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国策实施一周年之际，面对2016年新生人口创新世纪最高记录但仍远低于预估预期，规避“低生育率陷阱”风险、保护人口安全、维护人口结构均衡的重大议题再次引发全社会的集体讨论和反思。
如果说宏观战略着力点和顶层设计的初衷在于充实劳动力结构、平衡出生性别比、减缓养老负担；中观层面公共服务的主要抓手侧重医疗资源供给、生殖保健保障及托幼入园配套；微观层次的家庭与个人关注重点在于儿女双全的完美结构、相互帮扶的手足之情、暮年儿孙绕膝的养老理想等，那么当此诸多客观需要、理性设计和功利导向一度遇冷式微，反思并探索理性功利之外的家庭功能、个体感受、情感支持等情感性和人性的因素则重要而迫切。由此，笔者从社会学的视角结合个体生命历程、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角色分工三大密切关联生育养育的重要维度呼吁生育政策亟待重视从理性回归人性的引导设计和制度支持。
一、导向1：重视个体生命历程规律，保护生命早期母婴共生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起源于生物学并拓展至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强调生命早期的母婴关系奠定个体生命历程一切物资与精神关系的根基。母婴共生是指婴儿出生直至六岁和母亲紧密依存、相互依恋需要、相互优化互利的生命规律。长期而言，良好共生奠定孩子的人格发展、心灵发育和行为模式；短期来看，保护共生则是提高母乳喂养率和降低产后抑郁症的最佳途径。到目前为止，低母乳喂养率（27.8%）和高产后抑郁率（14.7%）成为我国城乡恶劣母婴共生关系的典型表现。
从微观家庭内部来看，产假过短、母亲工作、隔代抚养、认知误区、替代品过度宣传等是导致过早放弃母乳喂养的主要原因，而母亲工作、隔代抚养、认知不足、情感支持弱等则是导致产后抑郁的主要原因。从宏观社会环境来看，公共服务的短缺、专业服务的匮乏、大众认知的薄弱及商业功利宣传的强化都不利于提高母乳喂养，不利于缓解产后抑郁，不利于保护良好母婴共生关系。针对母乳喂养的倡议、指导和服务主要在公立医院和产后的短期跟踪，而针对产后抑郁的专业预防、治疗和服务基本空白。
“社会福利很贵但社会问题更贵”。忽略保护早期母婴共生关系的代价将由全社会共同支付精神成本，这不应也不只是家庭内部事务和个体责任道德，公共服务部门应加快建立从产前检查到产后跟踪的专业服务和指导，为更高生命质量和人口素质建立第一道“安全网”。
二、导向2：重视家庭生命周期规律，保护核心家庭抚育责任
社会学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把家庭视为一个包含形成（结婚——第一个孩子出生）、扩展（第一个孩子出生——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稳定（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第一个孩子离开父母）、收缩（第一个孩子离开父母——最后一个孩子离开父母）、空巢（最后一个孩子离开父母——配偶一方死亡）、解体（配偶一方死亡——配偶另一方死亡）六大阶段的有生命力的循环系统。伴随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家庭也将经历结构扩大化和关系复杂化而逐步稳定。然而目前，农村5700万的留守儿童和城市80%以上的隔代抚养强有力证实我国城乡家庭生命周期遭受严重破坏，核心家庭完整性和双亲抚育责任一再式微甚至边缘化。
在农村，离散化成为主流家庭模式，抚幼责任由祖辈承担，儿童以留守方式成长，《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两岁以下幼儿占留守儿童比例的44.1%，这些“制度性孤儿”从出生开始与父母分离甚至持续终生，不仅个体早期生命质量受挫，更为未来社会治理埋下风险。在城市，高劳动强度下的青年父母因无法职业和育儿兼顾而让渡孩子的日常抚养导致隐性留守现象泛滥，二孩出生带来的并不是核心家庭的扩展与整合，而是模式上临时性甚至永久性的代际联合育儿。
到目前为止，世俗日常话语体系和价值核心侧重强调职业青年的劳动贡献与收入支撑，而官方话语的价值核心侧重宣传孝道的传统家庭文化，唯有作为弱势群体的孩子在成年人的主流运作中丧失话语权和双亲抚育权。伴随一代代的孩子长大成人，社会治理也将支付更多显性的和隐性的家庭治理账单，但一个个缺乏亲情之爱与心灵归属的个体必然成为民族复兴崛起不可忽视的风险隐患。如果说我们始终倡导以“家”为核心的家风家教家训的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从顶层设计到地方治理更应提倡以亲子聚合和亲情为核心的现代家庭文明而非以默认态度视分离合理化甚至权威化。
三、导向3：重视家庭角色分工，强化养育过程的父职履行与父亲参与
伴随二孩的出生，抚幼工作对家庭的经济支持、劳务分工和角色关系提出更高的要求。谁才是最佳幼儿养育者？无论微观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化，还是中观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关系，父亲角色和参与对男性个人发展和孩子的成长及社会适应意义深远。以往研究表明，父亲的参与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父亲在孩子的性别角色发展、道德发展、成就与智力发展以及社会能力与心理调适的发展商扮演重要的角色，子女与父亲关系越近，就越开心，越少伤心并感到满足。而父亲本身可以从参与过程中更加了解自己、学习知识、提升能力、获得成功及扩展社会资本。丈夫参与育儿工作可以提升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使得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更加融洽，增加家庭亲情和欢乐。
然而低父亲参与率已是当前中国城乡家庭子女养育较为严重的问题。《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0-3岁婴幼儿的主要养育者是母亲和祖父母，多达20%的孩子半年见不到父亲，父亲正成为早期生命历程的奢侈品，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并未施惠于家庭的进步与现代化，男性一方面仍在文化上延续主动或被动地被排斥于婴幼儿养育之外，另一方面也在高职业强度经济至上环境下心安理得地远离家务劳动，导致女性肩负生育养育、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三重责任，当然这种性别不平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女性多重压力下的生活质量和婚姻满意度降低成为夫妻矛盾的导火索，增加了夫妻冲突、恶化了婚姻关系并进而降低孩子的养育质量和正常社会化进程。
所以说只要男性不在家庭领域做出实质性的参与和改进，夫妻关系就会在因孩子到来产生的责任压力中恶化并导致家庭生命周期受挫的恶性循环，唯有把家庭治理作为一门科学纳入社会治理的广义范畴，通过在用工制度、文化宣传等领域的丈夫—父亲参与制度设计，才能匹配二孩政策的普及乃至家庭现代化这一必然时代议题。
历经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将在下一个四十年甚至更长历史时期进入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而更高的发展阶段需要更高素质和层次的人口，高层次的人口需要高质量的亲职养育。因此，认识并处理好生育数量和养育质量的关系，提高婴幼儿生命质量、助力母亲产后的成长与发展、巩固家庭的整合与凝聚才是二孩国策最为迫切的政策导向。为此，无论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如专设二孩或高龄产妇咨询室、广设母乳喂养室和抚幼空间等），还是全面的社会政策支持（如延长产假陪产假、职工育儿室等）都应秉承友好美好型生育文化，坚守养育重于生育、尊重人性，倡导关怀的基本原则，这是世界各国文明进程不可违背的共同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