产业升级缓慢和收入分配失衡等深层次矛盾都与需求结构有密切关联(见表1)。
(一)中国需求结构的特征
中国需求结构演变主要有3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投资率变化基本形态是“急剧提高，逐步回调”，呈阶段式循环。在改革关键年份(1978年)或改革关键年的次年(1985年和1993年)，投资率迅速上升到极高点，随后逐年下降，这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对提高投资率具有水平效应。开放对投资率的影响不同。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投资率出现从回调到新一轮提高的拐点，随后逐年提升；2004年开始受紧缩性宏观调控影响稍有回调，但幅度很小，基本上保持高位。第二，消费率变化基本形态是“稳步下降，偶有回升”。改革开放前4年，消费率稳步回升，之后持续下降。1994—2000年，消费率基本稳定，之后几年出现回升态势，但2001年后迅速掉头向下，8年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和速度前所未有。第三，净出口率变化基本形态是“稳步提升，鲜有下降”。4个阶段中净出口率持续上升，特别是加入WTO后，年均提高幅度高达0.9个百分点。
参照全球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需求结构特征十分明显。按世界近5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平均水平衡量，近5年中国平均消费率为50.7%，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4.8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为35.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4.8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100%由居民消费率差距导致。平均投资率为42.8%，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8.0个百分点，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1.6个百分点。按东亚地区特征看，近五年中国平均消费率比东亚地区平均水平低12.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低12.6个百分点。中国平均投资率比东亚地区平均水平高13.2个百分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崛起的东亚地区高投资、低消费的特征已经比较突出，但即使跟东亚地区相比，中国投资率之高和消费率之低仍然相当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