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态经济的缘起背景
传统的工业化增长是基于自然资源无限供给，当自然资产出现稀缺、资源和能源供应不足、生态环境恶化，就会制约工业化经济增长，住居质量下降，出现区域衰退，发展不可持续。从19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生态危机，引发人类活动过度消耗资源的激烈批判和深刻反思。从1962年美国海洋学家莱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1～3］，到荷兰科学家Paul Crutzen等提出地球在上世纪50年代已经迈入“人类世”时期的观点［4］，都在提醒人类需要改变无限消耗自然资源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经济理性的同时需要有生态理性。19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Bouldin和Daly最早尝试将生态学与经济学融为一体，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1982年德国学者Joseph Huber在《不再天真无邪的生态学》一书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兼顾［5］。1980年代初期，联合国环境署《环境状况报告》将生态经济作为主题［6］。1980年代经济学家许涤新在我国最早提出生态经济学概念，生态经济的发展要遵循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的关系中，生态平衡占主导［7］。
与此同时，人类对生态服务功能及自然资产经济价值有了重新认识，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主要包括从自然界生态系统获取洁净水气、自然物质和能量，让生态接受和消纳废弃物等，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性不断强化。特别是工业化之后，剩余自然部分相对于人类经济子系统越来越稀缺，自然资源及生态服务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本要素，其“资产”属性也成为增长函数的重要元素。1973年德国经济学家Schumacher［8］将“自然资产(Natural Capital)”，纳入新古典经济学增长函数，巧妙实现了经济学和生态学思想融合。与此同时，利用自然资源而不破坏自然资源的技术，包括节能减排循环技术以及新兴绿色产业等不断涌现。因此，基于“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兼顾的生态现代化和生态经济融合发展，成为关于人类安全福祉及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历了长期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在带来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同时，该地区也因资源的巨大消耗与粗放开发，人口不断增加与用地规模的持续扩展，大量占用草地、水域、耕地等生态与农业用地，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压力日益增加，对于区域生态安全带了巨大挑战［9～11］。而主体功能区作为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大战略，在市县层面的精准落地促进了经济和生态的空间协调。为此，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集聚集中的同时，必须保有大量生态空间和限制开发空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同样也有生态重要和敏感的地区，特别是在水源和湿地涵养、生物多样性、农业生产、自然防灾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的地区，在主体功能上作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限制开发区。这些区域限制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将是生态经济最合适的试验场，是提供洁净水气、农产品、休闲旅游品等生态品的供给区。为此，需要科学理解生态经济的内涵、产业形态和空间特征，构建和深化生态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并正确引导生态经济的发展。
2 生态经济内涵
如果说工业文明侧重强调“经济理性”的发展观，将自然依附于经济活动，把资源环境作为工业生产的消耗品。生态经济的思维关键是要跳出工业化的传统认知，在尊重自然生态系统基础地位基础上，充分理解保护自然界提供生态产品能力的过程也是价值创造的过程，树立生态经济同样可以创造财富增加财富的理念;生态经济的发展关键是把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资源和资产，以生态平衡为重点的自然资产价值保存和增长的同时［12］，能够将自然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资源，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化，促进自然财富和经济财富的同步增长。
为此，生态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要义可以归纳为低密度开发，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三低”的门槛。
低密度开发。保存和增加自然资本，首先要维护重要生态功能区，维持更多的绿色开敞生态空间，为此，控制开发强度、降低开发密度是最基本的空间表现。要通过限制和控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空间，保有更多开敞绿色生态空间，不能出现城镇群空间的“水泥森林”蔓延态势。
低资源消耗。不同于工业经济对资源能源的无限消耗带来生态破坏、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的不可持续性，生态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利用自然资源而较少消耗自然资源，特别是要通过生态经济技术进步和制度优化，不断减少和降低土地、水、能源资源等消耗规模和比率，保持自然资本的存量甚至有增量。
低环境污染。生态经济的根本保障，来自于环境的洁净和安全、健康，以维护地区的可持续性。生态经济发展，必须是低环境污染排放，对周边水土气生的污染和破坏是比较小的，这样才能够保持地区较好的重要生态价值、环境质量及其他自然资本的生产功能，保有经济价值化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优势。
以“三低”的门槛为基础，通过生态经济的思维转变、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生态经济区将有可能呈现“三高”的表现特征:高生态环境质量、高绿色财富积累、高向往宜居空间。
高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经济地区的基础在于自然资本，在于生态功能，在于环境质量。这不仅关系着这类地区自身的住居质量和环境吸引力，也关系着周边地区的水气质量和食品安全及生态平衡，是生态安全保障的“净血”、“绿肺”、“绿肾”。因此，通过“三低”的生态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使区域内的自然资源资产必须得到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得到修复、“生态欠账”必须得到偿还，使更多区域拥有碧水、蓝天、净土和生物多样性。
高绿色财富积累。生态经济地区高绿色财富体现在:一是自然资源资产总量不能减少，还要有增加;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原则下，将自然资源资产转化为经济价值，进行的生态经济化的财富创造和积累过程、路径和模式;三是以健康、环保为重点，引导自然和生态资源经济化和产业绿色化的产业链，将有可能创造生态经济累积财富的新增长点。
高向往宜居空间。作为生态环境优良地区、加上生态经济累积财富的特色产业链、带动经济发展和百姓富裕的“双赢”机制，生态经济地区就有可能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宜居幸福指数高的地区，成为理想的养生休闲场所。而且很多环境偏好型产业及高技术产业也将“趋之若鹜”，使之成为更受高技术产业和服务经济欢迎的区域。
