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维理念结构延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形态
从实践形态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其最终归宿还在于促进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的融合，把实践的原发性前提内嵌在现实精神力量的版图。党的十八大报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国家核心意志”、“社会制度属性”和“公民道德原则”三维理念结构。该结构贯通了“价值实体—社会生活—个体德性”的价值生态链条，实现了价值承诺与精神信仰的内在统一，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及其合理性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形态的具体表达。然而，这一结构能否体现以伦理生态视域实现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的生态性整合的理论与实践努力?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形态?仍然值得思索并需着力化解。
三维理念结构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核心价值观的三维理念结构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属性，诞生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维护着自身特有的制度机制及社会经济基础，反映出意识形态的价值承诺与人民的普遍性要求的历史性关联，既具有内在逻辑整体性又在层次上表现出相对独立性。“国家核心意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串联起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出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聚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制度层面的价值内核。“社会制度属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属性”层面的本质规定性与价值目标，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和人类文明发展包括资产阶级优秀文明成果的辩证综合，也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区别西方“普世价值”话语逻辑的体现。“公民道德原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覆盖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新形势下个人层面的基本价值准则和社会主义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与价值评判标准。总之，三维理念结构“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41]
三维理念结构促进传统文化价值形态的现代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批判并继承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其形态变迁与生成逻辑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形态演变以及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之中，不但具有深层的文化基因，而且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形态遵循“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一体化发展路径，构筑起较为普遍的文化认同与心理根基，强化对德性人格塑造的内在取向，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由“家国一体、由家及国”型构的“差序格局”社会层级结构使得文化价值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或某批个体的道德性，这是传统文化强调德性的社会结构性根源。然而，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价值观也表现出内在的结构性缺陷。譬如，在个体与实体之间很难形成一种自然的非反思性的同一性，甚而缺乏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及其相关的制度体系培育。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出现了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相对分离与独立，社会公共领域的价值分裂现象日趋频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个人层面提出了明确的价值目标和要求，彰显出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的特点，深藏着传统文化价值形态实现现代转化的蕴意。
三维理念结构坚持并反映“国家核心意志”。这种创造性概括能够在实践中强化意识形态自觉，体现意识形态功能作用发挥方式的现代性转变的必然要求，推动传统文化精神价值形态的现代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策应了这一实践转型并获得了与之相匹配的基本内涵。作为意识形态内核与国家核心意志集中体现的经济、政治纲领，只有与文化要素和道德规范力量相渗透才能有效发挥自身功能，因而需要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公民道德建设、社会建设的整合，以及公共领域及公共理性批判精神的现代建构，有序推动并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民教育体系、社会组织建设、公民道德建设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建设的内在统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表达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政治信念、社会理想与国家核心利益，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精神与国家意志。在利益价值主体多元化以及个性自由得以彰显的现代社会，如果说，国家意志必须转化为个人意志并通过个人意志发挥作用才是最有效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需要适应当前意识形态功能作用发挥方式的现代转型，摈弃“唯意识形态论”的政治工具主义，结合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转向、感性化与生活化等特征，探索与创新实现价值认同内在化、情感化与大众化的内容、形式与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把国家核心意志、社会制度属性与公民道德原则三个层面的结构统一起来，把权威性评价与公众性评价结合起来，有利于克服与转化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性悖论，引导人们在“构建自身人格的过程”中形成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在“整体安全体系的关系中”消除个体的“焦虑”，[42]从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中实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意识形态先进性与大众性、伦理实体与道德主体、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之间的关系自洽，拓展价值观实践创新的广阔空间。
三维理念结构延展并丰富了“社会制度属性”。这种创造性概括着力在价值生态视域中实现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相统一的关键环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出发点，确立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与人类基本价值诉求互动发展的基准线，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信仰性认同乃至自觉运用，不仅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在“社会制度属性”方面的基本要求，而且既体现现代性社会的文明发展成果又与西方的价值观存在着本质区别。作为“普遍性的形式”的概念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实现路径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要求，从而超越那种狭隘的冒充人类普遍利益与共同价值理性的虚妄性，把人类基本价值诉求还原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价值诉求这一实质性意涵，其中贯穿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民主和平等的价值取向，并把人民幸福生活的实现作为一个基本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特征及价值目标的实现条件，尤为注重社会存在的根基在于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并非仅指获得生活资料的行为，而且涉及社会存在结构化的根本力量。这种结构化不仅指经济生活的总体化，而且包括“总体化”对思想意识的影响与建构作用。[43]基于此，马克思以其“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以及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分析范式将“现实的人”置入社会存在的历史境域及发展规律之中，把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与“现实幸福”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确证与实现，并在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中寻求价值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当前，核心价值观及其理性认同危机并不在于价值形式及目标承诺本身，而是根源于价值承诺与社会存在间的差距以及经济与价值领域中社会公正的缺失、权力异化而导致的价值实现及其真实性问题。这些现象与当前固化的“社会结构”相结合是难以解决社会不公正与贫富差距乃至权力异化问题的最深层结构性原因，也是深化改革的结构性障碍。因而，作为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以及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目标承诺的实现，不仅要求国家价值实体作为最高责任主体，而且需要倡导适用于公共生活领域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原则的价值要求以塑造德性主体。
