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始，陆大道等学者提出的由沿长江地带与沿海地带共同构成的“T”字型发展轴线[1]被普遍认为是全国地域分工的核心区域。同时，由于沿长江地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在国土开发和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使得沿长江地带的开发、利用及其均衡发展问题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言，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问题的研究进展和趋势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是概念萌动期。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孙尚清在联合20 余名专家、学者对长江开发进行调查研究后战略性地提出，长江综合开发必须由20 世纪50～70 年代的以防洪排涝为主转向以协同、有序推进航运振兴与水利水电开发为主，同时还应逐步建设一条横贯东西、带动南北的“产业密集带”[2]。该研究中提出的“长江产业密集带”可以说是“长江经济带”较为早期的概念萌芽。
二是战略构想期。20 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末，一些专家、学者分别从推动沿长江地带整体和局部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内涵上更为丰富的“长江经济带”概念及其发展战略构想。他们指出，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产业带、资源带、城市带、能源带和财富聚集带，建设长江经济带既是沿海开放战略的重要支撑，又是推动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重大举措，应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以流域为整体，加强长江沿岸地区的联合与协作[3-7]。
三是成果丰富期。新世纪以来至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提出前，学者们开始从内部结构优化、协调发展机理等方面不断丰富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主要包括对长江经济带的空间结构形成基础及其优化、区域经济差异、空间分异的变化过程[8-11]等，尤其是对长江经济带的联动发展、协调发展、协同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12-14]。
四是视野拓展期。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学者们开始从新常态下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的更高视野拓展了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把重点放在中上游地区，通过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和东西部双向开放，改变上中下游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局面，实现长江经济带共同富裕、共同发展[15-18]。
综合而言，随着形势的发展，专家、学者们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问题研究的成果不断丰富、视野不断拓展，且关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均衡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其永恒的主题，相关研究成果有力支撑、指导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实践。当前，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已在通关一体化、综合立体交通建设、产业转移等诸多领域取得初步进展，并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同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国家的三大重点区域战略，这意味着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将进入加快制定和实施阶段。
从宏观上确定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核心就是要根据社会经济所处阶段和水平，正确处理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均衡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此，笔者在剖析长江经济带的演变历程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战略构想上提出新常态下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均衡发展关系的新走向及其实现路径，以便为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提供参考。
一、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发展格局的演进
2014 年9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将长江经济带的覆盖范围确定为包括地处我国东部地带的沪、苏、浙两省一市（以下简称“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地处中部地带的皖、赣、鄂、湘四省（以下简称“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以及地处西部地带的渝、黔、川、滇三省一市（以下简称“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共11 省市[19]。按此范围界定，改革开放后至《指导意见》发布期间，如果以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GDP 以及中西部地区GDP 分别在长江经济带总体中所占比重的变动趋势作为判断依据，则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格局基本可分成低水平均衡、梯度性非均衡和调整中趋衡三大发展阶段（参见图1）。
（一）1979～1991 年低水平均衡发展阶段
1979～1991 年期间，在不平衡区域发展战略主导下，国家在生产力布局上的东倾政策使得沿海地区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但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上海，由于一直停留在以国有制为主的传统经济体制内裹足不前，经济转轨相对滞后，导致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的总体增速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其GDP 在长江经济带总体中所占的比重，相对稳定地保持在低于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约15-18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生产和生活较为封闭，道路等跨区域性基础设施水平较低，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十分有限，其发展格局总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静态的低水平均衡发展状态。
（二）1992～2007 年梯度性非均衡发展阶段
1992～2007 年期间，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带动下，长江经济带逐步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度发展格局。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的重大决策，指引着长江开发开放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但由于空间距离较远、基础较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浦东开发开放对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较为有限。虽然中央政府针对沿海和内陆地区不断扩大的发展差距，提出了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形成了由“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东部率先发展”等四大板块共同驱动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进一步开放了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黄石、宜昌、万县、涪陵等沿江城市，并设立了成都、重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总体而言，相对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导致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前者的GDP 在长江经济带中的比重逐步提升直至超越了后者约3 个百分点，长江经济带自东向西呈现出显著的梯度性非均衡发展格局。
（三）2008～2014 年调整中趋衡发展阶段
