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是指因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引起的增长动力结构剧变、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产业结构变化加快的新特征。近年来，浙江与我国经济相继进入了新常态，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与挑战增加，总结浙江应对新常态的困难与问题，探索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新路，对浙江与全国经济稳步、高效率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浙江先于全国进入经济新常态
2008年，浙江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三产结构出现历史性变化(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值稳步下滑)，浙江开始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即向发达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根据钱纳里等实证研究，以及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等地的发展案例，进入这一阶段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主动力由投资转向消费，经济增长从中高速转为中低速，产业结构从二产为主导转向三产，重工业超过轻工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城市化进入成熟期，企业分化，城乡差距、阶层差距与地区差距拉大。
从2008年以来浙江发展历程看，浙江也基本相同。相比较而言，经济增长速度要高于同一阶段的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省外投资发展超前，第二产业比值明显偏高，直到2014年三产才超过二产，城市化相对滞后，离70%以上的成熟期仍有较大距离。其主因在于浙江作为一个省域经济，可以无限制利用省外中西部劳动力与全国市场。
从人均GDP角度衡量，我国经济整体上将于2018年左右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但由于大国效应，经济新常态将会提前出现。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出现明显下滑，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标志着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新常态已提早出现，日本、韩国、我国台湾与浙江自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出现的特征，将也为我国经济新常态所面临。
应对经济新常态，浙江探索组合拳
根据浙江经济新常态，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八八战略”为统领，根据发展的新环境，重视发挥浙江的新优势，补足新短板；注重目标与举措的系统性与综合性。在中国梦的大目标下，确立“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美丽浙江、美好生活”目标，并提出“实现四翻番”任务。在系统性的目标下，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组合拳。近年来，浙江针对发展中的新问题，率先实施“四换三名”、“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具体举措，并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新型城市化建设。与此同时，在举措上，强调系统性，又各有侧重。以“三名”工程为引领，以“四换”战略为路径，以“五水共治”为突破口，成为当前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特征。
可见，浙江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举措，绝不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应急性措施，而是充分领会“八八战略”的系统性精神，通过系统性目标，全面、组合推进综合性举措，以推进浙江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和谐发展。
紧随工业革命新浪潮，实施“创新”战略
根据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的发展经历，工业化发达阶段将持续15年左右，如果发展顺利，将成功跻身发达经济体。但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滑，经济结构变化加剧，对外投资迅速发展带动产业外移，泡沫经济破裂，企业分化，社会阶层间、城乡与地区间的差距扩大，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如果策略不当，可能会演变成经济危机，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80年代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就是如此，80年代中期暴发国际债务危机，经济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停滞，而在90年代经济复苏发展，并再度进入工业化发达期，在90年代末20世纪初又再度发生金融危机。东南亚的泰国也有着类似的遭遇。
可以说未来5年，将是浙江完成工业发达阶段，从而正式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浙江必须吸收日本、韩国、台湾与拉美地区的经验教训，根据新阶段、新常态、新问题，制定相应的科学举措，推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五个长周期的下行阶段，新的一次工业革命正拉开序幕。这次工业革命是指微电子科技、生物科技、新人工材料技术、通讯、电脑科技以及自动化机械技术等六大科技发展互动，形成以制造业智能化为核心，建立在新网络和新能源、新材料相结合的基础上的正在进行一次伟大的工业革命。它将使全球要素配置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模式与人们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的转变。这次工业革命的普及与产业化将为20年代新一轮经济长波带来20年的快速上升期。浙江要紧抓这次机遇，以新技术为导向、以高端人才与项目引进为关键、以产业化为根本，实现追随型赶超。要突出“链式效应”，通过人才带进项目，推进项目与民企经营者、民间资本与风险资本相结合，从而加快实现研发成果的产业化。
注重实体经济发展，规避金融危机风险。新常态下极容易产生经济泡沫与泡沫破裂，并引发金融危机。前几年，浙江个别地区也发生了民间借贷风波与互保担保风潮。随着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金融时代正拉开序幕，直接融资将成为主流。浙江要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银行业的业态变革，发展互联网金融，促进金融业的良性竞争，提高金融业的竞争能力与抗风险能力；完善公司治理与监管，不断推进大中型民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严格推进股份企业的外部独立董事制度。加强政府与银行的合作，强化对企业资产与债务状况的监控。经济新常态下，要限制企业间的贷款担保，限制企业间的相互持股，避免危机放大风险;注重消除经济泡沫化与空心化，大力推进金融业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平抑房地产价格；重视和谐发展，加快再分配机制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转移支持功能，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差距、阶层收入差距与地区发展差距。
突出“创新发展战略”，推进系统性创新。应对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挑战，需要推进系统性创新。首先，要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社会管理机制，尤其要在利率形成机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税收制度等方面有所创新突破;其次，要推进技术创新，鼓励科研院校、企业、政府、金融组织、专业中介组织的协同创新，尤其要注重大企业在创新中的引导作用;再次，推进生产方式变革创新，以智能制造为导向，大力推进制造物联化，扶持3D印制、工业机器人等产业发展;其四，推进业态创新。根据未来发展趋势，稳妥推进产业互联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最后，要推进产业组织创新，根据新产业与新业态的发展需要，促进浙江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建立起以大企业为品牌营销与设计研发中心、中小企业为制造主体、商会协会、各类市场、中介服务组织与政府密切协作的现代产业组织。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
来源：浙江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