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新一代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浙江温州地区出现了以“八大王”为代表，从事民间长途贩运商业活动的个体私人经济；江苏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开始借力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广东顺德地区容奇镇的乡村企业与香港“牛仔大王”签约来料加工补偿贸易。这些发轫于农村工业化，直面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民营经济开始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沿海地区艰难萌发。近四十年来，中国民营始终走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前沿，成为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回顾这一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以浙江温台沿海地区、江苏苏南地区和广东珠三角地区为代表的中国民营经济从不同起点出发，各自走出独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并通过“市场秩序”的扩展，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示范效应。在新的发展时期，这三大模式相互借鉴和融合，共同应对相同的挑战。
一、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历史回顾
纵观中国民营经济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2008年为分界线，对在此之前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有助于发现三大民营经济模式的内在逻辑。
(一)温州模式及其扩展
费孝通1986年发表的《温州行》① 一文指出，温州的民营经济表现出“以商带工”和“小商品、大市场”的特点，这是对2008年之前浙江民营经济的一种较为客观和准确的概括。浙江民营经济以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等传统制造业为主，根源在于相对突出的草根特征———由于长期不能对接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正规要素市场，浙江民营经济只能寻求替代性解决办法，基于地缘、血缘、亲缘形成人格化治理机制，以拓展市场为主要发展导向。
加入WTO前:表现为小商品与国内大市场。浙江的民营经济兴起于温台地区，地处浙江省东南部，三面环山一面朝海，到内地陆路交通不便，历史上一直较少受到内地重农轻商文化的影响，有冒险渔猎和出海经商的传统。以永嘉为发源地，温台地区在明清两代形成注重事功、讲求实利的永嘉学派。从现实条件看，历史上的温州和台州属于手工业城市，50年代是对台“前线”、60年代是文革“火线”，70年代是建设“短线”，城市经济发展缓慢，由于存在大量难以规模化耕作的山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也突出，农业发展比较困难。受上述内外部因素制约，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台地区的一、二、三产发展全部受限，群众生活极其贫困。
在这样一种地理、文化和现实条件交汇约束下，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不再被强行束缚在土地上，为了摆脱贫困，温台地区的农民开始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非农产业，一些能工巧匠和众多小商小贩纷纷出外谋生。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对日用品需求巨大，但国有和集体企业主要以计划内生产任务为主，难以满足社会需求。面对这个市场空间，温台地区以家庭工业为基本单元的各类经济组织纷纷涌现，由小商小贩演变而来的10万购销员将全国各地千变万化的市场信息带回家乡，组织千家万户进行生产，形成温台地区民营经济的起点。
在发展初期，温州的家庭工业受所有制政策限制，难以直接登记为企业，个体经营户们大多采取挂靠集体企业或直接登记为集体企业的方式，把乡镇或村委会当作主管部门，通过戴“红帽子”获得合法地位，但是乡镇和村委会并不参与企业经营，“戴红帽子”是地方政府默许私营经济发展的一种变通做法。为解决家庭工业不能向金融机构贷款的问题，温台地区出现几家(几户)集资投资、联合经营等股份合作制企业。随着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浙江温台地区以专业市场为基础，以全国市场为目标的“小商品、大市场”发展模式基本确立。
加入WTO后:表现为小商品与国际大市场。浙江民营经济在兴起之初主要面向国内“三北一南”市场(东北、西北、华北和西南)的日用消费品，以“小商品”为主的产业结构正好满足了当时中国居民以“吃穿”为主的需求，这是浙江民营经济“小商品、大市场”模式得以兴起的大背景。到2002年之后，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重心从“吃穿”等传统日用品转向“住行”等耐用品，在此背景下，浙江民营经济曾经面临一个路径选择，是将“小商品”升级为“大商品”或“好商品”，还是将“大市场”升级为更大市场。这一时期，浙江民营经济正好遇到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点———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普遍来看，当时浙江的民营企业把发展重点放在市场结构调整上，普遍进行内销改出口，以杭州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民营经济还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手段探索第二条市场结构调整路径———开拓“网上市场”，虽然丰富了浙江民营经济“小商品、大市场”模式，但对消费升级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关注依然不足。如表1所示，从2002年开始，浙江民营企业在浙江省出口总额中占比以每年接近6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但同时期民营企业在工业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二)苏南模式及其演变
