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2009 年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指出，在一体化区域内经济是日趋集中，而生活水准是最终趋同的；一体化是一个增加开发密度、缩短联系距离、减少相互分割的过程[1]。目前针对区域一体化评估以国际间区域一体化居多，以投入产出法测度一体化为主，并将结构相似性和联系紧密性作为主要评价指标，方法上依据生产要素服从Zipf 定律的指数分布规律，采用各地区产出实际分布与理论分布的差距[2]，或直接采用比如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区域贸易流量、价格趋同和经济周期趋同等方法[3～6]，也有采用服务业发达程度、政府参与经济程度、经济关系网络来测度[7,8]。但一体化的区域经济集团的空间格局变化始终受到来自市场、政府和公众的无意识的生长与发展以及有意识的人为控制等力量的制约与引导[9]。
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最具综合实力的区域，其本身就是一个地方合作联盟辈出、区域率先一体化的城市群，受到颇多关注[10～1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0～2015》正式提出以一体化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由此标志着自上而下的一体化资源配置开始导入，并与地方联盟一同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作为中国市场化和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长三角地区间发展条件和资本流动差异仍然存在。因此对一体化的测度不能简单用经济水平和结构的相似性进行分析。本文依据世界银行2009年报告，尝试重新建立对区域一体化的评估框架。
1 一体化空间格局的测度方法
一体化的空间格局可从密度、距离、功能分工和分割4个维度进行度量。
1）密度，即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密度，一般指单位土地的经济总量，刻画土地经济产出及收入水平。密度测度指标主要选取建设用地密度、人口密度和经济（包括资本和技术分布）密度及其集聚指数等。其中，建设用地的开发密度采用建设用地比重、城镇用地扩展强度和速度指标，反映土地利用程度，并结合遥感识别的城镇用地变化描述城镇用地空间扩展状态。人口密度主要通过人口密度年均增长量、人口地理集中度和人口首位度来表示，衡量人口空间集聚以及核心城市集中程度[13]。经济密度用地均GDP、经济首位度进行测算，反映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
2）距离，指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和观念在地区之间流动的难易程度，决定了某地理位置能否得到经济密集区的“溢出效应”[14]，与经济密度区距离较近的地区更容易融入有益的互动和交流活动。距离不完全是指数学距离，而是指商品服务贸易和劳务流动的经济距离，受时间可达距离、交易成本、移民成本以及目的地生活质量、就业机会等影响，而且可得信息的减少、社会网络和支撑系统的流失则增加了额外的物理距离，即“心理距离”[15～17]。对长三角距离的测度主要通过综合交通可达性指标和人口偏移增长量来表征。其中综合交通可达性用地区之间平均旅行时间表示，其值越低可达性越好[18]。按照偏移-分享模型，人口偏移增长是指某一地区的人口增长对分享增长量的偏差数额。其值为正，说明该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相对平均水平而言，人口向该地区集聚；其值为负，则说明该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慢，相对平均水平而言，人口从该地区向外扩散。本文采用人口年增长率代替人口总量，以消除人口规模的影响。当增长率高于平均增长率时，为正偏离城市；低于平均增长率时为负偏离城市。
3）功能分工，指在一定范围内不同功能单元的空间组合，突出表现为产业分工与协作。商品、资本与劳动力流动、知识扩散，深刻影响产业空间演变过程。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产业的地区集中率先上升后下降，专业化指数则不断上升[20，21]。分工通过专业化指数和区位基尼系数表征，反映了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及产业在地理空间中布局不均的程度。
4）分割，作为社会政治地理的状态的指示剂，在地区层面上表现为商品贸易、人口、资本和知识流动的阻碍。一体化能够扩大开放，打破贸易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合理配置，加速知识技术扩散、转化，使相邻地区增长良性互动。一体化，需要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联系，形成区域多层次管治[22]。为了缓解和解决地方保护分割、人口流动制度限制、资本和技术的传播障碍等问题，长三角逐步出现了多层次管治机制以协调和促进区域一体化，可作为减少分割的定性测度和描述。
2 长三角空间的密度测度
考虑到一体化发展进程，本研究的长三角范畴仍界定为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等16个核心城市。
从开发密度看，长三角城镇建成区面积由1980 年2260 km2 上升到2007 年7 100 km2[23]。建设用地比重在1985～2007 年间从6.49%增加到10.47%。城镇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指数和速度指数均稳步增长，2000～2007 年比上一阶段分别增长了0.38%、10.05%（表1）。但中心城市（地级市）扩展强度在1995～2000 年微有下降，中心城市扩展速度明显低于次级城市（县和县级市）。可以看出，建设用地扩张重点，并没有集中在中心城市，而是从中心城市开始转向次级城市，由此也带来了用地热点蔓延和拓展的状况。