2008～2014 年期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外向度高、要素成本上升、环保压力提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并开始出现低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格局。中西部地区则因受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的持续支持，经济发展基础和条件逐步改善，再加上国家为实现“稳增长、促内需、调结构”等目标而赋予了中西部地区许多新的政策支持，比如，国务院先后主导发布和批复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的批复》、《关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批复》、《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同意设立重庆两江新区的批复》、《关于同意设立四川天府新区的批复》，等等。这些都有力增强了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能力，导致其GDP 所占的比重开始持续增加并最终超过东部地区，2013 年约超过东部地区近9 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增长极已出现了一定的空间调整，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格局正逐步趋向新的均衡。
二、新常态下长江经济带发展格局的新走向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和特征：在发展速度上正阶段性地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结构上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在发展动力上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在发展方式上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这些新的态势和特征表明，我国经济正在向结构更合理、分工更复杂、形态更高级的阶段演化[20]。为了充分发挥好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和回旋空间大的优势，确保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合理区间，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必然要求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做出适应性调整。其中，作为当前国家三大重点区域战略之一的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就应在充分考虑各地区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各异、能量等级有别的基础上，从全国乃至全球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谋略，将现行梯度式推进色彩较为浓厚的“调整中趋衡”发展格局加快转向协同性特征更为明显的“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
（一）协调性均衡发展的提出
国家区域发展方针的调整。新常态下国家确定的区域发展新方针为协调性均衡发展新格局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常态，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2014 年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区域发展方向，即在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同时，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这是新常态下指导长江经济带加快发展的新方针，蕴涵着明显的协调性均衡发展思想。
中国经济支撑带的延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支撑带由沿海向沿江内陆的新拓展为协调性均衡发展新格局的提出赋予了内源需求。经过30 多年来的发展，东部沿海发展轴线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较为坚实的支撑带，而沿长江轴线的整体发展水平与其战略地位尚存在较大差距，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在中西部地区基础性条件已基本得到改善、地区间要素资源流动日渐加快的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以形成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为导向，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充分挖掘中西部地区广阔腹地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有力推动国家区域结构和内需结构等的优化。
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的建设。新常态下推动形成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为协调性均衡发展新格局的提出提供了外源支撑。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加紧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对新常态下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长江经济带和其他经济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依托黄金水道，它不仅可以将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连接起来，还可以向东、向西分别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起来，形成开发开放新局面。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协调性均衡发展，深化向东开放，加快向西开放，扩大沿边开放，充分用好海陆双向开放的区位资源，在促进自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同时，也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二）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基本内涵
由于各地时空背景、基础条件和发展潜力等客观因素的差异，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均衡与非均衡的矛盾关系，伴随着它们间的交替演进，区域系统不断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化[21]。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大致会经历“低水平均衡→非均衡→高水平均衡”的动态发展过程。为了确切证明这种演进过程，1965 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利用24 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描述经济增长与区域均衡发展之间关系的“倒U 型理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区域间差距将会扩大，倾向于由低水平均衡发展转向非均衡发展；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同地区间的非均衡将日渐稳定；当达到成熟阶段时，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差异渐趋缩小，体现为由非均衡转向高水平均衡。
虽然由于“倒U 型理论”忽视了区际差异缩小过程中政府的干预作用而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如果不考虑引致“倒U”型波动的因素，仅从数据的变动趋势来看，若以1979～2013 年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GDP 所占比重与中西部地区GDP 所占比重的差作为时间序列数据，利用二阶多项式拟合其变动趋势线（见图2），则大致可以判断，当前长江经济带各地区间的非均衡关系已逐步趋于稳定，基本达到了“倒U”曲线的顶部，正处于走向新的更高层次均衡的起步阶段。这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均衡，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水平、低效率、地区间缺乏交流合作的分散式、静态型均衡不同，它是在区域协调发展理念指引下形成的一种地区之间经济交往密切，空间相互作用程度大，发展中关联互动、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高水平、高效率、共生型均衡，即“协调性均衡”。
协调性均衡发展作为一种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是一种以创新驱动为新动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以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成功也付出了巨大代价，那就是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过度透支[22]。随着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资源和环境压力将日益加剧，单纯依靠各地采取传统的资源要素互补式合作来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面临严峻挑战，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开发应着眼于提高各地的创新能力，走创新发展互助式合作之路[23]。推动形成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就是要使经济发展由低水平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高水平的创新驱动，通过跨区域技术转移和技术合作，使长江经济带发展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更好地促进自主创新成果在全流域推广。
