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四大问题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后，中国民营经济三大模式趋同迹象明显，并在趋同中开始共同面对一些具有共性特征的制度障碍。在产业准入及产品市场方面，民营企业仍然没有获得和国有企业平等对待、平等竞争的地位，存在若干行业只能看不能进的问题。在要素市场及融资方面，民营企业在直接和间接融资、科技资源市场化获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有所突破，但是当民营企业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要素时，接纳和融入世界规则显得力不从心。在民营企业的治理方面，在未来的五至十年，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大部分进入了代际传承的高峰时期，企业治理问题不再是外部投资者和职业经理人难以融入家族治理圈的问题，而是变成如何让第一代企业家和第二代企业家实现合理交接班，或者通过一定方式将家族企业转换为社会企业的问题。在政商关系方面，十八大后中央重拳反腐成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揭示出若干互惠互利型政商关系，这种基于利益交换的粗放的政商关系，正在成为阻碍中国民营经济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和阳光化的绊脚石。在新常态时期，中国民营企业需要认真面对和解决这四大问题。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准入
进入2015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从2014年全年民间投资增速18.1%，下降到2015年全年民间投资增速10.1%，并进一步下降到2016年1 4月同比增长5.2%。在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导致大量“需求外溢”的背景下，民间投资增速却出现逐级下滑，背后反映出的实际上是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市场准入限制依然广泛存在等问题。近年来，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在三类事件上。
民营企业难以承担国家战略。在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针对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出三大战略，分别是“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但是，在这些战略的具体落实过程中，因为对接无门、缺乏合作基础、缺乏必要的补偿合作机制，民营企业往往难以进入。最终，承担国家战略的企业主要以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主。例如，产能合作战略的主要承担方是中国中车、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广核集团以及中国铁建、中国中铁。在地方层面，为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和“产能合作”战略，浙江推动了宁波港、舟山港一体化，并在宁波-舟山港集团之上设立正厅级的浙江省海港委，广东省也提出全面整合、重组和优化港口资源。在这些领域，民营企业遇到的是行政力量统筹资源过程中的排他性。
民营企业难以进入部分垄断行业。目前，以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为代表的部分行业中，民营企业在进入时仍然存在较大壁垒。在教育领域，原本可以首先放开的非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等竞争性教育行业仍然存在大量的准入要求；在教育经费的分配方面，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没有得到平等对待，民办学校承担的义务教育职能难以获得国家经费补贴。在医疗领域，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面对完全不同的政策环境，即便盈利性医院提供了医保规定的治疗服务，也难以在医保体系中获得偿付；在购置大型医疗设备、大医院与私人诊所、个体医生之间建立合作联系制度等方面也依然存在重重困难。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具备较好经营条件和市场前景的项目基本都由城投、城建等地方国资主导建设和经营，缺乏让利民资的动力；对于现金流不够充裕的公益性项目，民营企业在进入时又缺少规范、专业的政策和程序保障，各地尚未建立完善的补偿回报机制。凡此种种或明或暗的“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导致民营企业的发展机会和生存环境仍然堪忧。
民营企业难以在对等合作基础上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核心内容包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这一举措为民营企业突破产业准入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但是在实际中，民营企业在“谁控制、谁混合、怎混合”三大问题上仍然没有得到比较明晰的回答。
(二)企业整合国际要素与规则接轨
进入2015年以来，浙江、江苏和广东民营企业依靠海外并购整合要素资源的活动出现大幅增加，2015年三省对外投资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50%、17.5%和119.7%，这些投资主要以民营企业走出去为主。在民营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整合市场、资金、人才、科技等资源方兴未艾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在不同法律、不同体质和不同文化背景下面临的并购风险也在加大，突出表现为对法律风险、经营风险、融资风险和劳动风险认识不足。
1.法律风险。在收购海外资产之前，部分民营企业对并购标的所在国的法律没有做到详尽研究，对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是否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情况了解不深，导致并购失败。作为海外并购的成功范例，吉利集团在并购瑞典沃尔沃时，聘请了全球专业的投行、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分处中国、伦敦、瑞典、美国的200人团队为此项并购服务。
2.经营风险。在民营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为了学习先进的管理方式，一般都保留标的企业的经营班子，实行“土著”管理。这时，就要对标的所在国的激励模式、高管离职后同业禁入问题等走出做够的准备。
3.融资风险。民营企业进行跨国并购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除现金收购之外，大部分海外并购都通过债转股或过增发股份融资，再将融得资金转换为外汇进行购买。在此过程中，民营企业需要重视运用远期售汇、货币互换和即期外汇买卖等方式对冲汇率风险，确保并购成功。在这方面，浙江梦娜控股集团在并购美国金脚趾袜业公司时，由于银行信贷风险调查导致贷款没有及时到位，最终并购失败。
(三)民营企业代际传承与持续发展
根据普华永道2014年全球家族企业调研报告披露，中国民营企业中只有22%的第一代创业人制定了继任计划，计划已落实至书面的比例只有6%。在2012年针对杭州市萧山区民营企业接班问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④，在企业主要负责人年龄已在51 70岁以上的226家企业中，有71.24%的企业还没有建立接班计划。总体而言，当前中国民营企业代际传承不顺畅主要源自三个原因。
1.代际传承的合法性。在家族企业中，创二代作为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具有合法的身份地位，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具有被企业认可的个人权威和能力权威。由于民营企业往往由家族和企业两个重叠的系统构成，而这两个系统各有自己的标准和成员身份准则，所以，在接班人选择上，民营企业往往会遇到“亲缘”替代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导致代际传承过程中因为家族治理负效应引发的企业“地震”。