人口密度由1980 年的642 人/km2上升到2008年861 人/km2，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近6.2 倍；但增长速度逐渐趋缓，1980～1990 年人口密度平均每年增加6.03 人/km2，2003～2008 年每年增加3.14 人/km2 （图 1）。其中如上海和南京等城市人口持续增长，舟山市则呈现“减少-急剧增长-减少”的波动变化[24]。自1990～2008 年，人口逐渐向核心城市集中，且集聚态势趋于明显（表2），人口集中度仍以上海市最高。
经济密度，体现了经济活动在地表空间的排列组合方式和相互关系。2008 年长三角地区地均产值0.405 亿元/km2，年均增长12.79%，经济密度日益增强。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具有明显差异，以上海-南京和沿海一线集中程度最为突出（图2）。2000～2008 年间经济首位度从2.95 下降到2.04，而与人口首位度从1.68 增加到1.82 的态势相反，从侧面说明人均经济水平向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
通过对长三角密度维度的测度可以看出：总体上开发密度不断增强，人口趋于集聚，而建设用地和经济增长是趋于分散，后者与世界银行提出的经济集中的态势不完全一样。这与长三角各地开发热情高涨、经济开发分散的政经格局有很大关系，需要在未来的一体化进程中得到重视。其中，长三角建设用地增长仍然较快，次级城市扩展速度快，城镇用地开发的中心性正在减弱；经济密度不断强化，空间差异与地域集中的特征鲜明，极化程度逐步减弱；人口增长幅度虽逐渐放缓，但仍主要向上海、南京和杭州等中心城市集中，首位度增强。人口与经济、用地变化不同步，也说明城镇土地和产业的空间蔓延趋势增强。
3 长三角空间的距离测度
根据吴威等[18,19]长三角综合交通可达性研究可知：上海因其“门户”优势可达性水平最高，距离成本最低；台州、南通、杭州等部分南北部边缘地区可达性较差，距离成本较高。总体上形成了北部优于南部，东部优于西部的可达性格局。这与区域交通主轴分布及城市连绵区的“之”字形格局相一致[18]。时间维度看，可达性总体上升，从1986年的3.87 h 下降为2009 年的1.512 h，下降幅度达到2.358 h，距离成本显著下降。
人口偏移增长率粗略表征“心理距离”。2006～2008 年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显著高于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0.297%、0.870%、0.564%和0.308%，人口向核心城市的流动性较强。而自2008～2010 年上述城市的人口偏移增长速度普遍放缓，其中偏移增长率最大的城市杭州为0.374%，仅略高于2006～2008 年正偏移城市的平均偏移增长率，原有以核心城市的人口集聚开始向次级城市间流动转变（图3）。同时外来人口的迁移速度加快，平均变动率由2006～2008 的25.26%增加到2008～2010 年的44.03%。总体上，长三角地区的人口流动性提升。
总体来看，长江三角洲空间距离明显缩短，极大促进了区域贸易、移民和一体化进程。其中从贸易距离上看，长三角地区的交通可达性显著提高，距离成本下降，区际间商贸流动距离大大缩短；形成“北优于南”、“东优于西”的“之”字型空间格局。从移民心理距离来看，受到交通一体化、政策刺激、目的地区位条件等因素，以及大城市集聚影响劳动力主要向上海等特大城市迁移，且主要以中心城区为主。
4 长三角空间分工程度测度
从各城市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看，上海已经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制造业比重2000～2009年下降11.54 个百分点，而服务业比重则上升了8.77 个百分点；浙江、江苏两省基本呈现“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制造业比重变化幅度不大。此外，南京、杭州等城市也实现了向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转型。
从制造业专业化指数看，浙江省的平均相对专业化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均高于江苏省。1990～2008年浙江省平均相对专业化指数上升了0.21 达到0.78，同期江苏省增长了0.13，2008 年达到了0.53。1990～2000 年各城市专业化指数总体提升了0.14，跨区产业分工不断增强，但南京、泰州、宁波、嘉兴、湖州等2000～2008 年期间的专业化指数有所下降（图4）。制造业二位数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变化来看，集聚趋势减弱；其中1990～2000 年27 个制造业二位数行业中有19 个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上升（表3）。其中集聚最明显的是饮料制造业（0.247）、扩散最明显的为化学纤维制造业（-0.033）；但2000～2008 年则发生了反向变化，除食品加工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及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仍然呈集中状态外，其余24 个行业均为扩散的趋势，并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扩散最为明显。这表明，随着一体化的进一步提高，地区产业的极化效应弱化而扩散效应开始显现，许多城市更趋向于制造业多元化的发展。