协调性均衡发展作为一种高效率的发展格局，是一种通过全流域的协同融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发展格局。新常态下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强调通过地区间的规划对接、产业联动，推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与协同发展，建立起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全流域现代市场体系，不断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区域分工，增进优势互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发展潜力。推动形成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就是要合理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调节作用，既从空间上促进区域单元之间形成融合发展态势，又从发展内容上促进区域单元内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之间、港产城之间、城乡之间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形成融合发展态势，促进资源在更宽广领域高效率实现优化配置。
协调性均衡发展作为一种共生型的发展格局，是一种各区域单元之间在通过空间相互作用结成共生关系基础上由非均衡逐步转向均衡的动态发展格局。在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等新发展观指导下，新常态下的地区经济发展将从一味追求GDP 增长而牺牲自然、生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区域共生发展模式，各地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将更加注重加强协作共生、互利共赢、形成合力。推动形成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并非是指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间绝对的平衡发展或者预先设想一个静态的目标，而是更强调一种各地区间、各经济主体间以及人与自然间在形成互利共生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可持续发展，不断增进区域经济各单元间的共生价值。
所谓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新格局，就是指以科学发展观和区域协调发展思想为指导，以新常态下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为目标，以推动不同区域单元之间和同一区域单元内部形成融合发展态势为抓手，以促进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互利共生关系为根本，将区域内分散的经济社会活动有机地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辐射引领作用，有效激活中西部地区潜在的经济活力，不断提高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整体性和联动性，形成东中西部之间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发展格局。
（三）协调性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转型等一系列新趋势、新状态下，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形成协调性均衡发展新格局，能够从多方面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
有利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推动形成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有利于充分发挥黄金水道的串联效应，在长江上中下游构建起贯通的综合立体交通运输网络，推动沿江产业结构和布局优化，培育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产业集群，促进沿江城市群联动发展、互动协作，撑起我国三大地带发展的重要骨架，有效缓解东部与中西部人均GDP 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见图1），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新常态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内河经济带。
有利于打造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推动形成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有利于将当前支持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发展的分散式区域发展战略联动化，进一步增加其科学性、可操作性和联动效率，并和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其他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有效增强不同地区之间的联动效应，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
有利于打造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推动形成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有利于用好海陆双向开放的区位资源，将长江经济带对东部、西部等的开放，以及通过渝新欧大通道对中亚西亚乃至东欧地区的开放连接起来，形成新常态下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通过自贸区建设创新东部地区开放引领模式的同时，加快推动中西部地区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加强与“一带一路”的衔接互动，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的开放合作走廊。
有利于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推动形成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有利于在全流域建立严格的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起跨省域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形成区域联动的环境保护工作格局，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从过去的局部问题提升为流域共同体的全局问题，确保自“三江源”蜿蜒奔腾的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永续利用，走出一条绿色生态的新路。
三、融合与共生：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战略愿景
新常态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形成协调性均衡发展新格局，有助于将长江经济带相互独立的区域单元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不断增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共生价值。
（一）融合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本质特征
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是区域内相互独立的地区单元、产业部门、经济主体等融合成为一个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等特征的复杂系统的过程，融合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本质特征。作为典型的流域经济形态，长江经济带在历经多年发展后仍未很好地形成一体化大格局，非均衡化、碎片化发展痕迹十分明显[24]。因此，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重要抓手就是要以推动实现融合发展为指向，促进各地在经济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城镇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加强协调、联通和联合，使地区经济在一个更大的区域尺度上提升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
推进融合发展，涉及多个领域，既包括以长江经济带东中西一体化发展和跨江两岸同城化发展为主体内容的不同区域单元之间的融合，也包括区域单元内部的“四化”融合、港产城融合、城乡融合以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机融合等等。总之，推动形成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首先要求各地区之间和各地区内部在交通、产业、城镇、生态、生活等多方面展开规划协调，从战略层面上共同推动各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实现融合发展。
（二）共生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价值取向