江苏的民营经济发源于苏南地区(主要指苏州、无锡和常州，有时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的乡镇企业，起点与浙江民营经济迥异。从地理位置看，苏南乡镇企业地处长三角中部，依托长江港航资源和沿途密布的铁路、公路，交通方便。苏南地区靠近上海，包含苏锡常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普遍较浙江更容易接触到工业城市提供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辐射。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江苏就是我国的“副业大省”，尤其是苏南地区的农村工业有一定基础，多年来高积累、低分配的政策，使这一地区的村镇具有兴办工业的经济实力。从1980年代开始，江苏的乡镇企业以工业的规模化和重型化为特征，走上“大商品、大市场、大政府”之路。
1997年前: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江苏民营经济源自乡镇企业，相比于浙江的民营经济，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主要依靠村、乡自身积累投入发展，在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集体经济色彩。在当时，苏南地区县、乡(镇)两级政府的党政领导者们凭借自己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主动出面组织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并依靠“政府信用”从银行获取贷款，在冲破计划经济束缚时遇到的阻力比较小，打破了城市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传统二元经济格局，在当时具有相当的突破性，如果不看产权归属，仅就产供销而论，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具有以市场为导向、按劳取酬的民营经济色彩。但是，从产权角度看，严格地说，从改革开放到1997年的20年里，还不能将江苏的乡镇企业归类于民营经济，这也为江苏民营经济的第一次衰退埋下了伏笔。
在90年代中后期，我国首次出现过剩经济，尤其是普通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对以大工业为主的苏南乡镇企业产生较大冲击。当时，江苏省通过与新加坡合作开发工业园区等方式，在长三角地区较早引入了外资企业，此时，苏南乡镇企业除了要与国内企业竞争外，还要在本土与来自国际市场的对手展开竞争，市场蓝海很快变成市场红海。在要素市场方面，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体制由计划转向市场，在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等方面的管制普遍放松，集体经济在对接要素市场方面的优势逐年减弱。在企业治理方面，乡镇企业的集体经济属性导致人事、资金和管理上出现国营企业的种种弊病，“国有化”倾向下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问题渐次爆发。四方面不利因素在相对集中的时期内集中爆发，导致90年代中后期的苏南乡镇企业出现全面滑坡。以苏州为例，1995年全市有30多个乡镇出现全镇性亏损，当年乡镇企业产值利税和固定资产投资利税均降至90年代最低。
1997年后:存量嫁接带动民营经济实现增量跨越。从1996年开始，为了明确产权归属、厘清政企关系，江苏在全省范围启动集体乡镇企业大规模改制，按照“能私不股、能股不租、能聚不散”的原则，加快集体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逐渐摆脱政府“大包大揽”和“无限责任”，形成新的法人治理结构。进入2000年以后，通过反思江苏经济发展速度高但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低，浙江省经济总量相对较小但居民收入大大高于江苏省的事实，江苏省委省政府认识到民营经济在扩大就业、百姓增富和创造社会财富等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把加速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实现“两个率先”的重大战略举措，到2007年，江苏省民营经济已经占据江苏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
(三)珠三角模式及其演变
在8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成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香港、澳门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纷纷转移到珠三角东部地区的东莞、宝安(现深圳宝安区)等地，不少乡镇企业很快发现，“三来一补”②是一种与国外资本和海外市场对接的便捷途径。很快，以这种形式成立的集体企业蓬勃发展，形成具有明显外向型特征的民营经济模式。截止2008年，珠三角民营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表现为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加工贸易蓬勃发展；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表现为对加工贸易进行横向提升(从代工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代工制造技术密集型产品)和纵向提升(从代工到模仿和自主创新)。
1997年前:三资企业“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在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经完成工业化，既需要为产品开拓新的市场，也需要寻求新的低成本建厂选址。在当时，中央为广东赋予了对外贸易、工资调整、物价调整等方面的特殊权限，为珠三角地区民营经济的外向型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政策环境。从地理位置看，珠三角面临南海，一直与港澳地区保持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依托这种特殊政策和地缘优势，珠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大量吸收来自港澳的资本、技术、人才以及先进管理制度，由乡镇政府牵头选择经济项目，投入集体资本并向村民募集资本，同时组织招商引资，用土地招租实现空间换资本，并将“三来一补”作为农村工业发展的主要形式，从内地广泛吸引招募劳动力资源，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到80年代末，由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共同推动，原料、资金和技术来自港澳，产品大量外销，唯有土地、厂房和劳动力由本地提供的民营经济模式开始在珠三角地区形成。