同时，随着服务经济发展，服务业内部分工也初步显现，多数城市以分配性服务业为主，都在35%以上；而上海、杭州、宁波、南京和苏州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占据主导地位，分别达到51%、44%、40%、36%和39%，就业比重均超过20%。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主要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市中，消费性服务业在各市分布差异不大，而分配性、社会性服务业介于其间。
分工程度的测度表明，长三角已形成一定的专业化分工协作，随着部分制造业移出上海，上海与江浙之间总体上形成了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工。制造业在2000 年以前以极化为主，之后扩散。服务业地区专业化更为明显，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增加并形成高等级城市集聚态势。
5 长三角空间分割状况测度
多层次区域联盟与合作的管治状况可以定性描述区域分割状况。近年来，长三角积极探索一条适应多中心城市区域[25，26](PUR: polycentric urbanregion)发展的新管治模式。在协作组织尺度层面上出现了国家、省（市）、城市和县等多尺度的区域管治。国家层面上，区域管治主要表现为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省（市）层面上，如自2001 年起举办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地级市层面上，城市自发建立了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南京都市圈发展论坛等协调平台；城（县）层面上，形成了各种跨行政区的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市场利益为纽带的区域管治形式[27]。城市合作缘地也出现了多种模式，如苏锡常都市圈的上级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发起的科层合作，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利益指向而形成的自发城市合作，沪浙间的口岸合作的混合模式等[28]。这些模式将城市政府、非政府部门（NGO）、私营部门和学术精英以一种联系更为紧密、方式更为灵活、内涵更为多样化的纽带联系在一起，推动横向联合的区域协调正在传统的垂直状行政体制外建立起来。
总体而言，长三角区域协调机制框架中，政府仍占据主导作用，但有逐渐向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参与的方向发展，原有的垂直体系向网状结构转变；多层次的协调机制初步建立，合作领域日益广泛，但可操作性不高，很多项目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政府参与性较强，但企业和NGO等自主性不足。区域间协调性不足，仍然存在明显的行政区经济障碍与区际“疆界”问题，区域协调机制仍需进一步突破分割，推进一体化进程。
6 结论
通过密度、距离、功能分工和联系分割4 个维度，可识别经济地理格局及其演变过程，测度区域一体化水平。长三角对人口、资本等要素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开发密度在不断增强，但人口集聚仍以特大城市为主，建设用地和经济增长趋于分散；区际间距离不断缩短，商务贸易和人口流动的时间成本显著下降；大部分地区专业化水平呈上升趋势，制造业趋向扩散，而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更为明显，总体上一体化态势在不断增强。
其中，除市场调节作用外，政府的偏好效用也深刻影响到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刻画：在各地大开发的浪潮下，各次级城市不断加快土地建设步伐，导致了城镇空间扩张、经济极化性减弱；地方政府为了在今后的地方竞争中取得优势，都极力将制造业结构转变为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促使了这些产业的空间扩散。此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人口流动制度障碍、资本和技术传播输出瓶颈等问题依然存在，成为阻碍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的绊脚石。为了解决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长江三角洲区域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出发，对区域管治做出了探索，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和多模式的区域管治网络体系。
需要指出的，区域一体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本文从空间格局的角度出发，通过密度、距离、功能分工和分割4类指标对一体化进程进行了测度，在指标的选取上是否恰当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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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130750）、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KZCX2-YW-339）资助。
作者简介：陈 雯（1967-），女，福建宁德人，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发展和规划。E-mail：wchen@niglas.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