2.子女接班人、家族成员与资深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处理。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家族成员或资深职业经理人往往都是在企业创业或成长的艰难时期进入企业，为企业的成长做出很多额外投入。因此，这种付出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企业领导人和元老们的隐性实物期权合同，即元老们以自己的额外投入，换取创业成功后分享企业剩余价值的机会。但是，很多企业创始人为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不愿意让管理骨干分享股权，只授予元老们部分管理权，利益分享则与他们所掌握的管理权挂钩。于是，创二代接班进入管理层后，必然分享管理权，从而在过往超额投入缺乏兑现保证的情况下，家族成员或资深职业经理人对自身管理权的潜在威胁非常敏感，进而对二代接班人心存抵触。
3.家族成员内部的利益冲突。中国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按照儒家伦理，子女要服从父母、妻子要服从丈夫、弟妹要服从兄长，这种传统秩序树立了男性家长在家族内的传统权威，但是却为创二代接班带来挑战。当父辈退出企业后，当年随父辈一起打拼的其他家族成员仍在企业工作，下一代管理企业时，企业内的上下级关系就会与家族秩序相背离，成为接班人与企业内年长家族成员产生冲突的根源，因为家族成员往往更愿意在企业中扮演“皇亲国戚”的角色，而非企业员工角色。例如，山西的海鑫钢铁案例中，李兆会的五叔在家族内辈份高，在企业的创业发展过程中贡献大且有威望，在李海仓家族挑选继任者的家族会议上获得不少家族成员支持，给继承人李兆会在家族内建立权威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四)民营企业亲近政府与远离政治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在封建时代“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序列中，商排在末位。由于长期缺乏主体认同感，商人对官僚体系的依附一直是一种传统。和中国经济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商关系也出现粗放式发展，党的十八大之后掀起的反腐浪潮，让很多停留在政商关系旧格局的民营企业家们付出惨痛代价。总体而言，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处理政商关系时往往落入两类陷阱。
一是从亲近政府发展为参与政治。例如，与周永康家族过从甚密的刘汉，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牵涉甚深的丁书苗，有与薄熙来案相关联的徐明等等，在亲近政府的过程中形成的政商关系早已不限于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他们都参与了更深层次的政治交易，与官员的关系达到共享秘密、参谋推手甚至代言人的程度，将自身转变为官员的政治同盟甚至是“白手套”。这种不知不觉的变化，往往使民营企业家落入比单纯经济利益输送大得多的风险。
二是从接触官员发展为追随官员。民营企业紧紧跟随官员的职务升迁变化而制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策略，这种例子并不在少数，利用这种特殊关系，民营企业固然能够得到一些超常规发展的机会，但是一旦官员落马，企业往往难逃法律追究。
四、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未来展望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中国民营企业仍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仍然可以在推动中国进一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在今后可能迎来五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发展机遇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加大重点领域的改革力度，调整各类扭曲的制度安排，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改革红利”，就是破除了计划经济中城乡分立和工农业分立的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促进了要素自由流动，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近年来，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后，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制度性障碍，就是由于改革不彻底所形成的新二元经济结构———国有经济部门与民营经济部门的分立。
国有经济部门的最大特征就是占据着政府实行严格市场准入及产业管制的部门，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和具有垄断地位的部门。相比之下，民营经济所在的部门是不存在政府市场限制及产业管制的，基本上是开放的且有着充分竞争的部门。
国有经济部门与民营经济部门的分立，在生产要素流动方面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对称特征就是:只要国有企业认为有利可图，就可以凭借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和所掌握的资源优势，自由地进入民营经济部门已经进入的任何产业部门。与此相反，民营企业要进入国有经济所在的、且已占据垄断地位的产业部门，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对于法律法规或政策上已经准许进入的产业部门，民营企业想进入时也还是面临无处不存在重重体制障碍，以至于实际上根本无法进入。这种只许官商与民商争利，不许民商与官商竞争的新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双重扭曲:一方面，凡是国有经济亦已进入的那些民营经济所在的产业部门，大多会出现投资过度及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凡是民营经济无法进入的那些由国有经济垄断的产业部门，大多都会存在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破除新二元经济结构。
从长期来看，要真正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切切实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正视经济新常态时期存在的新二元经济结构及其所带来的发展结构失衡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大力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快破除国有经济部门与非国有经济部门分立的新二元经济结构，消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扩大有效供给能力，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发展。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大量新的商机。
(二)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与新发展机遇
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趋势正在加速，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以德国工业4.0、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NNMI计划)为代表，各国都在加大产业创新力度，推动三维(3D)打印、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其中，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装备、智能工厂等智能制造正在引领制造方式变革；网络众包、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等正在重塑产业价值链体系；可穿戴智能产品、智能家电、智能汽车等智能终端产品不断拓展产业新领域。