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就是要促进区域经济共生发展。所谓区域经济共生发展，是指以实现不同区域单元间和谐共生的共生价值为目标，以推动形成互利共生关系为核心，以区际、代际、生态、发展、制度等共生资源为主线，以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为模式，促进各区域单元之间在共生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共生意愿和行为，最终形成经济共生体和生态共生体。[25]区域经济共生发展的内涵可以解构为这样的逻辑架构，即“共生利益———共生资源———共生价值”。其中：共生资源是区域经济共生发展的源泉，共生利益是区域经济共生发展的动力，共生价值则是区域经济共生发展的目标。
推动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就是要促进区域内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生态之间，以追求共生利益为动力，以共生资源利用方式对区域资源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综合开发和利用为原则，以兼顾实现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共生价值为追求目标，将长江经济带各单元之间从被动的他组织融合行为转向主动的自组织共生行为，构建起科学、合理、互惠的地域分工、地域运动和地域组织管理体系，恢复曾因行政区划而被切断了的资源共生本性，使各单元之间不断消除区域内耗，持续放大共生乘数效应。
（三）长江经济带走向协调性均衡发展的战略架构
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战略架构总体上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在战略手段上，以推动在空间整体上及各地发展内容上形成融合发展态势为抓手，将长江经济带内分散式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联动化，进一步增强其科学性、可操作性和联动效率。比如，在空间整体上，既要将分散的东部率先、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串联起来，促进东中西部一体化贯通融合，又要通过实施跨江对接举措，促进沿江两岸地区同城化融合发展。同一区域单元内则要加快推进“四化”、港产城、城乡等的融合，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二是在战略目标上，以推动形成互利共生关系为根本，促进各区域单元之间在共生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共生意愿，促成共生行为，形成共生资源，实现共生价值。三是在对外战略上，要加大支持长江上游地区向西开放的力度，加快形成长江经济带东西双向开放的新格局。通过以上三个层面战略架构的推动实施，有效促进长江经济带由当前的分散式、单向开放下的松散型梯度发展格局加快转变成融合、共生、双向开放下的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如图3 所示）。
四、促进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新常态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需要以融合与共生发展为导向，从协同推进长江水运能力提升、联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等方面加快建设步伐，大力提升沿长江轴线在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一）以提升黄金水道运能为核心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
充分利用长江水运成本低、运能大、能耗少的优势，构建起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水路、铁路、公路、民航、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发展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为上中下游协调性均衡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以此为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东中西三大区域联动发展，促进上中下游要素合理流动、产业分工协作，使下游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与中上游地区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的优势有机结合，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上中下游良性互动、共同繁荣的经济带。
（二）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营造有利于吸引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环境条件，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区的大学、科研院所、大企业以及国家级园区等丰富的科教资源，积极组建科技创新战略联盟和协同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充分激发国有、外资与民营企业三大创新主体的积极性，让三大创新主体在科技创新战略中优势互补。推动长江经济带建成以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为主体的创新型沿江产业密集带，提升长江经济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三）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以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跨区域城市群为主体，以黔中和滇中两大区域性城市群为补充，以沿江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注重规划衔接，促进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部的分工协作，形成城镇布局和形态优化的经济体系，使得各地区在城镇功能定位和产业经济发展方面合作共赢、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方面共建共享、在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统筹协调，充分挖掘城镇化对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
（四）以东西双向开放为重点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优势
在进一步挖掘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东向开放优势的基础上，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加快向内陆拓展开放空间，通过支持在长江流域符合条件的地区设立口岸、推动中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速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监管创新的制度成果在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复制推广等途径，加快打造中巴、中印缅经济走廊；通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与互动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通过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与互动，开拓东南亚市场，乃至通过东南亚经印度洋，拓展印度甚至是非洲市场。
（五）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共建绿色生态廊道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改变片面追求经济社会发展而忽视资源环境消耗的惯性思维，指导长江经济带始终坚持好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建立健全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制度，统筹江河湖泊丰富多样的生态要素，构建以长江干支流为经脉、以山水林田湖为有机整体，江湖关系和谐、流域水质优良、生态流量充足、水土保持有效、生物种类多样的生态安全格局。
（六）以融合与共生发展为目标完善区域互动合作机制
首先，要加强国家层面协调指导，筹划建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体现“公平竞争、利益兼顾、适度补偿、共同发展”为原则，研究提出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的切实举措，共商解决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其次，要充分发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以及环境保护部华东、华南、西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等机构作用，协同推进长江防洪、航运、发电、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再次，要对现有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加以重构，通过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建立区域信息共享平台等途径，构建起地区间的更为完善的综合协调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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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成长春（1957- ），男，江苏射阳人，南通大学党委书记，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EYC008）；江苏省社科联“十三五”规划项目（14SSL099）