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末，珠三角地区的民营经济经历了两次重大事件的冲击。第一次是在19*******的****后，部分外资企业撤离珠三角，部分三资企业陷入停产。第二次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由于市场需求萎缩，珠三角地区出现产品大量积压和资金周转困难。两次事件的发生，为珠三角地区民营经济“两头在外”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激发珠三角民营经济做出进一步的应对和改变。
1997年后:代工模式的深化与深圳自主创新的崛起。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莞、佛山等地出现代工升级。在过去，这两地从事“三来一补”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服装、家具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自1998年开始，东莞开始成为国内台商最大的集聚地之一，成为我国大陆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拥有最高产业配套率的城市，不出东莞即可找到组装一台电脑所需的95%以上的零部件。但是，代工升级并没有改变“台湾接单、东莞制造、香港出货”的简单三角关系，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由于订单数量的急速下滑，东莞成为出现跨国企业“倒闭潮”、“搬迁潮”的“暴风眼”。
在“代工升级”之外，深圳等地较早意识到加工贸易只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在1997年提出以科教兴市为主的“二次创业”，以这一年为起点，华为、中兴通讯等深圳本土民营企业开始与国外科研机构进行大规模合作③，深圳全市第一家新能源材料研发中心落户比亚迪，腾讯公司在1998年成立，推动深圳沿着贸易、代工的路径拾级而上，逐步在模仿、授权生产的过程中探索出自主开发和自主创新。
(四)中国民营经济三大发展模式的比较
从1978年到2008年的三十年，是中国民营经济的扩量阶段。如表2所示，截止2008年，中国民营经济实现了全国近三分之二的工业产值、吸纳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城镇就业、完成了一半以上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此时的中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导力量，概况而言，中国民营经济三大模式做出了表3所示的探索和选择。
二、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大环境发生四方面深刻变化。从产品市场看，中国民营企业极力拓展的外需市场由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特别是到2015年，中国出口增速开始进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区间(如图1所示)。在国际市场接近饱和时，出口部门进行投资的边际收益快速下降，经济结构必然从外需占优、内需次之转向内需占优、外需次之，国内投资和消费的蓬勃发展带动出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从要素市场看，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均发生重大变化。在劳动力市场，从2007年开始，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出现快速上升，在2011年达到8.1%，在2014年达到10.1%；劳动阶段人口(即16岁到60岁阶段的人口)的增速也在2008年开始下降，并在2012年进入净减少，大致每年减少约35万人。人口红利的快速消退导致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新版《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还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金融市场，全社会进入一个快速加杠杆，非金融企业的负债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95%上升到317%。要素市场变化对中国民营经济产生两大影响:对于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迅速放大经营压力；对于资金密集型民营企业，“融资难”约束的突然放松让企业主动或被动地加杠杆，负债式扩张产生一些民营企业巨头，也拖垮了一批民营企业龙头。
从企业治理看，人格化交易的信任基础遭受一定程度破坏。在民营经济三大模式中，浙江民营经济的治理结构相对更加封闭，基于地缘、血缘、亲缘的人格化交易往往阻碍职业经理人和外部投资者参与企业治理。自2011年4月开始，以温州为核心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使依托熟人圈子构建的规模巨大、盘根错节的借贷链条受到巨大冲击，导致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开始瓦解，最终，民营企业不得不探索非人格化的企业治理结构。
从政企关系看，国进民退的趋势明显。自2008年以来，以山西煤炭整合案为代表，国有资本大规模进入资源性、能源性领域。在为抵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出台的“四万亿”投资和地方更大规模配套投资计划中，国有资本获得大量重要订单，中央和地方国企成批次地进入竞争性领域。
面对四方面深刻变化，中国民营经济必须展开全新探索，逐渐形成新时期新的发展模式。
(一)民营经济植入互联网和资本市场
2008年以来浙江民营经济仍然沿着“小商品、大市场”的逻辑展开，主线是拓展网上市场，并反过来促进了信息技术的进步，表现出“以商带技”的特征。
从网上市场走向互联网新经济。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也带来全社会的消费升级。由于国际市场需求放缓，原本走向“国际大市场”的浙江民营企业只能将目光转移到国内市场。鉴于内需市场存在流通渠道不透明的问题，电子商务在价格比较和交易便捷性上显示出巨大优势，并与浙江以“小商品”为主的产业结构发生协同。截止2015年底，全国约85%的网络零售、70%的跨境电子商务及60%的企业间电商交易都依托浙江的民营电商平台完成。这种变化改变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地理版图，杭州接力温州和台州，成为新时期浙江民营经济高地，也改变了浙江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服务业发展迅速，成为浙江民营经济支柱产业。在要素市场加杠杆过程中，浙江民营企业大规模利用资本市场提高经营的市场化和透明度，逐步走出了传统上依赖地缘、亲缘、血缘的人格化交易路径。目前，金融危机后浙江有超过200家民营企业发生过境内外并购活动，成为依托并购配置生产要素的平台型企业，原本处处受制的要素市场约束已经基本消除。