三维理念结构汇集并彰显出“公民道德原则”。在公民道德建设领域，该结构致力于国家制度精神与个体道德主体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利益意识变化与集体意志价值取向的统一，强调以德性人格塑造与伦理实体的结合探索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的精神结合这一目标，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在社会制度及其结构合法性的基础性论证以及德性人格塑造两个方面的能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我国传统伦理文化精神进行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性继承，即通过实体伦理精神与制度价值取向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现代社会生活中多元价值观念的伦理资格与精神基础。如何把握高度分化却又呈现诸多领域重新整合趋势的“社会历史现实”，无疑是对一种现实危险的化解，“不对这个过程进行自觉的调节，各个地区各种文化物质生活方式的趋同化不仅会成为跨文化社会规范的普遍有效性的‘客观根据’，而且会成为用这些规范的普遍性来压抑和取消文化与价值的多样性的‘客观根据’”。[44]公民道德建设正是把国家意志的价值追求与国家伦理需要转化为公民个体意志或追求的实践活动或实践领域，公民道德观念或道德原则蕴涵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广泛认同与普遍实践的内在特性与情感方式，从而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社会主体的共识。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中“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始终存在着个体德性与社会公正或“个人至善”与“社会至善”、“道德主体性”与自然人性以及个体权利意识之间的内在紧张，造成“公共精神”的缺失以及价值论与目的论的现实背离。而缺乏贯通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制度设计的缺失。现代国家进入市民社会领域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核心价值观在社会秩序建构中获得现实性认同。这基于两个构成性要件:一是反映特定的社会基本制度本质并有利于该制度的维护与巩固;二是反映在该社会形态中统治阶级或主体人群的核心利益或价值实现。“一旦国家能顺利将民族主义融入爱国主义当中，能够使民族主义成为爱国主义的中心情感，那么，它将成为政府最强有力的武器。”[45]这展现出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本性与公民价值理性认同相统一的“伦理—道德”生态对于制度伦理精神的诉求，体现出对我国传统文化伦理精神缺失制度设计这一文化实践的反思，以及对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及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建设基本范式变化的深刻理论自觉。然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传统价值观注重人性的道德情感因素这一精神特质及其在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作用，由此可能强化纯粹政治理性主义的理解倾向，难以达成传统文化价值精神中的政治价值与道德原则的真正统一。
三维理念结构反映出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本性。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涵的精神机制和实践本性。它推动了认识向实践的转化，确立了这样的价值共识，即文化自觉与理论“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46]因而，只有通过实践力量才能真正克服价值主客体的对立，并在善与恶等价值观念碰撞中坚持正面引领，建构具有超越性、包容性与统一性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它丰富了社会实践的价值意涵，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深层根基来源于生活世界与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意识形态”关联着“常识层面的世界观”与“思想体系层面的世界观”两个维度，前者构成社会生活的文化途径，作为大众实践的非反思意识与日常实践融为一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维理念结构因其普遍性形式而成为思想体系层面的世界观并具有了总体性意识形态特征，而爱国、敬业、诚信与友善等价值规范，通过与“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相结合而获得提升，从而达致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与总体性，蕴涵在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并将意识形态从“思想体系层面”推广到社会心理这一非反思层面的意识形式，使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构成为两个层次的意识并获得统一，改变大众的精神结构与社会心态，既在价值观的理论层面深刻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内在要求，又在实践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大众化问题。由此打开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基本致思路径。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0—5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46页。
[7]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
[8]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曲跃厚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9]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6页。
[10]刘海静:《论马尔科维奇的“人的本质”概念: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期。
[1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
[12]俞吾金:《从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到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13]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5—296页。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2页。
[16]仰海峰:《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效应》，李惠斌、薛晓源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
[17]《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曹葆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95页。
[18]《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曹葆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9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2页。
[20]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6页。
[21]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22]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
[23]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9页。
[24]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
[25]参见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593—596页。
[26]陈新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价值哲学的角度看》，《哲学研究》2007年第11期。
[27]周琪:《全球化境遇下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路径选择》，《哲学研究》2012年第6期。
[28]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9页。
[29]韩庆祥:《社会层级结构理论———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30]JonElster，MakingSenseofMarx，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473.
[31]罗秉祥、万俊人:《宗教与道德之关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9页。
[32]RuthAbbey，CharlesTaylor，Teddington:AcumenPublishingLimited，2000，p.18.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5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24页。
[36]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1页。
[37]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第91页。
[38]王晓升:《马克思是反(或非)道德主义者吗?》，《伦理学研究》2012年第1期。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6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8页。
[4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2版。
[4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8页。
[43]仰海峰:《从主体、结构到资本逻辑的结构化》，《哲学研究》2011年第10期。
[44]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45]艾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8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