3 生态经济的产业及空间形态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对发展生态经济的疑虑和徘徊，在于生态经济的产业形态不能够快速累积财富。科学认知生态经济产业形态及效益，也是深化生态经济方式认知、使生态经济道路不偏离的重要方面。现有的研究对生态经济有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是指基于自然本底，适度发挥社会经济系统的主导作用，以人与自然和谐、经济和环境协调、生态和经济良性循环，构建生态经济体系［13，14］;另一方面更多认为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范围内，运用生态学原理与系统工程学方法改变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尽可能的挖掘资源潜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李周提出生态经济发展要利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的理论，统筹规划重点产业发展，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15］。唐建荣［16］认为生态经济是具有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是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董锁成［17］认为区域生态经济的发展以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生态环境容量为限，实现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对生态经济地区产业发展有以下几点的认同:第一是以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生态环境容量为限，产业发展不得过度增加污染和环境消耗;第二，将生态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作为构建生态经济及产业体系的主要路径。
资本、资源、技术和劳力的组合可以进行“一个经济中的产业和产品选择”。经济开发的各类活动都可以视作工业品和生态品的不同组合的选择结果，由此带来地区收入增长来源和产业结构方式的不同。工业品，代表着工业化进程中土地空间占用较大、资源环境耗竭较大的开发建设活动及产业增长;生态品，代表着降工业化过程中为维持自然生境和生态重要性及生态平衡、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限度而进行的保护性产出行为和生产活动。因此，生态经济地区和传统工业经济地区的产业发展最大不同，可以体现在工业品和生态品的选择及强度组合差异。从建设用地、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容量等占用规模和强度看，从工业品份额从高到低、生态品份额相应增加的产业集聚的相应类型是:重化工业—一般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旅游业)—农业—纯自然保护，总体上也是工业和城镇密集区到生态经济区、农村地区和自然区域的过渡(图1)。也就是说，重化工业具有典型的工业品特征，资源环境消耗相对较大。与制造业的废弃物大规模排放相比，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是相对的清洁型产业，更多的产品是智力型和劳力型的，自然资源的物料投入较少，因此排向环境的污染较少，生态友好性则更为明显，因而兼具工业品和生态品特征。然而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具有较高门槛，既要以制造业为依托，也要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智力支撑，并非所有地区都可以发展得起来。旅游业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自然人文资源的拥有、保护乃至创造基础上;农业虽因大量的化肥、农药使用，会造成一定面源污染等问题，但是传统农业没有改变下垫面土壤的根本性状和质态。因此，旅游业和农业都属于生态品特征较强的产业［18］。
首先，生态经济是一个降工业化的过程和形态，不同于经济大生产、大消耗、大排放的方式，要突出以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为重点推动生态经济化，利用资源又较少损耗资源。农业、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等更容易满足低消耗、低污染的生态品需求。作为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生态服务功能力最强的地区，生态经济区的产业定位一般是生态产品供给的核心区、优质农产品供给基地、生态田园风光旅游目的地等。同时东部地区的生态经济地区，往往已经发展了较多工业，更需要以绿色、循环、低碳为方向改造现有工业，促进产业绿色化的生产方式。
其次，提高生态经济创造财富能力，则必须以健康、智慧、环保为主题，依靠产业融合延伸生态经济产业链，来提高附加值。比如农业，可以构建“从田园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有效串联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分拣、加工、物流、销售等环节，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比如旅游，发挥山水田园林特色及乡愁记忆，培育以生态体验、美食享用、水田观光、乡村度假、养身养老为主要产品、“游、食、娱、休、养”为一体的田园休闲旅游业，打造一批极具吸引力和品牌效应的精品旅游线路［19］。更者，生态经济地区，要为更大范围的区域提供洁净水源、空气和土壤以及生物多样性，虽然这样的生态品无法通过市场去交换，但可以通过政府代表百姓进行购买，即通过生态补偿方式维护水土气生的生态品的供给。
选择以生态经济为发展战略的地区，一般是生态重要且敏感的区域，这样，以生态品呈现的生态经济的空间形态，不同于工业化高密度集聚空间，更多体现为点状开发、开敞保护的地景格局，以保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此，生态经济发展需要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多规合一”的要求，基于空间开发程度与本底条件，科学划定生态、农业、城镇三类空间，强化空间用途管控，保护并适度增加生态空间，稳定农业空间，严控并调减城镇建设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空间管控“底线”，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20］。
4 结语:新方式需要新制度－技术供给
综上而言，生态经济，是一个降工业化的过程，是跳出工业化传统认知，以不损耗或较低损耗自然资源资产为前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继而进行财富创造和积累的永续发展，这一过程既能够促进生态良性循环而使自然资产不断增值，自然财富和经济财富同步增长，真正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这一过程寻求资源化和绿色化产业路径，探索利用而不损耗生态资源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路径;这是主体功能区战略在市县层面精准落地和限制开发区域强区富民的创新探索，是生态经济技术、制度的全面革新，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可以打造东部地区生态产品供给的重要保障区域，实现生态经济和百姓富裕的“双赢”成果，是一种新的发展成果。
这样的一条道路，与工业化的制度环境有着本质不同，需要推进生态经济的制度创新和技术供给，要探索建立以主体功能区制度为核心的行政区分类考核制度和空间分类管控制度，研究实行适应生态经济建设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增强生态经济技术供给，包括有机自然农法及促进产业链延伸的现代农业技术;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资源节约利用技术;发展循环经济、污染物处理、污染排放达标监控技术;土壤修复、湿地修复、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恢复等生态修复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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