对进入垄断行业进行不懈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省对民营企业的态度一直是以放为主，以温商银行和网商银行的成立，以及民间资本通过PPP模式参与杭绍台铁路建设为代表，浙江的民营经济在浙江省内突破了传统上国有企业占绝对垄断的行业，但是以山西省煤矿业兼并重组为代表，浙江民营经济在省外突破垄断行业的努力没有成功。
(二)民营经济与政府协同推动产业升级
在2008年之后，江苏民营经济所具有的“大商品、大市场、大政府”特征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但是表现方式有了进一步升级，走出一条内核继承历史，路径异于浙江的发展模式。
浙江的政府对民营企业一直奉行以放为主的做法，导致浙江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具有市场自发特征，分散性和无序性较强。相比之下，2008年金融危机后江苏省政府大规模参与民营企业的产业培育和更替，为民营企业从事高投入、高科技、高风险的长远项目整合稀缺资源、分散初创风险。最终，2016年江苏省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值规模达到浙江省的6倍，在2000年左右，这个比例仅为2倍。在产品市场上出现的巨大绩效差异，源于国际金融危机后江苏省政府施行了明显有别于浙江的民营经济培育模式，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1.通过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对接创新源。一直以来，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偏重于民营企业自我积累的内源式发展。相较而言，江苏省各地普遍建有国际化的招商团队，形成诸如苏州工业园、苏州独墅湖等一批特色化的技术引进方式。通过这种政府主导的资源整合，江苏的民营企业往往较浙江更容易接触到产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
2.依托国有投资集团分担创业风险。产业结构升级往往需要较大规模投资，且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实现产出平衡。面对这个问题，江苏省依托高新区成立国资公司，扮演落户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天使”，在项目没有达到产出平衡阶段代表政府先行投入，弥补投资缺口。相比之下，浙江的产业园区由管委会等地方政府派出机构进行管理，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为主，不懂和不能参与产业经营，一直没有探索出合适的机构运用合适的方式补偿创新成果产业化探索可能出现的社会成本。
3.将高新园区作为创新知识外溢的载体。浙江民营经济的集聚模式以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为主，但是大多为传统制造业，价值链低端锁定严重。相较而言，江苏省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发展特色产业基地和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推动状经济走向现代产业集群。
(三)民营经济依托自主创新的产业升级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东莞等地选择的代工升级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头在外的问题，珠三角民营经济发展重心南移，在深圳的部分民营企业一跃成为世界级科技型企业，发展路径既不同与浙江民营经济的内源式发展，也不同于江苏的政府主导型技术引进，而是走出一条技术模仿、重点跟进、国际同步再到自主创新之路。
1.从创新源的形成和对接看，以华为为例，该公司在1994年研制成功C&C08交换机时主要通过做交换机代理商学习国际市场主流产品技术，在1995年重点选择在2G领域跟进，在CDMA1X等技术领域达到与国外基本同步，然后在2003年聚焦高端路由器和光通信等领域实现全球领先。
2.从创新成果产业化看。深圳依托大量民营创投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通过民间创业投资机构的积极发掘，为深圳的创新型企业提供了较好的成长环境和选拔机制，使真正适应市场的创新型企业能够快速脱颖而出，例如，目前比较有名的大疆国际、光启研究院等均在本土民营创投的扶持下发展起来。
3.从创新知识的外溢和集群化发展看，深圳的主要做法是政府放权给企业，同时通过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前海自由贸易区等方式，为深圳企业谋求更加宽松、更为优厚、其它地区难以获取的政策优势。例如，通过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深圳在2014年就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结合、高新技术服务业发展、孵化载体建设、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1+10”配套政策，为科技型企业在股权激励、人才引进、税收减免等方面提供了先行政策。此外，深圳前海自贸区则获得了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投资便利化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创新机会，探索在市场化和法治化方面为民营企业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四)民营经济三大模式的新特征
从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伴随着外需市场萎缩、劳动力成本上升和部分领域、部分区域出现的国退民进，简单的扩产能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发展趋势，创新发展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普遍共识。从具体的发展路径看，中国民营经济三大模式仍然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色，其中，浙江的民营经济以政府放权和自我突破为主，走内源性商业模式创新之路；江苏的民营经济以政府推动和对外引进为主，走外源性科技创新之路；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民营经济以市场主导和自主创新为主，走内源性科技创新之路。如表4的归纳所示，到目前，除了创新模式不同造成的产品市场结构不同外，在要素市场、企业治理和政企关系方面，中国民营经济的三大模式已经基本趋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