伴随产业创新而来的还有国家在创新资源分配中更加体现企业主体的作用，以及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的科教、人才等创新资源的供给。例如，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过程中，开始吸纳格力电器、比亚迪等民营企业负责人进入专家委员会，通过院校协作、军民融合、成果分享等方式，创新成果的转化机制更加便利。
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的变化，为今后发展阶段中民营企业探索和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落地提供了机会。生产的小型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有望推动小微民营企业寻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场，开拓新的蓝海；科技创新体制的改变，有望推动民营企业更好发挥自身开发和利用市场信息效率高、个人主动性和创造力约束小的优势，有效促进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有效促进企业自身向价值含量更高的领域迈进。
(三)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与新发展机遇
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6.1%，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90%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从各个省的城市首位度(即该省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规模之比)的动态变化看，过去十多年我国各省的城市首位度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可以说，以京、沪、深为中心的三大城市群，以及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次级区域性城市群发展，将成为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一大趋势下，中国民营企业有望大规模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商贸流通、金融服务、社会事业等领域。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民营企业在“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并购高端要素的过程中得到的国家支撑将会更强，有望大大改善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营环境，降低跨国经营风险，获取更大的成长空间。随着上海、天津、广东自贸区的建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有望进一步提升，这些政策平台，为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桥头堡的作用，减少了民营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或在海外新设公司时面对的审批程序、放松了外汇出入境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境外投资的税法障碍。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实施，降低了两大区域的运输成本和政策差异，提高了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民营企业开拓市场、自由支配要素流动走向提供了便利。
(四)产业组织的变化与新发展机遇
随着中国民营企业规模的逐步扩大，民营企业的产权结构会逐渐向多元化转变，从而有效利用社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人力资本)使企业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又会进一步加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促进企业经营和管理的规范化。同时，随着民营企业的逐步成熟，制度化治理与管理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得到民营企业家们(尤其是二代企业家们)的认识，企业内部决策的家长制人治色彩会有所淡化，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将不再仅是“橡皮图章”，而是能规范运行，起到有效的权力制衡与协调作用。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激励机制趋于多样化，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缓和。
在上述变化下，今后一段时期里，中国民营企业将迎来更多的境内外上市机遇，企业经营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望得到提高，由此带来对各类要素的进一步获取，以及社会信用和声誉的积累，从而帮助民营企业实现基业长青。此外，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还有助于民营企业实现持续经营，实现财富的不断保值增值，将民营企业的财富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财富。
(五)政商关系及营商环境改善与新发展机遇
进入“十三五”时期以来，中国民营企业面对营商环境总体上有所改善，例如，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在189个经济体中的排名比2015年上升6位，在今后一段时期，这种改善仍将继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规则更加明晰。通过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政府官员当事人的职责权限和企业相应的经营权限都有所明晰。二是简政放权的实施，为引导企业合法经营创造了空间，通过赦免创业者、企业家的“原罪”，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有望进一步提高。
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将有助于降低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隐性成本和综合成本，推动民营企业对政策形成稳定和一致的预期，减少误读误判空间，也有助于破解量大面广的各类中小微民营企业难以成长的问题。
注释:
①费孝通:《温州行(上)》，《瞭望周刊》1986年第21期。
②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③根据华为历史简介，从1997年开始,它与Texas Instruments、Motorola、IBM、Intel、Agere Systems、Sun Microsystems、Altera、Qualcomm、Infineon和Microsoft成立了联合研发实验室。根据中兴通讯官方网站介绍，在1998年，该公司开始在美国设立研究所(新泽西、圣地亚哥、硅谷)，可见:
http://www.zte.com.cn/cn/about/corporate_information/history/。
④邱有来、何秀泉、张国雄:《“二代传承”，一个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
作者简介: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310027；shijinchuan01@163.com)；郎金焕，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杭州310012；andrew_lang@139.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